沙利文的這次「交底」　揭示了美國對華「新戰略」│專家有話說

在今天世界格局下中美雙邊關係是各方高度關注的一組雙邊關係。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Jake Sullivan）此次演講的背景是他與中國外辦主任外交部部長王毅在曼谷進行了第三次交流。在這次演講的問答環節中，沙利文明確表態，經過三次交流，中美之間的溝通和對話正在進入這樣一種狀態：事先雖會準備一些談參（即會談參考資料）和談話要點，但是在對話中這些便會被放在一邊，而是進行戰略溝通。

作者：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沈逸

換言之，此類交流是中美之間就對外戰略進行交底的對話。這種交底有助於對各方的立場、觀點、某些政策背後的真實意圖形成準確的認知，避免誤判與基於錯誤的認知和不當的理解的不必要的摩擦與風險。同時意味着中美關係正在進入一種中美兩國日趨以平等的方式去展開對話的新階段。

從美國的角度上來說，在沙利文的講話中重申了美國之前的一個認識：在美國看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意圖、有實力對國際秩序進行重塑。這裏的國際秩序特指美國在二戰結束以及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以後構建的以美國為核心的霸權秩序。

在美方看來，中國是試圖重塑秩序的挑戰者，而就中方來說，美國構建如此秩序時，並未考慮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的合理的核心利益，所以這套秩序必須要進行調整。其原因不是中方對美國有意見，或者試圖取代美國，亦或者要推動改變美國的國內制度，而是中國的國家利益發展使然。

比如說台灣問題，對此美國有一套它的安排，通過所謂的「與台灣關係法」，列根政府對於台灣的所謂「6點保證」等加以體現，核心無非是要干擾中國的統一進程。在這類問題上雙方一定是有爭議矛盾和摩擦存在的。

從中國的角度上來說，我們需要在實現自身國家利益的同時，以更加精確穩妥的方式，盡可能減少成本，降低風險。而站在美國的角度，它就會把中國視作為對於美國國際秩序的挑戰和重塑。如此大背景下，中美之間構建一條雙邊對話通道，進行坦誠直白而具有建設性的溝通和交底，對於中美雙方的關係無疑是至關重要的，這也是中美關係日趨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

具體關於美國拜登（Joe Biden）政府的對華政策，沙利文對此有一個比較清晰的表述。這個表述可以看作是在經歷了4年左右的拜登的第一任期之後，美國這屆政府對於對華戰略的系統性總結。其基本特點就是：中美關係需要一套新的戰略，並且這套新戰略需要具有某種延續性，而拜登政府並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對話新戰略，但是形成了三點基本的認知。

第一，他不會走特朗普的路線。所謂特朗普（Donald Trump）的路線就是無限制的全面對抗和摩擦。他認為這套政策最大的風險在於它會導致中美關係因為一些不必要的原因與意外而引發全面衝突，甚至是衝突的失控——今天中國的實力已經發展到了一定程度，和中國發生一場全面衝突並不符合美國國家利益。

第二，沙利文明確表達，美國拜登政府並不願意回到特朗普之前的美方構建的中美關係傳統框架中。這個傳統框架中的一個核心點，也是此次講話中引發各方普遍關注的表述，就是沙利文承認在過去幾十年的時間裏面，美國或明或暗地嘗試用各種方法對中國進行改變的意圖戰略趨於失敗。

這個表述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2017年特朗普白宮戰略顧問班農在離開白宮後提到的一個觀點：1972年中美破冰之後很長一段時間，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有一個基本的前提和假設，通過跟中國的接觸可以實現對中國政權的更迭，並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

當然為了避免誤會，我們也要明確，不要認為美國政府有一個跨黨派的長期延續的所謂對華戰略，很多時候美國的對華戰略和政策具有非常明顯的刺激和反應特徵，它和美國國內政治、美國國家利益以及中美雙方力量對比等因素密切相關。而中美關係的一個顯著的特點是雙方的力量對比持續變化。在中國實力整體性提升過程中，美國對中國實力強弱的認知也不斷變化。

所以至此，沙利文做了一個總結：美國現在清醒地意識到，就目前的態勢而言，美國試圖要通過跟中國的接觸去實現對中國的改變，無論方式是明是暗，統統趨向於失敗。

第三，沙利文明確指出，美國承受不起，也做不到在不與中國打交道的情況下構建一套戰略。換言之，它沒有辦法簡單複刻與蘇聯基於遏制的冷戰式的戰略。中美之間的新冷戰並非美國沒有意圖，而是經過了特朗普與拜登政府的一系列實踐與嘗試，從實踐效果上顯示趨於無效。

那麼現在拜登政府的戰略是什麼？可以理解為一種漸進主義的修補型的條件反射式戰略。這個戰略基於對於中美關係現狀認知，用布林肯的話來講，這套戰略包含三個支柱：一是投資美國自身，二是發展美國和盟友的關係，三是與中國進行競爭。

所謂與中國競爭，美國又試圖實現兩方面的目標：一方面，對於那些它認為對中國實力增長至關重要，並對美國構成實質性的威脅衝擊和挑戰的領域進行全面的遏制，集中聚焦在高科技領域。拜登政府的「小院高牆」策略，從先進制程晶片到先進人工智慧相關，對中國進行制裁，這也被認為是拜登政府的重點。另一方面，拜登政府有嘗試追求避免在此過程中走向全面的摩擦和對抗，試圖保持跟中國的對話。

在過程中，其實沙利文並不能提出美方的一套完整的戰略論述，但是他描述了美國選擇的三個特點。

第一，美國沒有興趣重建它認為已經過時的結構和機制，也就是所謂重回特朗普之前。這對於中方來說，很多研究者和分析人士都提及的比較良好的樂觀的預期，即通過有效的溝通方式推動中美關係進而回到良性的正常發展軌道，其實已經行不通了。

第二，不會為了對話而對話。美國嘗試每次對話都能夠達到某種實質性的成效，最終導致中美關係現在呈現一種兩分的局面。一方面，在宏觀戰略上，美國壓制中國的意圖和嘗試正在變得日趨明顯；而在工作層面，美國會積極地與中國進行溝通和對話，形成一系列功能性的議題，比如共同應對芬太尼的擴散以幫助美國國內解決毒品氾濫等問題，還有以氣候變化為代表的全球議題上，尤其是在人工智慧安全治理為代表的新鮮議題中，與中國進行合作。此類對話不僅在專業領域具有重要的實質性意義，同時對於中美關係來說，也具有某種重要的象徵性意義。

第三則是中美兩軍之間的對話和溝通機制，保持中美關係處於戰略穩定狀態，避免由於不確定性、突發事件和意外風險等刺激而出現某種失控的局面，這在美國看來至關重要。

由此可見，拜登政府為中美關係設置的是一個相對有限、狹窄而清晰的功能性目標，不謀求中美關係在戰略上實現某種破局，而是避免在拜登政府任內中美關係走向失控和全面的衝突。這種拜登式的對話戰略從美國的外交決策上來說，它屬於某種典型基於漸進主義的外交，可以理解為裱糊、湊合、維持。不管我們是否滿意，至少這是目前拜登政府的核心團隊對於中美關係的認識和理解。

從中美關係整體發展角度而言，美國的霸權進入到了它也未知的航段，它才開始逐漸意識到一個客觀的現實：中國是一個美國前所未見的獨特的對手，它和美國之間存在非常明確的經濟相互依存關係，美國沒有能力擺脫這種經濟相互依存關係。它可以對中國進行局部的約束，但這種約束在深層的經濟規律作用下，導致經濟客觀上的負荷相互依存非但沒有減弱，還以另一種更加微妙的形式深化與系統化。

美國試圖降低對於中國的過度依賴。從實踐效果上來說，美國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效果都不好，它所能達到的最直白的外部顯示效果是促成了產業鏈的調整。但是這種調整在一定程度上只是生產環節的延展。從中國出產的產品轉換成了另一種在美國現有戰略框架下能夠通過的新型產品。比如墨西哥以及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它們只是承接了一些原本位於中國大陸的的生產環節，但產業鏈並並沒有實質性的擺脫中國。

今天的美國知道自己不要什麼，它不希望看到中國的高速發展對美國霸權的衝擊和挑戰；也知道自己要什麼，它要維繫並持續提升美國自身內生的發展性動力，確保美國在跟中國宏觀的總體的戰略競爭當中繼續保持相對的優勢地位。但它不知道戰略上如何一勞永逸地實現這一目標，只能採用大量國內政策，在具體的前沿功能性領域進行有限的調節。

在此過程當中，美國政府面臨的第一個核心缺陷，就是政府能力的相對不足，甚至是有效供給的絕對不足。美國可以出台一系列政策，這些政策的目標清晰，但路徑並不清晰具體，效果甚至可能是完全偏離的。

舉例而言，2023年中美在半導體先進晶片領域展開的競爭，美國試圖通過晶片與科技法案，實現晶片製造業向美國本土的回流，而廠房的施工卻落後於預期。其原因不是中美競爭，而是美國國內結構性的特點：美國的工人在生產建設先進廠房的技能和技術上滯後於現實的需求，無法滿足預期。

第二，受到美國國內政治的干擾，拜登政府聚焦於工人階級，以保障美國工人工作崗位為核心的所謂中產階級的外交戰略，決定了它無法遵從客觀經濟規律，採用最具比較優勢的方式實現自身的戰略目標。

第三，美國的產業結構和政府據其戰略需求而要推動佈局的產業政策，其與所需的政府關鍵能力之間存在明顯的鴻溝，它並沒有辦法將戰略上所規劃出來的目標落到實處。

第四，美國政府顯著受到了美國選舉政治的干擾。目前，晶片與科技法案在它的補貼問題上，越來越明顯地成為讓壟斷的平台企業獲得政府優勢補貼和的工具，而對於真正需要補貼和政府支援的美國中小企業來說，它所能獲得的實質性補貼的力度遠低於預期，其產生的創新推動和產業引導效果也會遠低於預期。

同時，此類法案的政策目標已經發生了微妙而重要的偏轉。它從聚焦美國先進晶片產能的重塑轉向服務於選舉政治，尤其是拜登政府2024年總統選舉需求的資金募集和就業崗位創造目標，而其過程中，甚至出現了讓人哭笑不得的現象。

比如被反復強調的就業崗位創造，拜登想當然地認為可以引入10周快速速成培訓機制，把晶片產業的門外漢變成先進制程流水線上的熟練工人，而這在實踐當中其實是做不到的。那些能夠滿足這種目標的晶片廠所生產的晶片，並不是美國政府整天掛在嘴邊的先進制程晶片，而僅僅是停留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到21世紀初期的水準，無法滿足中美之間的晶片領域的戰略競爭需求。

從數值上來看，拜登政府包括沙利文在列舉晶片與科技法案取得成效的時候沉迷於紙面資料。比如說它創造的就業崗位，帶來的價值衍生創造，是建立在企業填寫的申報書的基礎之上，而這些申報書資料是為了獲得補貼。換言之，所有這些成效都不過紙上談兵，而並沒有走向實踐。

在實踐中，美國國內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結構持續，在包括先進制程晶片在內的各個領域，對美國自身提升製造業回流產生了實質性的負面影響，而迄今為止，拜登政府仍然未能拿出實質性的方案解決這些負面影響。這也反過來解釋了為什麼沙利文說拜登政府沒有可能拿出一套全新的對華戰略：深刻根植於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的結構性原因，制約了美國形成一套全新的對話戰略，決定了拜登政府的對華戰略具有顯著的臨時過渡和轉換特性。

而從中國的角度上來說，對於中美關係進入新階段，一個非常重要挑戰與考驗，就是我們的認知與心理也要做出相應的調整。這種調整要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建立在對於中美關係中的身份認知和長期、系統、準確的理解和把握的基礎之上。1995年，美國國際關係學者約瑟夫‧奈（Joseph Nye）說過一句名言：「如果美國把中國當成敵人，那麼中國就有可能真的成為美國的對手或者是敵人。」

在中美關係中，自1949年以來，每次中美關係身份認知的重大變化和調整中，始終是美國對中國的錯誤認知為中美關係帶來了中美關係負面影響。美國始終未能以一種對等的方式，客觀公正全面的認識和理解並尊重中國的核心國家利益。1949年，中國試圖跟美國建立在對等基礎上的全新關係，華盛頓關上了大門，於是便有了那篇非常著名的《別了，司徒雷登》。

現在的情況同樣如此，並非中國主動挑釁美國的核心利益，而是美國在看到中國成長所產生的恐懼，導致在特朗普政府時期開始對中國實施關稅戰。而拜登政府又試圖以「小院高牆」的名義，在高科技領域對中國進行精准制裁，以對美國而言相對較小的代價實現對中國的戰略遏制。

總結來看，沙利文的講話顯示，拜登政府無意讓中美關係做出重返特朗普政府之前狀態的意圖——也就是我們認為的中美關係傳統意義上的良性健康發展軌道，同時拜登政府又拿不出一套全面徹底的新的對話戰略，所以我們看到的是一套非常糾結而瑣碎甚至在各個部分之間充滿矛盾的、漸進主義的、縫縫補補的、有限調整的戰略。

這告訴我們，我們要做好和美國進行一種非常具有時代特色和歷史背景特徵的新型戰略競爭的準備，而這種中美之間的新型戰略競爭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並對兩國的戰略能力提出深層次的考驗。

當然，最終決定勝敗最核心的原因是何方能犯更少的錯誤，何方可以創造更多新質生產力，在戰略競爭環節中展現出更高的能力，同時也檢驗着雙方外交和戰略決策團隊應對危機突發事件進行有效風險管控的能力。

就目前而言，除了去認識和理解美方的認知之外，我們需要形成一套中美關係的全新戰略。其中的核心特徵是趨向底線思維並做好紅線管理，遵循中國自身發展節奏和核心利益需求，構建並完善對美戰略，展開中美戰略博弈的全新階段。

這個全新階段需要全體關心中國未來發展和自身成長的中國人保持高度的關注與深刻的觀察，也相信在2024年以及未來的時間，我們能夠對中美關係新階段的新特徵、新特點和新規律，形成更加全面準確有效的認識和把握。

本文獲《觀察者網》授權刊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