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例風波一周年｜警隊染政治機構色彩　社會學解讀：因管治力量降

反修例風波至今一年，去年6月12日在金鐘發生的衝突，開啟了往後長久的紛亂局面。在過去一年間，警察是全個社會中，被討論得最多的一個群體。政府和建制派堅稱他們維護法紀，勞苦功高；民主派／示威者一方則批評警察濫用權力，必須問責。
特首林鄭月娥上月回應傳媒期間，稱自己「都是讀社會學出身」，因此會明白社會深層次問題，言論引起質疑。林鄭會否如其所言明瞭社會深層次矛盾有待時間驗證，但傳統社會學中的一個重要觀點，她肯定相當清楚，且似乎執行得非常準確，那就是「權力源於武力」。
過去一年，從警察與政府之間的權力互動，可以看出警察擁有的實質政治影響力不斷上升。究其根本，源於警隊是現時全港最大的合法武力使用者，當政府政治上處於弱勢、欠缺民意認受時，武裝力量的勢力就會強大。問題是，我們該怎樣去理解此現象？而這種趨勢對香港管治又有何影響？摸索出一條提升香港管治水平之路是否可行？

傳統社會學解讀：權力來自「壟斷正當暴力」

支持一個政府統治的元素，不外乎權力（Power）和權威（Authority）兩大類。社會學三大鼻祖之一韋伯（Max Weber）對於權力的介定，是違背他人意願，讓他人順從自己意願的能力。而對於政府，定義是指在領土範圍內「壟斷對正當暴力的使用（Monopoly on violence）」。簡言之，掌握政府實權的人，可以定義哪些人動武是「合法武力」，哪些人是「非法暴力」，從而達到管治的效果。所以一個國家最容易通過政變奪權的，往往是軍事領袖。

此外，韋伯提到掌權的人會通過不同的方式如建立法理（如法律制度、專業化）、建立傳統規範（如意識形態、信仰）、強調個人魅力等，樹立自己的「權威」（Authority），鞏固統治的「正當性」（legitimacy），令人民心悅誠服接受統治。

港府弱勢　管治權力源於警察？

在這種情況下，如政府先天已非民選產生，後天又因為某種原因失去管治的道德力量，權威受到質疑，那麼管治的唯一支柱，就只剩武裝力量。

中大社會學系前副教授陳健民向《香港01》記者解釋，以香港過去一年的情況，特區政府由處理民生問題，到後來《逃犯條例》修訂一役的表現，都失去管治正當性：「一個政府維持正當性的方式很多，即使政制未必民主，也可以用經濟發展、意識形態、理性的法律制度等等，讓人民相信管治者。今日香港政府在幾個方面都崩潰。」

難怪社會上出現了一種說法：現今香港政府真正權力來源、支撐其管治的，不是法律或任何制度，而是三萬警察。

▼張建宗得罪警察風波▼

林鄭否定獨立調查  與警隊具實質影響力有關

關於這一點，讀社會學出身的林鄭月娥肯定有深刻而複雜的體會。《路透社》去年9月公開一段私人講話錄音，林鄭指政府「除了三萬警力外，什麼也沒有（apart from the 30,000 men and women in the force we have nothing）」。內容固然刺耳，但亦道出赤裸裸的現實：在這個時候，武力即是實力，即是政治的基礎。政府在《逃犯條例》一役已失去管治社會的道德力量，只能靠武力維持表面的穩定，否則整個特區管治體制都會土崩瓦解。

 於是，警務處名義上只是保安局轄下一個執行部門，但在動盪的社會環境中，警察擁有着無形而真實的政治影響力。舉個例子，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堂堂特區第二把交椅，名義上是警察的「上司」，但在元朗7.21襲擊後為警察當晚行為道歉，旋即惹來警察群起批評、發信公然要求「退位讓賢」，行為涉嫌違反《警察通例》不得直接去信政務司司長的規定。4個警察協會其後召見張建宗，表示「滿意」司長的解釋後，事件才告平息。

在這種環境下，港府便受到質疑，指其對於警隊個別涉嫌違規的行為，處理也會相對「寬容」。如去年示威浪潮中，不時有警務人員被拍到涉嫌使用過分武力。對於監警會的反修例專題報告，社會大眾相當期望，報告能提出警方某些違規行為，指出問題所在，並提出問責處分的建議。然而，報告最終並沒有指出警方涉嫌過分武力的情況，部分評論亦直接採用警方的說法，未能滿足公眾期望。

這背後涉及制度性的問題：目前投訴警察制度屬「自己人查自己人」、監警會沒有調查權力，只能依靠警察「自願」提供資料。因此社會主流聲音，包括部分淺藍人士，都認為政府應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反修例事件，同時調查示威者和警察，才可得出公允的結論。

然而政府由風波發生至今，都拒絕獨立調查。林鄭去年8月底一場與青年的閉門會面中，有出席者引述她指，警隊對獨立調查有「先入為主」的抗拒；林鄭上月回應監警會報告時，再次重申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查警察，因為這會「削弱警隊」。因此外界普遍的解讀是：警隊已有足夠影響力，直接左右特首的決定。

外界容易質疑警隊具政治色彩

再進一步分析，由於警察在紛亂社會局面中，具有實質影響力，所以會出現被不成比例地高捧的現象。例如外號「光頭警長」的警署警長劉澤基，因在一場警民衝突中舉槍指向人群示威者，知名度提升。自此，他成為內地官方政治宣傳的代言人，先後獲邀上京觀看升旗禮、登上內地官媒節目。在官方加持之下，劉化身內地網紅，經常於微博發表「極藍」政治評論，包括批評特首與示威者對話，甚至「希望」罷工醫護感染新冠肺炎，涉嫌仇恨言論，但至今未見政府追究。

陳健民指出，在這種現實環境下，警察會愈來愈難維持政治中立，性質上也愈趨接近政治機構。

陳健民：單靠武力不可能維繫統治

不過陳健民提醒，政府單靠武力鎮壓並不可能維繫統治，因為武力只能訴諸人的安全感、恐懼心理，市民不會真心服從，而是會轉向認同另一個權力來源。

他舉例指，香港過去一年間，現行法律制度包括執法部門、法院、立法會，都受到質疑，民間已經出現聲音，不再認同政府可以「壟斷暴力」：「在正常情況下，私了是不應被接受的。但今日香港的狀況，民調中竟然有相當一部分人支持私了（按：根據《明報》去年10月民調，有18.2%受訪者支持『示威者可以武力還擊對方』、52.6%認為『示威者可以自衛，但只限於制服對方』）。」

陳健民強調，這種現象確實不健康，但當大眾開始接受「政府以外的暴力」時，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危險狀態，顯示政府權力受到根本的挑戰。因為市民會問：為何還要服從一個不公正的制度。「那麼，政府就不能有效地『壟斷暴力』，因為有另外一個獲一定數量人民認受的『正當暴力』來源出現。」他指，當社會出現多於一個獲得認受的武力來源，最惡劣情況會觸發內戰，雖然香港現時情況沒那麼誇張，但單單目前的社會亂局，都足以引以為戒，重建政府與公眾的信任才是根本之道。

劉兆佳：警隊具「半軍事」性質　有責任維護憲制秩序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中文大學社會學系榮休講座教授劉兆佳指出，香港的情況較特殊，一國兩制下駐港解放軍不會隨便介入香港事務。從政治社會學角度看，香港警察實際上扮演維持治安、鎮壓暴亂的雙重角色，具有一部分軍隊功能，可算是「半軍事」性質。因此政府須確保無人能挑戰警隊「唯一合法武力」的角色，否則不可能管治下去。

他分析，反對派和參與暴亂人士所希望達到的，正是讓警隊邊緣化、不再支持特區政府，從而瓦解警隊的戰鬥力，迫使解放軍出動，令外國宣告一國兩制死亡，這是典型「顏色革命」的其中一步。不過劉兆佳認為，警隊在止暴制亂過程中不斷累積經驗，足以控制局面，表現得到中央政府的認同，反對派的攻擊反而增強警隊內部的團結。所以，警隊無論是戰鬥力、對中央的認同感都已全面提升。

至於警隊會否一定程度上涉及政治色彩，劉兆佳指，警隊執行法律時自然不得偏袒。然而，「政治中立」不代表完全沒有政治立場，而是需要向特區政府效忠，警隊作為政府的一部分，本身就有責任維護現有的憲制秩序，自然會引起反對派的政治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