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蔡子強今年退休：我是幸運的一代 嘆年輕人有才但命運坎坷
說蔡子強是「香港曝光率最高的學者」相信不為過，過去二十多年積極評論時政、樂於解答傳媒疑問，提供紮實的選舉數據分析。上月立法會選舉前夕，他和另一位知名學者馬嶽聯合出版新書《特區選舉：制度與投票行為》後，宣布二人將會淡出研究香港選舉及評論時事工作，引起政圈的注意。
現為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的蔡子強接受《香港01》專訪期間，透露將於今年提早退休，認為現時的社會環境令人有點意興闌珊，亦深感「一代人做一代事」，既然已為香港舊選舉制度著書總結，也是時候交棒予下一代，未來希望多做一些撰寫歷史文章、透過旅行講歷史故事等工作，現階段沒有移民計劃。
他坦言，自己身處於香港最「幸運」的時代，享受了香港最自由、最黃金的歲月，知識分子百花齊放，他亦在這個氛圍之下投入政治研究。相對地，蔡子強慨嘆如今年輕一代明明有才華、有抱負，但在當今政治局面下理想被粉碎、前路茫茫，令人尤為傷感：「為何他們年紀輕輕就要面對這樣坎坷的命運呢？」
蔡子強隱退——專訪二之一
早年經歷促使投身評論員行列：我不喜歡留在象牙塔
平日鏡頭面前的蔡子強正經八百、冷靜沉着，善於分析時事局勢，但訪問期間不免流露出對時下局勢的無奈與感慨。
他緩緩談起自身求學經歷：「我大學本科所讀的是企業管理，和政治無關的。」後來投入學生會工作，適逢當時是中英談判後過渡期，學生「認中關社」的時期，做人的志向亦有所改變，希望將學到的知識投放在貢獻社會上，做到「所學即所用」，後來他在政政系讀過一些科目，深受關信基教授（中大政政系榮休講座教授、公民黨創黨主席）的影響，於是在碩士轉修政政。
自1998年出版首本著作《香港選舉制度透視》至今廿多年，回顧近四分一世紀的學術生涯，蔡子強笑指：「我相信我都是被媒體引用得最多的評論員。」他提到，自轉讀政政以來，已下定決心所做的研究不能和當下社會脫節，「我不是一個喜歡在象牙塔內講理論的人，需要對社會有作用的貼地分析。」2003年他和馬嶽合著的《選舉制度的政治效果：港式比例代表制的經驗》，後來成為不少人了解香港選舉制度的入門教材，坦言感到欣慰。
自從去年3月，全國人大頒下決定修改香港選舉制度，蔡子強深感有需要為香港比例代表例選舉作個階段性的總結，他本人亦將之視為研究生涯的終點。「我手頭上已經沒有其他研究項目，要做的都做完了，已經向系主任提出準備退休，研究工作就交由其他人去做吧。」
深感香港變化：中大令我愈來愈陌生
現年56歲的蔡子強，還未到達中大的60歲退休年齡，但坦言過去兩年政治環境令人意興闌珊，個人亦感到中大愈來愈陌生：「在很多人眼中，中大是一間比較具有人文情懷、理想主義的大學，多於爭取世界排名。當然世界排名的事都要做，但應該不止於此。中大有許多具有人文關懷的學者，盛產較敢言的公共知識分子。」不過，過去兩年中大發生很多事情如學生會解散、民主女神像被拆，令人感受到這已不是過去認識的中大。
引伸到整個香港，蔡子強有感政治局勢「大局已定」，去年6月已叫停在《明報》的定期專欄。過去半年香港輿論環境大扭轉，先是《蘋果日報》停運，再到《立場新聞》、《眾新聞》同樣因政治壓力無法繼續運作：「連《眾新聞》如此溫和的媒體都敵不過這場大浪，我會想到，我的立場主張未必和他們相差很遠，偏向『中間開明』，連這個也容不下，這個香港令人感到有點陌生。」這種一直累積下來的疲累、無力感，令蔡子強更加感受到退休的決定正確。
政治評論青黃不接：無可奈何的現實
蔡子強近20年來，可說撐起香港政治評論半邊天，代表一種相對本地的社會科學觀點。被問到會否擔心隱退後有「青黃不接」現象，蔡子強指這是無可奈何的現實：「未來的香港處處紅線，年輕的學者在評論時政時一定會更加擔心。我算是對評論累積足夠的經驗，心中有分寸。年輕學者如果言辭拿捏得不好，撞上這個大風大浪的年代，輕則事業前途受到影響，大至被捕、人身安全受威脅，壓力只會愈來愈大。」
不過蔡子強提供另一種思考角度：「其實『評論員』這回事本身，都開始式微了。你當記者，當然知道現在媒體所受的壓力，甚至我會形容開始出現一些『非評論員化』的現象，減少引用評論員的意見。像我們這一代般，以學者身份透過媒體影響時政，相信都會成為絕唱。」
「如果時事令人疲累 看歷史就有很多趣味」
講到退休後生活，蔡子強表示幾年前預計會先環遊世界，在加拿大、英國、法國、台灣等地方各住幾個月，最後才回香港過悠閒生活。不過新冠疫情之下，這想法似乎暫時不可能實現，希望待中港兩地通關後，辦一些與中國歷史相關的旅行團，參觀古蹟講解中國歷史。
「有些朋友都希望我搞一些旅行團，像是『辛亥革命遊』，或者看看梁啟超、洪秀全、康有為、孫中山等歷史人物的故居；看看1925年（中共建國總理）周恩來在（廣州）太平館和鄧穎超結婚，他們所吃的餸菜是甚麼，一併了解黃埔軍校時期的周恩來；廣州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和廣州起義烈士陵園不在同一個地方，為何會這樣呢？我們又可以比較一下。清末民初是中國歷史『千年一遇大變局』，許多歷史人物的決定影響延伸到今時今日。這些歷史就這樣講很悶的，但到現場看看就會很有趣。」
因此，蔡子強表示退休不愁沉悶，因為其「雜學」很多，尤其喜歡看歷史，「如果時事令人感到疲累，看歷史就有很多趣味。」他笑言，政府官員和建制派經常說要「學習國情」，但相信沒多少人像他一樣認真鑽研：「《跨過鴨綠江》40集、《大決戰》49集我全部看完，別總是以為我是甚麼『受西方影響的知識分子』，我寫中國共產黨，文章引用的資料很多都是中共官方的黨史。」
蔡子強指，本身不是歷史學者，極其嚴謹、詳細考據的歷史未必是其專長，他最擅長的還是利用已有歷史知識，以當代的角度、深入淺出向讀者解釋，以古鑑今。他透露，閒時都會將研讀歷史的心得，以講故事形式寫成文章，退休後希望結集成書出版，現時已經完成一半；暫時他亦沒有移民計劃：「這一刻來說，我仍然喜歡在香港生活。當然過去一段時間發生的事是會『打個折扣』，可是整體來說香港目前仍然是最適合我的地方，當然未來局勢會不會有變化，大家都不知道。」
「我們那一代是幸運的」
「所以你覺得，自己的事業算是成功嗎？」記者聽見蔡子強退休計劃，似乎應該完成的學術研究都已完成，事業上再沒什麼遺憾，好奇之下有此一問。
蔡子強沒有直接承認或否認，但點出一個時代背景：「我們處於一個『幸運的年代』，我不會神化港英，早年一樣是高壓。可是八十年代英國準備撤出香港，殖民地高壓開始消失，到回歸初期北京仍採取較寬鬆政策的幾年，的確是香港最自由的黃金歲月，湧現了不少後來相當重要的知識分子和政黨人士。可以說，我們成長在香港最自由、最百花齊放、發展得最快的時代，我們是幸運的。」可是時移勢易，香港政治環境劇變，蔡子強坦言現今的年輕一代，再沒有他年輕時的發揮空間。
「先不要說作為學者，而是作為一個老師，這幾年我都見到一些很令人傷感的現象。」蔡子強舉例指，政政系以往出過不少政治人才，他其中一個興趣，是在每次區議會選舉中，在網上以及在選舉期間實地考察政政系畢業生的選舉工程。「這些年輕人朝氣蓬勃，文宣創意滿分。我和他們談過，他們對政治有許多憧憬，真的有好好發揮系內所學，希望將學到的知識運用在政治上。」然而過去兩年，蔡子強親眼看着一些昔日的學生一個個被DQ、被迫辭職，部份甚至已經遠走他方。
對比之下，蔡子強表示認識一些學生，曾經幫改制後的立法會選舉一些政治新丁助選，但私下慨嘆「佢哋啲文宣真係完全唔得」，往往流於一些「口號式政鋼」，說來說去都是那幾句，但這就是現實政治環境的無奈。
深感年輕人被扼殺、理想被粉碎
另一個例子，他認識一些傳理學院同事，教過許多優秀的學生，但過去數年傳媒界天翻地覆，受到的壓力愈來愈大，眼見有學生不敵壓力轉行；有人因為所屬機構裁員或停運，接連失業換東家。作為老師，不免搖頭嘆息。
蔡子強指，這些年輕人沒有做錯甚麼事，但剛剛出道、初投身社會，就要面對如此命運：「作為一個老師，見到一些學生明明有才華、有抱負、能學以致用，應該感到開心才對。」蔡子強說到這裡頓了一頓，低頭沉思，似是在衡量應否再說下去，然後續道：「可是我們過去兩年不斷見到，他們的理想被粉碎，一整代人被扼殺。怎會不覺得傷感呢？為何他們年紀輕輕就要面對這樣坎坷的命運呢？」
對未來不要空言樂觀或悲觀 「或者有些希望現時未看到」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所謂「儒道互補」的說法，意指知識份子得意時就祟尚儒家「入世」、學而優則仕，在政事上一展所長；到失意、有感世局昏暗時，就祟尚道家的無為，像陶淵明般歸園田居，尋找精神上的寄託。
蔡子強苦笑指，過去幾年確實深深感受到這種心態的變化：「儒家講的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當時局崩壞，仕途失意，無能為力時，讀書人就會改信道家。我小時候也完全無法理解『竹林七賢』的行為，但這幾年我開始明白了，你看看魏晉時期的時代背景就會明白。」他指，當然這不代表會自己像竹林七賢那麼縱情聲色、做出像阮咸「與群豬共飲」等等荒誕行徑，但會對他們多一分理解。
藉此，蔡子強寄語年輕人要熟讀歷史，知道自身的局限，亦明白到歷史發展進程總是充滿變數，所以對局勢既不要空言樂觀，也不要空言悲觀：「以前我會覺得自己是個『軍師型』人物，善於推敲，喜歡分析大局。但年紀漸大，最後會發現很多東西其實計算不到，於是會學懂謙卑一點。世界遠比我們想像中複雜，可能有一些歷史的拐點，並不是我們能夠在這個時候、以現時的智慧看得到。所以，千萬不要輕易說對香港前景很有希望，或是很無希望。現在的確是處於一個相對灰心的時期，但或許有一些希望我們現時未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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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子強縱橫學術界多年，對本地政治評論駕輕就熟，在訪談中罕有展現傷感一面。但傷感之餘，他亦不免苦口婆心、盡最後努力提點年輕人檢討過往民主運動的不足之處。欲知詳情，敬請期待下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