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解密】學者粉碎Robert Capa神話:說了74年的大謊言

(徐尉晉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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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近日一篇由攝影評論人A. D. Coleman領導撰寫,研究著名戰地攝影師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D-Day照片的學術文章,在攝影文化圈廣傳。文章對這批經典二戰照片的拍攝、刊登和流傳過程,提出眾多具批判性的質疑。

例如:作者指Robert Capa只是在戰事大致已結束後,拍攝清拆阻礙物的軍方工程小組,而非槍林彈雨下於諾曼第搶灘的士兵;研究團隊又稱,事實上,Capa的底片也沒有像流傳的故事般,因水淹或黑房災難而過熱損毀。

到底,Robert Capa D-Day照片背後的真相是怎麼?「01影像」取得原文作者Coleman授權,轉載文章,以下為全文的中文翻譯。)

圖、文:由A. D. Coleman提供,翻譯:徐尉晉、蘇煒然

原文連結
 

我想簡要地介紹一下這個大約在五年前開始的調查。調查由我領導,攝影記者J. Ross Baughman、攝影史學家Rob McElroy以及退役陸軍軍官兼業餘軍事歷史學家Charles Herrick都有出力協助。

簡而言之,我們的調查結果推翻了Robert Capa在1944年6月6日D-Day的行動中,流傳了74年的神話,以及後來菲林遭助手沖壞的說法。如果你稍為熟悉新聞攝影的歷史,或者僅僅對二十世紀大西洋兩岸的文化歷史感到興趣,你肯定會聽過這個故事,因它被重複了數百次,甚或數千次:

• 1944年6月6日上午6點30分(D-Day),當時作為自由記者為《生活》雜誌(LIFE Magazine)拍攝的Robert Capa,隨第一波突擊部隊登陸奧馬哈海灘。

• 他在那裏呆了90分鐘,直至他用光菲林,或是相機故障為止。

• 在那段時間裏,他用Kodak Super-XX 33mm菲林拍攝了72到144張黑白相片,紀錄盟軍攻打諾曼第。

• 第二天返抵英格蘭後,他沒有親自繳交相片,而是將所有菲林通過速遞送到《生活》雜誌倫敦辦公室的助理圖片編輯John Morris手上。

這批菲林包括了進攻之前軍隊登船和穿越英倫海峽的報道、剛才提到的奧馬哈海灘戰役的報道,以及回程中醫務人員救助傷者的的照片。

• 晚上9時左右,菲林終於抵達《生活》倫敦辦公室,黑房負責人“Braddy” Bradshaw卻莫名其妙地向其中一位經驗最淺的同事--15歲的Denis Banks委以重任,讓他沖曬這4卷記錄了極珍貴奧馬哈海灘戰況影像的35mm菲林。

在成功處理完這些35mm菲林之後,Banks匆忙去幫助Morris追趕截稿時間,他心不在焉地關上了本應保持開啟的黑房菲林烘乾機(film-drying cabinet)的門。而令人費解的是,完全沒有人注意到Banks所犯的錯誤。

• 結果,在「僅僅幾分鐘」之後,烘乾機底部的小型電熱線圈,令到封閉空間莫名其妙地變得非常過熱,以至熔化了Capa的35mm菲林的乳劑(emulsion)。

Banks驚恐萬分地通知Morris,Morris趕到黑房「搶救」過後,最終只有11張Capa的菲林倖存下來,而這些相片滿足了身處紐約的《生活》雜誌​編輯,完成該篇無比重要的報道。

• 這個黑房災難使倖存的菲林影像變得稍為模糊,「諷刺地」增加了它們的張力。此外,由於過熱,這11張菲林上的乳劑在底下的膠片上,不可思議地向側滑動了幾毫米,導致影像區域裏見到菲林孔。

Robert Capa, D-Day images from Omaha Beach, contact sheet, screenshot from TIME video (May 29, 2014), annot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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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模範的故事構成了新聞攝影界最有影響力和最持久的神話。故事將一個勇敢的攝影記者塑造出一個孤傲英雄的形象,冒着生命危險去見證人性。但在犬儒或者單純無能的集團力量的擺佈下,將連接着這件世界事件關鍵段落的唯一痕跡,原來是可以輕易從歷史的記錄中被抹除。

Jean-David Morvan and Séverine Tréfouël, “Omaha Beach on D-Day” (2015), cover

此外,它可以說是攝影媒介史上最為廣泛熟悉的故事 — 不僅出現在攝影和新聞攝影的歷史、有關Capa的傳記和其他書籍、小說、圖畫小說、《北非諜影》女星Ingrid Bergman和荷里活導演Sam Fuller等名人的自傳、各種各樣的電影,甚至乎在Steven Spielberg的訪問影片裏,亦提到此故事成為了《雷霆救兵》開首搶灘一幕的靈感來源,更不用說得到各大小媒體的一次又一次地反覆報導。

Charles Christian Wertenbaker, “Invasion!” (1944), cover

這個故事的最早期的版本是在D-Day之後立即流傳,在1944年秋天首次出現在印刷品中;而最權威的講法,則刊在1947年出版的《Slightly Out of Focus》,Capa那充滿了虛構情節的回憶錄裏面。

自此以後,無論是John Morris還是其他人在引用或轉述事件時,永遠離不開Capa或Morris的版本。在每一個關於D-Day的慶祝日子 — 50週年,60週年,較近的70週年紀念日,各大媒體都會重新報導此一故事。

總之,它逐漸成為了一個傳奇。這個傳奇不僅風靡攝影記者、攝影專業人士、攝影族群,也對一般大眾極具吸引力。70年來,卻無人查證這個傳奇真偽。

70年來,儘管其中有許多明顯的漏洞,卻沒有人去質疑這個故事 — 至少管理Capa檔案館的國際攝影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 ICP)的相關人員並沒有這麼做。包括Robert Capa的弟弟兼ICP的創辦人,已故的Cornell Capa;Robert Capa的授權傳記作者和該檔案館的第一位策展人,已故的Richard Whelan;以及承繼了Whelan策展角色的Cynthia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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諷刺地,正是兩個紀念Capa D-Day照片70週年的活動,啟發我們展開調查。第一個,是刊登《名利場》雜誌(Vanity Fair)由Marie Brenner撰寫對John Morris讚美不已的文章。Morris在《生活》雜誌倫敦辦公室擔任助理圖片編輯,為該雜誌進行D-Day報道工作。他在Brenner文章中,再次複述這個Capa、《生活》和D-Day的神話。不久之後,在2014年5月29日,時代公司(TIME Inc.)--這公司在1944年委託及刊登Capa D-Day照片--在網站上發布了一條讚揚這批照片的影片。有人稱這批照片為「偉大的11張」(The Magnificent Eleven)。

這條影片由Magnum Photos,即Capa於1947年與幾個同事共同創立的圖片通訊社(1947年Capa亦出版他的回憶錄)的一個部門為《時代雜誌》為製作。國際攝影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授權使用Capa的照片以製作影片,由居住在巴黎、當時97歲的John Morris提供聲音旁述,就這些事件提供模板化的敘述。簡而言之,這段視頻涉及參與創造和傳播這個神話的個人和體制之綜合力量 -- 我將其定義為Capa聯盟(the Capa Consortium)。

Capa聯盟,Keynote side,©2015 AD Coleman

由於Brenner和《時代雜誌》標準故事版本中的各種元素幾乎完全相同,使J. Ross Baughman感到不合邏輯和難以置信。Baughman作為曾獲得普立茲獎的最年輕攝影記者(1978年,24歲),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戰地攝影師,在中東、薩爾瓦多、羅得西亞等地的戰區工作過;同時作為專門從事此類工作的圖片社Visions的創始人,他也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圖片編輯。Baughman聯繫我,向我查詢可否在我的網誌Photocritic International上,以客座文章的形式發表他的分析。我同意了。

Baughman對John Morris於視頻中的標準敘述抱持懷疑態度,我在為Baughman的分析進行包括事實查核(fact check)和查證來源的編輯過程中,我的「廢話檢測器」開始發出警報。我意識到Baughman的批評提出了更多問題而非答案,需要更多的研究和寫作以圓說,而不是我可以合理地要求他這樣做的。我決定自己進一步探究這些問題。

這讓我第一次沉浸在大量Capa文學作品之中。作為一個學者,我可說這帶來令人意料不及的發現。最即時的震驚,是當我閱到Morris提及這個事件,在網上和實體數個版本--在Brenner’s 2014年的文章、在Morris 1998年的回憶錄、不同訪談、簡介、文章、大量網上影片及Morris有參與的電影中--我意識到,Morris聲稱自己親眼目睹故事的唯一部分,即是在《生活》倫敦辦公室黑房中沖壞了Capa的底片的過程,不可能像他說的那樣發生。

回想起來,我無法理解在這個領域有這麼多人及在職攝影師,不加批判地接受了Morris炮製這個不太可能發生、前所未有的故事,相信在1944年6月7日晚上,Capa的35mm Kodak Super-XX底片上乳劑,在菲林烘乾機中的熔化。

全球任何熟悉菲林攝影和黑房工作的人,都會認為這個故事,表證上已令人難以置信。大概在1944年製作的木製烘乾機中,其線圈加熱器(coil heaters)從未產生高溫。即使短暫暴露於高溫之中,當時的黑白乳劑也不會熔化。由於這種機器的主要功能,是防止灰塵粘附在潮濕底片的乳劑上,所以菲林烘乾機的門,通常保持關閉而不是打開。

任何一個有黑房工作經驗的人,都不會想出這個說法;只有完全不了解相片沖曬物料和過程的人,比如Morris,才能想像出來。令人尷尬的是,在我第一次讀到Capa的回憶錄中那個故事的差不多50年後,我開始對Baughman引起這個題目的文章進行事實查核(fact check)時,才引起我的警覺。

這是在滲透在關於Robert Capa的文獻之中,其中一個重大的謊言。在Capa剛開始從事攝影時,曾在柏林Simon Guttmann創立的Dephot圖片社擔任黑房助理。當他出版回憶錄時,一定知道這說法是不真實的。弟弟Cornell Capa也知道這一點。Cornell最初進入這個行業,也是為哥哥Robert Capa、Henri Cartier-Bresson和David Seymour等人在巴黎沖曬相片,其後他又曾在紐約Pix圖片社黑房工作,再後來又在《生活》雜誌擔任同樣工作,最後Cornell自己才成為一位攝影師。我對這事實遲來的認識,使我提出了下一個顯然而見的問題:如果Capa 的35mm菲林從沒有損壞,那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如果這些人都願意為此撒謊,他們在掩蓋什麼呢?

因此,我們在Baughman初步的挑釁作為基礎,再擴展想法,展開了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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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我發表了研究項目的第74章。(你可以在我的網誌上,找到所有這些內容;獲取Capa D-Day材料的最簡單方法是使用連結capadday.com)這些年來,在閱讀過大量其他人撰寫和提到Capa與其D-Day的報道內容後,我已經對這個故事感到相當熟悉。

在我看來,大部分致力描寫Robert Capa的生活與工作的著作和其他展示形式如電影、視頻、展覽,都只是聖人傳記(hagiography),而不是學術研究。Capa在回憶錄《Slightly Out of Focus》中,對自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經歷的描述,持續地不準確和不可靠,以扭曲的幽默和自貶,來掩飾他在狡猾地抬高自己。Morris在回憶錄中,毫無疑問地重複了Capa在戰爭中的故事,為他受人質疑的「菲林被毀」的故事再添一筆。

Richard Whelan, “This Is War! Robert Capa at Work” (2007), cover

Richard Whelan的著作,被廣泛認為是關於Capa的主要參考資料。書中他只是毫無疑問地簡單引用或敘述Capa和Morris的說法;也許,這是因為這些書本都是由Robert Capa的資產管理者(the estate of Robert Capa)和Conerned Photography基金會(兩者均由Capa的弟弟Cornell控制),以及由Cornell創立及擔任首任總監的ICP等機構所主力及大量贊助、補貼、出版和認可所致。

大部分情況下,書本都是在Cornell Capa謹慎注目下,或在其他Capa聯盟參與者的監督之下製作。關於Robert Capa的學術文獻,幾乎全部均要取得Cornell承認,並且得依賴於有問題的參考文件,或者依賴存放在Cornell Capa於曼哈頓的私人房子中關於Robert Capa的材料,這些材料只有在Cornell同意下才可取得的。因此,它本質上構成了一個受到限制和污染的研究體制,因保護者對其受保護的聖人堅定不移的忠誠,而致命地腐敗。這種定制的學術研究會自然而然地備受質疑。

Cornell Capa, interview with Barbaralee Diamonstein, 1980, screenshot

這堆殘缺的材料的第二個失敗之處,在於它依賴於一個不值得信任且並非中立的來源:Robert Capa時常表現出一種喜愛自我神化的傾向;他的弟弟Cornell,一個典型的「藝術資產承繼者」(“art widower”),有着充分理由去提高他哥哥的聲譽;還有兩人的親密朋友John Morris都一樣,在Capa的D-Day傳奇故事中,都坐擁崇高地位。

只有2002年Alex Kershaw所著未經授權的Capa傳記《Blood and Champagne》,沒有受到Cornell操控而保持其獨立性,但代價是失去了對主要研究資料的採訪許可,並因此只能複述Capa、Morris和Whelan的錯誤信息。事實上,關於Capa的所有內容,包括大眾媒體每五年一次的D-Day紀念日的專題,都毫無疑問地訴說着對Capa有利的神話。

這些Capa文獻有着第三個根本的缺陷:那些「造神」的人(除了Capa本人和他的弟弟Cornell),都沒有直接的、實際的攝影知識,沒有軍事背景(Capa最重要的作品大多屬於戰地攝影的範疇),也沒有分析攝影材料相關的法證技能。他們的贊助人Cornell Capa也沒有鼓勵他們邀請專業人士參與,以彌補這些不足。相反,活用ICP提供的優秀平台和充足資金、接觸主要材料的特權,使他們自願地捏造任何東西,去迎合、討好他們的恩人,並達到他們的目的。

因此,負責任的Capa學者必先要懷疑現存的文獻,並從不受Capa遺產管理人和ICP控制的文件以及相片作品本身着手。這些都是接近Capa的單位無法禁止人們接觸的材料,正是我們這個研究項目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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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我們只能長話短說,總結出我們發現的東西:

Capa是登上了U.S.S. Samuel Chase號武裝運輸艦上,渡過英倫海峽。

• 根據美國海岸警衛隊的官方歷史,當天上午,共有十五波的LCVP(通常稱為登陸艇)離開U.S.S. Samuel Chase載帶着美國海軍陸戰隊前往奧馬哈海灘。幾乎可以肯定Capa確實被分配到美國第一師第16步兵團E連,與George Taylor上校及其手足一起行動。他們是第13波登陸艇的乘員之一。

 該波載員在第16步兵團的9支步槍兵連登陸後一個半小時,8:15分到達奧馬哈海灘的Easy Red區域。我們可以從Capa的影像中看出,有無數的軍隊走在他們之前。

 透過Capa照片中的獨特地標,Charles Herrick準確地指出Capa當時在Easy Red上的位置:濱海科勒維爾(Colleville-sur-Mer)的海灘。第10缺口突擊隊(Gap Assault Team 10)負責清除該區域的障礙物。這個區域存在着可通行的路,使部隊相對容易到達懸崖的頂部。Taylor上校因為對該處猶豫不決的士兵訓話而聞名:「只有兩種人會逗留在這個海灘上,死人和那些即將死去的人 — 現在讓我們迅速離開這裏」,並敦促士兵登上濱海科勒維爾懸崖。
 

Robert Capa, CS frame 4, neg. 32, detail, annotated

• 出於偶然,那個Easy Red區域正是德軍防線中一個縫隙,是兩個相隔遙遠的德國碉堡之間,有效防守範圍遠處的一個弱點。事實證明該處所受到的火炮和小型武器射擊相對較弱 — 這也是第10缺口突擊隊成功在該區清除障礙的原因之一。這就解釋了為什麼,《生活》的文字描述以及Capa後來講法,跟他的圖像出現了矛盾。圖像裏沒有大屠殺,沒有漂浮的屍體和斷肢,沒有丟棄的槍械,也沒有子彈或炮彈造成水花飛濺。這也解釋了為何盟軍很早就突破了該處防線。

• Capa沒有用光菲林,他的相機也沒有故障,海水並未浸壞他的相機或菲林。在他的回憶錄中,Capa最初暗示他在奧馬哈海灘只是拍了兩卷35mm菲林 — 他的兩部Contax II連動測距相機各有一卷,總共72幀照片。到那一章結束時,卻無故增加為「共有106張照片,其中只有8張獲救。」 John Morris稱, 他收到了4卷來自Capa的奧馬哈海灘照片。除了確有實物負片證明的10張35mm照片,我們找不到證據使我們相信Capa拍了超過10張照片。

• Capa在登陸艇的跳板上站了將近兩分鐘,拍攝了前五張照片。在此照片中,我們看到與Capa同行的夥伴攜帶的並不是小型的突擊武器,而是笨重的油布包裹,很可能是他們打算建立的指揮所的無線電器材和其他物資。

Capa身處在納粹元帥隆美爾(Erwin Rommel)稱為「大西洋壁壘」「鋼鐵刺蝟」地雷區前面,拍了第六張照片。他之後處於第10裝甲突擊車後面,又再進行了四次曝光;該軍車抵着海浪,向懸崖上的砲台射擊,包括《The Face in the Surf》在內便是在此刻拍攝 。

• 第10裝甲突擊車出現在Capa的幾張照片的左側,Capa描述了該車輛:「我們的兩棲坦克之一,處於半燒毀狀態」。事實上,它是一輛經改裝的美國坦克,一部「涉水雪曼(wading Sherman)」,並非兩棲型號(防水僅到它的履帶頂部)也沒有被燒毀;後來由Easy Red的其他人員所攝的影像顯示這輛坦克完好無損,它離沙灘的乾燥部分更近,並顯然仍在行動之中。結合第10缺口突擊隊的存在,該車輛後部通風口上的大數字「10」,表明它是一輛所謂的「裝甲推土機」,隨當天上午抵達的清拆工作隊一起登陸。美國陸軍通過在坦克上安裝可拆卸的推土機「鏟刀」,以便在工兵炸毀障礙物後清除碎片。

• 並非偶然,Capa到達Easy Red的時間和地點,與Edward J. Regan、Huston "Hu" Riley的出現了抵觸。兩人先後被傳是《The Face in the Surf》的相中人。這兩名士兵都跟Capa在不同時間,不同的海灘區域登陸。因此,《The Face in the Surf》的真正身份仍然是個謎。

• 在海灘上停留不超過30分鐘,或也許只有不到15分鐘的時間,Capa跑回到登陸艇LCI(L)-94作掩護,直至他在9時正離開。

• Capa聲稱他到達了沙灘的乾燥部分後,感覺驚恐發作,導致他逃離戰區。我們必須考慮他或是患上所謂的「炮彈休克」,或者我們現在正名為「創傷後壓力綜合症(PTSD)」的可能性。但是我們還必須考慮另一個可能性:在那天早上出發之前,Capa已計劃好一有機會就離開戰場,以便及時將他的菲林送到倫敦,趕上《生活》雜誌下一期的截稿期限;如果他錯過了那個截稿日期,那麼登陸的任何圖像都將成為舊聞,這使他在拍攝時的一切努力和風險變得徒勞。

 至少有四名證人可證實Capa身處在LCI(L)-94登陸艇上。前三名是船員Charles Jarreau,Clifford W. Lewis和Victor Haboush。根據Capa的說法,當他抵達LCI(L)-94後,馬上就收起了他的Contax II,之後只用他的Rolleiflex相機工作。其中一張他在這艘船上拍攝的2-1/4"照片,在《生活》雜誌D-Day專題報道中發表,顯示了Haboush正在協助醫生治療傷員。

 

Robert Capa,《無題(1944年6月6日在奧馬哈海灘的醫務人員)。》 來自magnumphotos.com, annotated。用紅色箭頭標示的為Victor Haboush。

• 第4位見證Capa於LCI(L)-94船上的證人,美國海岸警衛隊首席攝影師Mate T. Ruley。Ruley是海岸警衛隊的影片攝影師,被指派從船隻高位拍攝入侵過程,巧合地記錄了LCI(L)-94船隻到達及Capa登岸的同一個地方,並大概在Capa在拍攝10張照片的同時,從與Capa只輕微不同的角度,記錄相同的場景。

Robert Capa,《The Face in the Surf》(左);David Ruley,《frame from D-Day》(右)

• Ruley的彩色錄像,經常出現在D-Day的紀錄片中出現。Charles Herrick向我證實,這些錄像片段描述了Easy Red的情況與Capa身處該地時相同。在影片開首數個鏡頭,Ruley把他的名字寫在導演板上並展示於鏡頭前,讓我們能更加了解他與他的工作。

Robert Capa,中後方,在轉移傷兵期間,帶着相機,從登陸小艇LCVP準們登上USS Samuel Chase。

最重要的是,從這短暫瞬間發現了Capa本人,有一幕他手持着Ruley的導演板,另外一幕,則看到Capa正在拍攝士兵從LCI(L)-9船上卸載傷者。這些是在D-Day拍攝到Capa唯一已知的影片和靜態影像,也是Capa在戰鬥情況中的唯一影像,更是少數拍攝到Capa的彩色錄像。

Robert Capa在D-Day持導演板,登上LCI(L)-94,電影畫面由David T. Ruley拍攝

David T. Ruley以第一身講述他在D-Day經驗的插圖,Movie Makers magazine, 6/1/45

到了中午,戰事已大致結束了,Capa錯過了大部分戰鬥。

他乘坐U.S.S. Samuel Chase號返回英國。

6月7日早上,返回韋茅斯(Weymouth),Capa須等待船隻卸下傷員後,在下午1時左右登岸。他經由快遞,將所有相片發送給《生活》倫敦辦公室的John Morris,而不是自己攜帶以確保其安全,使Morris能夠趕及6月9日上午9時出版的絕對死線。

因此,Capa的底片直到當晚晚上9時才到達倫敦辦公室,使Morris和黑房工作人員陷入危機狀態。

• 除了幾卷120底片,以及他使用借來的Speed Graphic相機於船上拍攝的一些4x5”底片外,Capa還向Morris發送了至少5卷、可能有6卷的35mm底片。

• 當中包括,2卷他於白天在登船時和甲板上拍攝的底片,2卷拍攝軍人在甲板下簡報的底片,1卷(遺失)暮色之中艦隊渡過英倫海峽時於甲板上拍攝的影像,以及10張奧馬哈海灘的照片,加上4張以粗略筆跡寫成的圖片說明。

• 所有這些底片 - 包括所有Capa在奧馬哈海灘上拍攝的底片 - 都得到正常的處理,沒有發生任何事故。存放在ICP的Capa檔案館中的倖存底片,沒有任何損毀的跡象。因此,沒有發生過黑房災難,沒有D-Day的影像因而損失,也沒有照片被「保存」或「拯救」。

• Capa在回憶錄中寫道,當他於6月8日回到奧馬哈海灘,與其他媒體記者匯合時,「一位軍士報稱我已死去,他說看到我的屍體在水面漂流,頸上掛着相機。我已經失蹤了48小時,據官方說法,我已正式死亡,檢查員已發放我的訃聞。」 沒有記者證實過這個故事。沒有這樣的訃聞被刊登過(如是真的肯定會有),所以找不到任何副本,審查日誌上也沒有任何紀錄。這是純粹虛構出來的,很適合搬上銀幕。

那個神話也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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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發現一些其他東西:

1944年6月19日的《生活》雜誌的D-Day專刊,它在6月12日見街,刊登了Capa 奧馬哈海灘拍攝的10張35mm照片中最好的5張。(其他5張,是已刊登過的較平庸的照片。)

《諾曼第的灘頭》,1944年6月19日《生活》雜誌D-Day專刊,Capa的照片。第25頁(細節)

• 報道文字聲稱,「當Capa涉水登上LCI(L)-94時,他的相機已經徹底浸透了。因為某些奇蹟,其中一部相機沒有受到太嚴重的損壞,讓他能夠繼續拍照。」 當然,那不是真的。Capa於6月8日立即返回諾曼第,並繼續使用他由始至終沒損壞的器材。

• 在ICP的Capa檔案館中,並不存在Capa親手為10張奧哈馬海灘照片撰寫的圖片說明文件,估計他沒有提供任何圖片說明。Morris本人必應親自撰寫部分圖片說明,在6月7日晚上急忙地起草,將一組(圖片說明)給予《生活》雜誌,另一組給予了其他媒體,應付Morris的老闆及其他媒體的要求。關於6月19日出版的Capa照片的圖片說明,Richard Whelan寫道:「《生活》雜誌助理編輯Dennis Flanagan回憶撰寫Capa圖片說明及附帶文字時,指他依靠《紐約時報》的背景資料,再憑肉眼所見解讀照片中的具體細節。」

因此,《生活》雜誌D-Day專刊,以非常不準確的圖片說明(用Roland Barthes的話說)「刊登了」(原文:anchor)Capa的照片。後來刊物使用Capa照片時,都依賴這些圖片說明。這些圖片說明,要不是John Morris在倫敦急忙中撰寫的,就是紐約辦公室某人從頭寫起的,內容與真相的距離愈來愈遠。

《生活》雜誌的圖片說明表示,聚集在障礙物周圍的士兵,正在躲避敵人的槍火。這也是不真實的。相反地,我們由他們的徽章中,辨別到他們為聯合清拆小隊第10小組(Combined Demolitions Unit 10)的成員,該部隊是工程特遣隊的一部分,忙於炸毀德軍在水中的障礙物,為即將來臨的登陸艇開道,使他們可以將更多軍隊及物資運上灘頭。

Robert Capa, D-Day 負片 35, detail, annotated

•  該清拆小隊在奧馬哈海灘上的Easy Red區域清理的障礙物,比起其他所有清拆小隊加起來還要多。從許多方面看來,他們拯救了盟軍,並付出了沉重代價。這些工程小組成員的工兵,是奧馬哈海灘上,所有級別部隊中傷亡率最高的群體。Capa未能為這些照片提供圖片說明,使這些工程小組的英雄們在70年來,被人們誤作成因恐懼而被迫躲藏「刺蝟」(編按:德軍布防使用的拒馬)背後的攻撃部隊。

•  我們認識到,任何有關Robert Capa生涯與工作的研究不符合Cornell Capa和Richard Whelan的要求,ICP都會慣性地阻止。ICP拒絕允許英國軍事歷史學家Alex Kershaw,使用Capa檔案館中的任何材料,並拒絕讓其出版商在2002年出版Capa未經授權的傳記中,使用任何Capa的照片。ICP還拒絕法國紀錄片製片人Patrick Jeudy,在2004年出色的電影《Robert Capa l’homme qui voulait croire à sa légende》(法),《Robert Capa: The Man Who Believed His Own Legend》(英),使用任何他們控制的資料。電影上映後,Cornell Capa游說John Morris在法國控告Jeudy,嘗試阻止影片發行,但並不成功。

Robert Capa, “ruined” frames from D-Day, June 6, 1944. Courtesy Wikimedia Commons.

•   我們還發現,在慶祝D-Day70週年時候,Magnum Photos的多媒體部門Magnum in Motion委託了時代公司,創造了一批Capa那些被毀奧馬哈海灘照片的虛假圖片,穿插在2014年5月發佈的影片之中。我們揭發了這種欺騙行為後,迫使《時代雜誌》承認造假並在一夜之間修改了該影片。


(編按:將影片中顯示被毀奧馬哈海灘照片,對比倖存的奧馬哈海灘照片,發現菲林上的缺口刮痕一模一樣,可推斷出所謂的被毀照片,只是透過數碼技術模擬出來,並非真有實物。而事後《時代雜誌》亦在更新影片中補上「PHOTO ILLUSTRATION BY TIME」說明字句)

 

Richard Whelan, “Robert Capa: In Love and War” (2003), screenshot

•  最後,我們發現Capa的授權傳記作者,已故的Richard Whelan關於Capa負片上乳劑移位(以及其他事情)的描述,完全是個謊話而他的繼任人,在ICP擔任Capa檔案館館長的Cynthia Young不僅重複了他的謊言,而且在她自己的2013年著作中抄襲了它。

Cynthia Young, “The Story Behind Robert Capa’s Pictures of D-Day,” June 6, 2013, screenshot from ICP website 2014–06–12 at 11.38.23 AM

 許多攝於20世紀40年代的Capa的菲林 — 不限於他在D-Day拍攝的那些 — 都有菲林孔出現在影像區域裏。這是由於Kodak的35mm菲林匣與當時Capa所用的Contax II相機的設計不匹配所致,並非菲林損壞而成。

上圖: Contax camera loaded with shorter Kodak cassette showing sprocket holes being exposed. 下圖: Capa negative shown with proper orientation as it would have appeared in the camera. Note exposed sprocket holes. Top photo © 2015 by Rob McElroy.

•  由於所有這些菲林及contact sheets一直都存放在ICP的Capa檔案館裏,Whelan和Young必定知道這一點。鑑於Whelan和現在Young先後代表了ICP的官方立場,他們理所當然是世界上最重要Robert Capa權威人士。因此,他們那令人遺憾的準確性,反映了我們這個時代要進行有關Capa的學術研究條件非常糟糕。

Cynthia Young, “Morning Joe,” MSNBC, 6–13–14, screen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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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將Capa的敘述與那場大戰的軍事文獻進行比較,Capa的神話和他的奧馬哈海灘菲林的命運故事就顯得支離破碎。當人們仔細檢查物理證據,即是那些照片和它們的菲林時,這些神話會完全崩潰。

Capa聯盟公佈了故事,並將之神化成為傳奇,其成員因此獲取了金錢上的、人脈上的既得利益,已經自行證明了當中的計算,有組織,表裏不一和自私心態。而其他人,包括著名學者和記者自願地協助傳播,也表明這些作者是懶惰、粗心和不負專業責任。Capa D-Day神話的起源和演變是偽造歷史的典型例子,它強調了個人行為的輝煌成就,分散了我們對集團體制陰謀的注意力 — 信息在到達大眾之前,必先經權力機構過濾,以符合他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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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er Picture Editor John G. Morris tells Christiane Amanpour that Robert Capa’s “lost” images may never have been shot. Source: CNN

我想我們已經提出了一個足夠令人信服的案例,使到沒有人會再次複述那個標準的Capa D-Day故事,至少在複述時不能忽視我們反面論證。畢竟,我們的調查迫使John Morris這位最活躍和最願意發聲的神話支持者在2014年秋季Christiane Amanpour的CNN節目中放棄了神話中了主要部分。就在他100歲生日的前一天,2016年12月6日於紐約時報出版的「Lensblog」文章中以及2017年7月在巴黎去世前的幾個月,Morris再次承認他從未真正看到過任何受熱損壞的35mm菲林;Capa可能只拍攝了十張倖存的影像,他本人亦可能只在奧馬哈海灘上逗留了僅僅夠拍攝它們的時間。

ICP在2016年6月6日,於該機構的Facebook專頁上發佈了這篇文章:「在奧馬哈海灘的D-Day登陸期間,Robert Capa拍攝了四卷35mm菲林,只有11張倖免於難。由於有意外,倫敦一位黑房工作人員破壞了大部分的菲林。」 這個致力於推動神話永久化的機構,由於我的公開踢爆,其後終於不情願地開始向研究人員提供Cornell Capa的論文,也承諾在不久的將來會允許接觸Richard Whelan的論文,以及Whelan十分依賴的,Jozefa Stuart於20世紀60年代起所做過的訪問。


更新:然而,就在最近的2018年10月,Cynthia Young在法國報章《Le Monde》的特刊中這樣說:「Capa在炸彈爆炸和機槍掃射包圈下,在水中拍攝了一段時間。……他預計自己的底片,受水淹破壞,他蹲在海中,憂慮、激動、沾上鮮血。 數星期後,他發現除了10張照片外,所有自己的照片都在拍攝過程中,或在黑房中受到破壞。」 (我的翻譯 -  A.D.C.)

Cynthia Young,《Les deux icônes de Capa》,Le Monde Hors-Série,50張記錄歷史的圖片,2018年10月,第78-79頁

因此,在這個研究上還有很多工作要做。目前,我們的調查已經結束。美國專業記者協會向我們的團隊頒發了2014年Sigma Delta Chi新聞研究獎我們的工作受到很少關注。反之全國新聞攝影師協會官方期刊出版了一篇文章該篇文章充滿了利益衝突,傳媒監管機構網站iMediaEthics因此對其進行了長時間的剖析。我們在國外的運氣較好,這個研究於2015年夏季,在法國廣傳開來,獲得主流刊物及電視的大量報道,也在西班牙、意大利、英國、巴西及其他地方引起迴響。

Vincent Lavoie,L'Affaire Capa。Le procès d’une icône, 2017

對於最近關於Capa兩本書以不同的方式來回應我們的調查,我十分在意。一本是Florent Silloray的傳記繪本,最初在法國出版,現在以英文出版,是(據我所知)唯一一本關於Capa的書,完全省略了倫敦黑房災難的故事。另一本著作,載有加籍法國人Vincent Lavoie,挑戰Capa於1937年拍攝的「Falling Soldier」照片中的思考,書本編者和出版商總結,必須視我們的平衡調查,作為必要的論述。

有勢力機構與個人,用了70年時間的集體努力下,將這個謊言植入我們的文化意識中。顯然地,如果我們希望將這個虛構故事,從新聞攝影和攝影歷史的神話中移除,我們還有許多工作要做-更不用說D-Day神話已愈來愈大,完全編織交錯。至少這個過程已經開始--適逢D-Day75週年紀念日,於2019年6月即將到來。

(以上為2018年3月2日,星期五,在賓夕法尼亞州費城萬豪酒店,舉辦的攝影教育學會第55屆年會上發表的全文。稍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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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 Coleman, 2010. Photo © copyright 2010 by Willie Chu.

A.D. Coleman出版了8本書和2500多篇關於攝影和相關題目的論文。

除了為《Village Voice》,《紐約時報》和《紐約觀察家》撰寫專欄,Coleman為《ARTnews》、《Art On Paper》、《Technology Review》,《Juliet Art Magazine》(意大利),《歐洲攝影》(德國),《La Fotografia》(西班牙)和《Art Today》(中國)供稿。他的作品已被翻譯成21種語言,並在31個國家出版。2002年,他獲得了德國攝影協會的文化獎,這是第一位獲此殊榮的攝影評論家。2010年,他獲得了皇家攝影協會(英國)頒發的J Dudley Johnston獎,以表彰「在攝影寫作方面持續卓越的表現」。2014年,他獲得了攝影教育學會 Insight獎項,以表彰他對該領域的終身貢獻,並在2015年獲得了美國專業記者協會SDX新聞研究獎。

Coleman有一受廣泛閱讀的網誌「Photocritic International」:www.photocritic.com 。自2005年以來,他所策劃的展覽在加拿大,中國、芬蘭、香港、意大利、羅馬尼亞、斯洛伐克、西班牙、台灣和美國的博物館、畫廊和攝影節中展出。最近,一個源於這個研究項目的展覽, Coleman策劃《Robert Capa on D-Day: Unmaking a Myth》 ,於2018年11月,在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斯韋伯斯特大學的五月畫廊舉行全球首展。更多展覽詳情,可電郵給A.D. Coleman:adc@nearbycafe.com

文章版權歸 A. D. Coleman所有,原文首先發表於英語媒體Expouse Magazine、美國Society for Photographic Education期刊,原題為Alternate History: Robert Capa on D-Day,中文標題為編輯所擬,按此連結觀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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