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上談兵:國學大師的武術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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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論證文人的學武風尚,太極拳絕對是最佳範例。正如《太極拳在香江》一文所指,太極拳的獨特養生功效,使其在文人的圈子間享有極高聲望。前清舉人、清史館纂修陳微明(1881—1958)便在1925年廣集各派太極拳名家,於上海成立致柔拳社,向社會大眾宣揚太極拳的好處。

至於吳式太極拳名家吳圖南(1884—1989),則是京師大學堂學生,並曾在南京中央大學、西北師範學院等高校任教。他精研文史考據,亦通英文、法語。為了進一步普及太極拳,他嘗試以科學方法,去解釋太極拳的技法及哲理思想。《太極拳之研究》一書,便為他的傳世之作。

當然,國術不獨有太極拳。精武體育會創辦人、「精武四傑」之一的陳公哲,便是位傑出的商人和考古學家。他為了精武會的發展耗盡家財,又致力為各種傳統拳譜進行攝影記錄。倘沒有這位知識分子傾力支持,霍氏迷踪藝乃至整個精武會體系斷難影響至今。

新儒學代表:梁漱溟,圖片擷取自http://bit.ly/2sq7QKJ

(吳圖南的生平介紹)

梁漱溟與杜心五

若認為上述各人都是以武名顯世,文人身份僅成點綴,算不上嚴格意義的知識份子或國學大家。那接下來兩位蜚聲中外的學人,應當可以為今天的課題落一個嚴謹註腳。

第一位是新儒學泰斗梁漱溟(1893-1988)。在他的著作《東方學術概觀》裡,梁漱溟寫道中國固有的體育鍛煉方法如內家拳等,實源自於道家的內在修行,它與西方人重視外部機能的競賽運動恰好相反。而他認為在世間存留的文字記載中,最能描繪此藝者,當屬孫祿堂所著的《拳意述真》。他甚至親自為《拳意述真》的重印版作序,贊揚孫祿堂「徹底揭示出內家拳實為道家學」、「在古學晦塞之今日,吾尤懼其湮沒失傳,由是有志為之重印出版」。

當然,最令梁漱溟欣賞的武人,還是要數自然門杜心五(1869年-1953)。在1929年11月浙江國術游藝大會上,杜心五獲邀擔任閉幕表演嘉賓,其時梁漱溟亦在場。按他憶述,杜心五當時在台上飛快團轉、化成黑影。眾人尚在驚愕之際,他又忽爾氣定神閑的靜立於台中央。這種近乎漫畫式的描述,現今看來難免覺得荒謬。但梁漱溟卻認為此表演「發動了宇宙生命自然之力,與一般人鼓起勁來快跑者截然不同」。

此後,梁漱溟每次跟杜心五會面,都必定會向他討教各種道家修煉術(自然門武術出自道家,有很多內修技巧)。杜心五亦不吝嗇地贈予梁漱溟道家丹藥,並教導了他「推腰磨腎」等導引術。兩人的相交經歷,讓梁漱認識到道家所言的「精氣神」並不是穿鑿附會,而是具備功效的實學。可以說,正是在杜心五身上,梁漱溟終於看到了道學文化復興的曙光。

自然門宗師杜心五,圖片擷取自http://bit.ly/2hjzf69

有居士之稱的南懷瑾,圖片擷取自http://bit.ly/2En6aYb

南懷瑾與「劍仙」
另一位跟武術結下不解之緣的國學家,是台灣「居士」南懷瑾。如果說梁漱溟是傳統武術的同行者,那南懷瑾更是身體力行、用自己見證著一個時代的興衰。

南懷瑾(1918—2012),浙江樂清縣人,他畢業於浙江國術館國術訓練員專修班,又曾在成都中央軍校軍官教育隊擔任武術教官。按他在1966年的一次演講介紹,他自小便嗜讀武俠小說,12歲開始便習練種種武藝。及至20歲時,他已經拜了近八十位師傅,涉獵過的門派有南宗、北派、長拳、短打,還有蒙古摔跤、拳擊以至各類兵器等。

後來一次偶然的機會下,南懷瑾拜訪了杭州城隍山上一位據聞已修成「劍仙」的老道。他指南懷瑾過去所學的劍法全屬兒戲,著他能夠一劍劈開香頭、半空斬開豆子時,才再來找他。

南懷瑾覺得此法的難度太高,於是便打消當「劍仙」的念頭,怎料後來他又在四川名勝鵠鳴山遇到了另一名「劍仙」王青風。他向南懷瑾示範了道家「劍氣」之術,「他站在山頭,用手一指,數丈外對峰上的一棵老松即應手而倒」。至於他的大弟子,則可用鼻孔吼氣,使「周遭山土轉即成塵土飛揚」。

往後數載,南懷瑾再碰上了多位奇人異士,包括一位輕功臻至化境、能夠「踏雪無痕」的武當派老道,以及一名精通「十三大法」、每著皆可取人性命的河南藉拳師。南懷瑾當時認為,這些技法雖然盡顯中國武術的神妙,但亦殺傷力太大。若果隨便將之顯世,只會徒添鬥爭,不符合時代需要。故此後南懷瑾大部分時間都專注於參禪練文,僅在閒時演習一下陳、楊太極拳。

(南懷瑾楊式太極拳示範)

 

新時代的國學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兩位國學大家的經歷,即便算不上荒誕無稽,亦絕對教人難以置信。然而,這並不代表他們就是有意欺暪後人、捏造事實。

首先,很多傳統武術的理論,如「氣」、「陰陽」等,都與古典學說相通。故此他們兼習武事,絕非為了制造談資,而是求學證道的一部分。這點初心,應當值得後人肯定。

然而,這亦正正表明了他們的治學目標,從來就不獨在國術一項;他們真正關心的,是整個中華傳統文化的興衰。故此在他們的故事中,那些武學宗師並不是一般的民間拳師,而是代表著古典文化的道士或隱士。他們所授的「絕技」,亦多以「精氣神」等儒釋道符號作基礎。如果他們的技藝確實具備實效,對畢生鑽研華夏文化的國學家來說,其震撼力之大可想而知。就算他們的言辭間略帶誇飾,亦絕對情有可原。

另一方面,這批國學家身處的時代,正是中華文化大幅衰落的20世紀。對外,他們要面對西方文化的各種衝擊;對內,他們又要接受魯迅一類左翼文人的挑戰。為了彰顯國學在新世代的功能,他們或許會在有意無意間,為國學營造出一種神秘主義式的味道,以保持它在新時代的吸引力。這些誇張的玄想,也許是在政治理想和現實之間,時常會碰上的灰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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