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南巡30年|從「資本主義」四重危機反思「一國兩制」

撰文:鄧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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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一國兩制」構想者、已故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九二南巡」30周年,重溫當時的「南方講話」,有助大家重新認識「一國兩制」當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關係。

1992年,鄧小平南巡。(資料圖片)

30年前,面對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國際社會主義陣營轟然倒塌,社會主義思潮陷入前所未有危機的情勢下,但鄧小平依然認為「社會主義經歷一個長過程發展後必然代替資本主義」,相信「世界上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會多起來」。這背後顯然不只是因為他自少年時代便堅信社會主義,並受到20世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召喚,還因為他相信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符合多數人的期待。

眾所周知,社會主義本是對資本主義的一種反抗和超越。在18、19世紀,西方資本主義野蠻生長和原始積累時期,面對當時日益嚴重的社會矛盾和貧富分化、底層困苦問題,社會主義作為一種寄託許多人理想的思潮開始產生。不論是最初的空想社會主義,還是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提出的科學社會主義,莫不如此。進入20世紀,列寧(Lenin)發起俄國革命,建立蘇聯社會主義體制,第一次讓社會主義從理念、工人運動轉化為具體的國家實踐。

遺憾的是,憑藉以計劃經濟為基礎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體制,蘇聯雖然一度大放異彩,在短時間內快速實現工業化,與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陣營並駕齊驅,但終究還是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蘇聯及其主導的國際社會主義陣營轟然解體後,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被許多人貼上落後、失敗的標籤,彷彿資本主義才是人類的未來或宿命。但從蘇聯解體30年以來,世界範圍內資本主義狂飆突進的情況來看,想必很多人都難以對資本主義的未來抱持信心。

當然,這樣說絕不是要重回早已被歷史證明不可行的蘇聯模式社會主義,而是說資本主義未必是人類的宿命,人類應該在借鑑資本主義經驗的基礎上探索更好的未來。

毫無疑問,就像馬克思所說的「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資本主義有其優點,能為經濟發展賦予極強的動能。而且自馬克思當年批判資本主義以來,資本主義早已發生許多改變,不完全是曾經那個被詬病「每一個毛孔都滴着產業工人的血和淚」的資本主義。尤其是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新政和二戰後民權運動興起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紛紛進行改良,吸收許多社會主義元素,以至於就普通民眾的生活水平來說,西方國家遠比當時的蘇聯更像社會主義。但自蘇東劇變後,社會主義被污名化,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成為帶有某種意識形態宰制地位的風潮。

然而,在失去社會主義陣營作為競爭對手的時時反襯、督促和警示後,因新自由主義而膨脹的資本主義日益有倒退回馬克思那個時代的趨勢。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名作《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已揭示出,新自由主義盛行以來資本主義國家的貧富分化嚴重程度日益倒退回19世紀。

蘇聯解體後,許多人認為資本主義已經取得全面勝利。(資料圖片/圖為前蘇聯在1990年舉行、慶祝「十月革命」的閱兵)

當今世界資本主義至少包括四組難以克服的矛盾。

其一,資本主義勢必容易加劇的貧富兩極分化與人類社會對於公平的渴望之間的矛盾。儘管不同時期、不同形態的資本主義社會,貧富分化的嚴重程度並不相同,但不容迴避的是,以逐利為核心追求的資本,在經濟關係和經濟結構基本上均是私有制的社會形態下,必然會在不斷擴張過程中,產生和加劇貧富分化,甚至形成拼爹資本主義,即繼承財富的增長速度遠遠高於勞動收入,財富的多寡取決於繼承、出身而非後天的努力、勞動。但與此同時,渴望公平是基本人性,起碼的公平是社會穩定的基石。當資本主義產生的日益嚴重的貧富分化與人類對於公平的渴望狹路相逢,勢必問題叢生,嚴重妨礙社會穩定和民主機制的運行。為了應對這一問題,通常資本主義社會都會進行周期性的自我調節,以期緩和社會矛盾,但往往維持不了多久,治標不治本,社會依舊陷入某種周期性的溫水煮青蛙困境之中。

其二,資本主義經濟邏輯的假設前提是理性人,是市場主體能在自身理性的指引下做出明智的決斷,甚至說整個社會的所有市場參與者都有着同等的智慧、理性能力以及同樣豐富的訊息資源,才能達到理想的自由、平等競爭狀態,但無數事例已經反覆證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並深受非理性因素干擾,不同人的理性水平和掌握的訊息資源往往參差不齊。這樣既會造成貧富分化、壟斷、大魚吃小魚,又容易使得市場主體經常陷入羊群效應之中,出現各種不理性、盲目、狂熱、短視的行為,時不時導致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以及大量的低效活動、資源浪費、環境污染。

其三,逐利的資本主義將人和人的關係異化為狹隘、赤裸裸的經濟關係,但人和人的關係本應是複雜多維度的。無論哪個社會,一旦資本主義大行其道後,都難以避免將人異化為工具、商品,人不再是目的而是淪為手段,一個人在社會、團體和家庭中的地位和處境往往都被庸俗化、階級化,大眾對於金錢、資本趨之若鶩,財富多寡成為最主要的評判標準,溫情、道德、人生理想、精神追求均會被擠壓。

其四,資本的全球化、無國界和以民族國家為基本競爭單位的世界秩序的矛盾。在全球化進程下,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利用現有民族國家體系的縫隙獲取最大利益。相較於受制於主權範圍的一個個具體的民族國家,資本是在全世界範圍內流動,變得比以往更不受控,更難以被有效節制和監管,比主權國家有更大的活動範圍和更靈活的運作體系,而主權國家為了發展本國經濟不得不依賴於全球化資本,在節制資本時要麼有心無力,要麼投鼠忌器,其結果是資本主義將全球納入其中,資本賺得盆滿缽滿,以往一國之內的階級分化,演變為全球範圍內的階級分化。

總之,資本主義雖然在激發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建立經濟組織、促進經濟增長上,具有極強的動能,但以上四個難以克服的內在矛盾足以說明資本主義不應該也不會是人類的宿命。那些奉行資本主義的社會,只有不斷吸收公平正義、保障弱勢群體、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等因素,才能滿足世人對於美好生活不斷增長的需要。而這樣的資本主義會和社會主義愈來愈趨同。蘇東劇變所代表的國際社會主義陣營崩潰,不是社會主義的失敗,而只不過是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體制的失敗,不能因為具體一些國家實踐的失敗就一概否定社會主義本身代表的理想性和超越性。

資本主義搭載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快車,於蘇東劇變後盛行世界30年,幾乎沒有競爭對手,持續膨脹,造成了全球範圍內大量的深層次問題。今天,重新認識資本主義,在吸取蘇聯解體教訓的基礎上尋求另一種可能,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香港同樣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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