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馬時亨:任何政見市民離港都是損失 惟政治非最關鍵因素

撰文:林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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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本港人才流失,許多人都會和移民現象掛鈎,認為現時香港基於政治、經濟、防疫政策等種種因素,對人才的吸引力大減,於是政府才需要出盡方法「搶人才」填補空缺。
前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富衛集團主席馬時亨接受《香港01》專訪,以過來人的身份,分享移民並回流香港的經驗。他認為任何有能力貢獻香港的市民離港,無論基於什麼原因都是香港的損失,不會對任何政治立場有偏見。
不過他認為,政治環境確實可能一時之間影響人們去留的決定,但長遠來說,並不會是一個地方吸引力的最關鍵因素,而是發展機遇和教育、生活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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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後事業更上層樓:相信我是少數

「問移民和人才流失,你問對了人,小弟就曾經移民。」一提起移民現象,馬時亨娓娓道來。「我1978至1979年左右移民到加拿大,之後輾轉到過英國工作。當時是因為我太太已先移居加拿大,而我在香港工作,和老闆又不太合得來,所以跟妻子一起到加拿大。我常跟朋友說笑,就算在當地找不到工作都可以『食軟飯』。」馬時亨坦言四十年過去,一些外在環境因素已有所不同,但有部份經驗相信是共通的。

「移民有樂趣,也有痛苦。」馬時亨如是歸納。「樂的地方是,生活可以悠閒一點,香港工作節奏太緊張了,但西方社會很多人可以下午5時放工,回家享受家庭樂,修屋剪草,周末時可以開車到外面的小鎮走走。但痛苦的地方是,以亞洲人身份,在這些歐美國家工作一定會感受到,尤其在我年輕的時代,華人在外國工作會遇到許多歧視,會受到很多白眼、有些人見到你是黃種人就不理會你。現時可能好一點,但總是有的。」他指,自己算是相對幸運的一位,能在短短數年間透過努力和際遇,成為當地頂尖的財務分析員,但坦言「我這些個案,相信是少數」。

馬時亨憶述,1985年因為知道中國內地改革開放,香港即將回歸中國,看到亞洲新興市場潛力巨大,事業上可以更上層樓,於是「排除萬難」說服妻子,舉家回流香港。「我到今日都認為回流是最正確決定,我在香港土生土長,在海外工作有一定成績,看準機會,當然會回來。」

馬時亨於八十年代回流香港,於金融界繼續發展,2002年「轉跑道」當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政府新聞處/資料圖片)

指「黃營?由佢走啦」想法不正確

眾所周知,政治環境的轉變是近兩年促使部份市民(尤其政治立場親民主派者)離港的主因。部份建制陣營人士或支持者,喜歡透過社交網等途徑,嘲笑這些人的離港決定,不斷分享歐美國家的負面新聞,又斷定大部份人在海外只能從事低技術工作。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更直言,部份人因接受不了新政治局面離開,是中央整治香港的大戰略中不得不承受的代價,但這些人離開對於中央和特區政府未必是壞事。

香港政府並沒有完整統計移民離開的人數,但有多項數據可協助了解。例如根據政府今年8月的淨遷移數字(即香港居民移入減去移出的人數),本港居民淨移出人數自2020年後急升,去年為8.92萬人,今年(截至年中)更進一步急升至11.32萬人。特首李家超在今年《施政報告》中承認,過去兩年本港流失約14萬名勞動人口。

「每個人離開,都是香港的損失」

馬時亨則認為「人各有志」,任何人希望轉換生活環境,完全是個人自由,他會尊重。「我不會說某種政治立場——直白一點吧,有些人說『黃營?離開就離開吧』,這種想法是不對的。每一個有技能貢獻社會的香港人離開,不論是甚麼因素,對香港都是一個損失。香港這兩年走得最多的是四個行業:資訊科技、金融、醫生、老師,他們每一個都是香港培育出來,有能力建設香港,我們怎會覺得這些人離開是合理的事呢?」

信總有一部份人回流

不過一得必有一失,馬時亨以自身經驗為例,重申像自己般在外國事業更上層樓的個案,終究是較少數。「其實移民後的際遇,很視乎『彩數』。只要大家知道自己要甚麼就行。」

馬時亨理解到,過去兩年的政治環境確實導致部份人萌生離港念頭。「你說《施政報告》沒有說『留人』政策,但其實是留不了的。大家住在香港那麼多年,一定很清楚社會上有甚麼客觀因素,而這些因素會令多少人想留、想走。」不過他指,真正令一個人決定是否在一個地方落地生根,長遠而言政治環境並非重點。

「如果有人因為崇尚西方的政治體制,去了外國後就不回來,我們沒有方法迫他們。但我以我自己作為例子,當時我知道中英談判已『傾掂數』,香港即將回歸中國,對我來說,政治並不是最大考慮。當然我不敢說代表所有移民的港人,但我相信許多人,到了外國住一陣子,拿到他們需要的東西,例如子女入大學了、拿到外國國籍當『保險』了,又體驗過西方式的自由了,覺得『I got everything』(已得到一切)了,如果覺得香港也不差,想法隨時會改變,所以我相信總有一部份人會回流。」

近年部份港人移民,英國是熱門目的地之一。(資料圖片)

談吸引人才兩配套:就學環境、消閒設施

他解釋,站在海外專才或是思考是否回流的人才角度,在考慮是否長遠居住在一個地方時,除事業發展前景外,有兩個周邊因素必不可少:一是子女的就學,「這個肯定排首位,我當年回來時都遇到困難,當時兩個女兒一個4歲,一個剛出生沒多久,到底有甚麼學校好銜接?幸好最後解決得到」。

其二是消閒生活配套。馬時亨指:「這不止是交通、住房等必須的基建,而是一個人要在香港長期生活,我們可以為他/她提供怎麼樣的工餘生活。我知道有些朋友會非常不同意——粉嶺高爾夫球場,3個18洞的球場,就這樣削去一部份,喜歡打高球的專才會怎麼想?不說高球,網球場、乒乓球場、壁球場也是這個道理。比如假設一位專才閒時喜歡打網球,但原來香港網球場嚴重不足,找個像樣的場地都爭崩頭,怎樣吸引他來港工作?這是很現實的考慮。」

談大灣區發展:於內地學習後成更高質人才

香港人才,尤其青年人才的發展路向,向來是社會爭拗點之一。近日立法會議員張欣宇在一場訪問中,談及青年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時,提到「重點係搵到自己城市發展的機遇,唔係要將啲人送去邊度,唔係好講得通。」言論被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點名反駁,認為這不是將香港人「『送去』邊度」的問題,而是香港人要知道大灣區其他城市的發展機遇。

馬時亨則認為兩種說法並沒有衝突,因為人才到香港以外的地方發展,固然香港勞動力會短暫減少,但他們往後一樣可以回港,而且眼界更加廣闊:「我當年在美國、加拿大、英國工作,最後回香港,但那段時間在外國學習,對我回港後的工作十分有用。我有在紐約金融機構工作的經驗、認識當地的人,回港後對環球經濟的了解,比很多本地人都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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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不認為本地青年到大灣區發展有甚麼阻滯,「青年去大灣區,不是叫他們一去不回吧?反而到大灣區看看內地城市是如何運作,一邊學習,貢獻國家之餘,累積經驗後還可以回香港,成為更優秀、對香港貢獻更大的人才。我敢說,要是我今日年輕幾十歲,我優先會選擇到上海發展,學習內地做事的方式、廣結人脈。」

馬時亨舉出自身家庭作為例子,「如果大家覺得外國的政治環境一定是好的,子女要在外國長大,不說中文也沒有問題,那是大家的自由。不過以我個人的經驗,當日回流香港後,最遺憾的地方就是兩個女兒的中文說得不夠好,要從頭再打根基。」他更透露,其中一名女兒為了多了解國情,數年前專程到清華大學進修,「她做的工作和內地有關。其實未來經濟發展的機遇都在內地,在內地工作過,對你的履歷一定有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