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公民社會瓦解? 學者:北京決斬草除根 參考澳門模式治港

撰文:林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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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例風波後香港政治環境劇變,其中教協、民陣兩大民主派老牌團體,本月皆先後因政治壓力宣布解散。自八九民運以來一直舉辦六四集會的支聯會,常委近日通過解散決議,更被警方質疑為「外國代理人」,要求提交資料,解散很可能只是時間問題。
《國安法》生效後,政界、教育、媒體先後受整治,至近日,多個在民主派中具象徵意義的團體遭官方批評,紛紛自行解散。政界關注到香港的「公民社會」,是否面臨瓦解?
有學者認為,中央長期以來都不想介入,但2019年香港政局到了動亂、危害國家安全的地步,中央不得不出手,《國安法》實施亦激活了特區政府的決心,敢於採用不同的法律武器對付反對勢力。亦有學者指,北京希望藉此機會一舉掃平所有可能動搖香港管治穩定的因素,上述公民社會團體具有號召力,被認為是香港反對力量生生不息的原因,因此北京認為有必要斬草除根,令其再無翻身機會。
公民社會與民主路系列之一

▼民陣歷經19年終解散 回顧歷年舉辦多次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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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強調「民間自發」 2003年七一遊行劃時代

「公民社會」是西方社會學名詞,泛指一些獨立於政府以外、由民間自發組織、以民間利益為先而行動的組織,例如工會、專業團體、社區組織、宗教團體、學生組織等。「公民」(civil)二字與「市民」、「居民」等詞不同,較多與言論、集會、結社等自由連結起來,伴隨一系列的社會和政治權利。

在香港,2003年由民陣舉辦「七一遊行」被認為是近年公民社會覺醒的起點,當時民間不滿政府推動《基本法》第23條立法,再加上回歸初期經濟不景、負資產、沙士爆疫等民生問題,導致50萬人上街,最終導致政府擱置立法、時任特首董建華兩年後下台。根據中大社會學系前副教授陳健民過往分析,該年七一遊行連同隨後數年的保育風潮,一連串社會動員令港人意識到民間力量的集結,在未有民主政制下,對監督政府起重要作用。

▼教協通過降低解散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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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語境下的公民社會:長年結合爭民主、反政府行動

須注意的是,公民社會雖是民主社會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不一定牽涉政治,可以只是推動某些民生政策上的改革。只不過在香港實況中,自零三七一以來,公民社會的存在與爭取民主普選、反對政府的政治運動,實際上是高度重疊的。自2003年後,多次七一遊行主辦單位(即民陣)提出的主題,都與爭取普選有關,如2004年的「爭取07、08雙普選」、2011年的「還我2012雙普選,打倒地產霸權及曾蔭權下台」、2014年的「捍衛港人自主,無懼中央威嚇,公民直接提名,廢除功能組別」,等等。

此外,香港公民社會的活躍,也某程度上對政府施政構成影響,增加民間與港府甚至中央政府之間的政治衝突。例如2012年反國民教育事件,當時年僅15歲的黃之鋒以學生組織「學民思潮」召集人的身份亮相,聯同多個家長、教師關注團體,號召市民包圍政府總部,導致政府最終擱置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指引。中國社科院於同年的《2013中國社會形勢藍皮書》中,點名提及黃之鋒,並認為政府應加強規管網上輿論。

長年扮演反政府、民主化運動「大台」

這類反政府的公民社會團體,在回歸廿多年以來的民主派政治運動之中,被認為扮演「大台」角色,號召市民和其他民間團體上街遊行,手段相對溫和,較少涉及暴力行為。不過,2014年雨傘運動後激進力量冒起,部分行動更開始涉及暴力;2019年反修例事件中,「和理非」與激進力量更出現合流現象,亦拒絕與暴力示威者割席。

隨著《港區國安法》的出台,多個政治團體如香港眾志、新民主同盟先後解散;激進派系的核心人物悉數被捕入獄或逃往海外,街頭暴力示威風險大減,但「撥亂反正」行動才剛剛開始。今年起,政府對大型民主派組織的行動明顯更加積極,警方5月先引用《社團條例》要求民陣提交資料,在召集人陳皓桓入獄、多個成員組織退出之下,民陣於8月自行解散;教育局7月在官媒批評教協過後,宣布終止與後者的合作,教協一星期後自行宣布解散。

至於六四紀念活動的「台柱」支聯會,自今年起其口號「結束一黨專政」屢受到建制派質疑違反國安法。至8月,警方國安處再引用《國安法》第43條,要求支聯會提交資料,懷疑其屬「外國代理人」。據報支聯會常委已通過解散決議。

▼支聯會瀕臨解散 維園燭光集會恐成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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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兆佳:香港「公民社會」具反政權特質 西方亦不容許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提醒,「公民社會」在西式民主國家的語境中,是指一些介乎國與社會之間的自發組織,反映不同社會階層利益,監督與制衡政府,但前題是認同當前國家憲制秩序。他指,長時間以來港人所留意到的「公民社會」,都是一些意圖挑戰現有政體,甚至與西方國家關係密切的組織,現時所瓦解的,也只是一些西方角度之下定義的「公民社會」,香港從來都有許多社團,包括受資助機構、宗教團體、關注工商權益的團體、勞工教育相關團體等,不能狹窄地用在反政府團體上。

劉兆佳指,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歐美國家向非西方民主陣營地區輸出其政治意識形態,透過官方或非官方渠道於當地扶助新的組織,嘗試建立西式民主政體,「這些組織往往帶有某種改革性,甚至革命性、顛覆性,推動政權和政體的更替。西方國家的目標,是透過這些『公民社會』建設,發動群眾運動,兵不血刃瓦解其他國家的政權,也就是『顏色革命』的劇本。西方國家自己也不會容許推翻現有政體的組織存在吧?但他們卻要在其他地方推廣。所以對於西方定義下的威權國家,如俄羅斯、中國,對於這些打著『公民社會』旗號的組織,一定會保持戒懼、嚴加限制。」

中央再不出手將尾大不掉

回溯歷史,劉兆佳指殖民地時期英國政府也會壓制投入反政府行動的民間團體,只不過在回歸前夕,英國才一改過往態度,鼓勵這些反共、反中的團體活動,維持英國自身管治的合法性,以及營造「光榮撤退」的觀感。回歸後,這類「公民社會」團體一直為特區管治帶來麻煩,導致政府轉向弱勢,其實一樣有問題,只是長期以來中央都不想介入。不過2019年香港政局到了動亂、危害國家安全的地步,中央不得不出手,《國安法》的實施,激活了特區政府的決心,敢於採用不同的法律武器對付反對勢力。「以前問題未算太嚴重時,中央也不想付出政治代價去清理『毒瘤』,不過後來問題嚴重了,再不出手將尾大不掉,那就長痛不如短痛,讓他們沒有捲土重來的機會。」

蔡子強:北京不欲再看見香港有大型政治動員

「說到底,北京是想『一勞永逸』。這已經和是否『和理非』、有沒有參與暴力行為沒有關係。」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蔡子強如是說。他認為,政府對公民社會態度是寬是緊,由此至終都是政治判斷,教協、民陣、支聯會的共通點,在於其擁有龐大的政治動員能力和號召力。在過去一段時間中,香港反對運動的激烈程度提升,政治矛盾兜兜轉轉未能解決,而由民間公民社會發起多次大型示威集會,又一定程度威脅到特區管治穩定。於是北京也失去耐性,放棄回歸20年以來對公民社會一種相對寬鬆的路線,不想再見到香港再有大型政治動員上街。

蔡子強認為,反修例事件後北京的取態明顯非常強硬,後續的「肅清」行為遠超佔中運動後的規模,主要原因有3個:其一是北京起初未必願意對香港有大動作,但2019年事件看來,已可以放手強硬處理;其二2014年中美關係仍未算太差,但2019年時已接近「全面反枱」,北京要與美國競爭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當然想防止香港「後躝失火」,所以更有動機掃除香港所有不穩定因素。

其三,於2014年佔中運動期間,北京任由運動自行消亡,不過這些民間力量其後「傘落社區」,形成更多公民社會團體,於2019年再次爆發,北京更加希望「斬草除根」,以絕後患。「現時政府仍能用疫情、限聚令為由,禁止一切集會遊行。但限聚令總不可能永遠維持,特別是10月渣打馬拉松將會復辦,政府延續限聚令,愈來愈說不過去。既然現時中央和特區政府已經凡事將國安放在最重的位置,所以他們的做法,就是將所有較具規模的平台、大台全部拆除,務求『趕盡殺絕』。」

由此,蔡子強認為北京對於香港公民社會態度堅決,全方位「改造」香港社會面貌,沒有人會知道會做到多遠。他以澳門為例,指當地自1966年的12.3事件後,整個社會已倒向中國政府,非建制力量完全不成氣候,認為澳門可能是北京治理香港的參考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