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解．精神健康｜疫前資源不足疫下支援滯後——「情緒炸彈」倒數中

新冠病毒疫情導致的社會隔離狀態給人們造成前所未有的負面情緒。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受疫情影響，全球焦慮和抑鬱患病率大幅增加了25%；香港大學上月中下旬發佈針對市民疫下精神情緒進行的調查也發現，有13%受訪者出現焦慮，是該調查自2009年開始以來的最高水平；港大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的研究則顯示，港人自殺估值平均數一度高達4.05，比全年平均數1.8高得多，出現嚴重厭世警號。然而，精神健康問題並沒有像身體健康一樣得到足夠關注和支援，有多達四成患病者沒有尋求專業協助——在疫情之前，特區政府已經缺乏有效防治精神疾病的政策，自疫情以來，更加鮮有專門針對疫下精神健康的有效措施出爐。

特定群體出現嚴重心理困擾

聯合國於2020年5月出版的政策簡報《COVID-19與採取行動 促進精神衛生的必要性》指出，新冠病毒除了影響身體健康，也會引發重大的精神衛生危機——人們對親友病逝感到痛苦，隔離措施感到孤獨，對經濟動盪感到不安，對各種錯誤信息感到焦慮，導致精神健康問題日益嚴重，而一些特定群體更是出現嚴重心理困擾，包括一線醫護人員和工作人員，接收信息能力有限的長者，以及面對停課停學的兒童。

以長者為例，港大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上周二（3月29日）發表「防止自殺早期預警系統」數據，警告本港自殺個案估值平均數超越「極高」戒線，情況嚴重。該中心指出，自殺率由2003年起從每10萬人的18.6，回落至2015年的12.0，但在今年2月28日往後的兩周內情況開始令人憂慮，例如在3月22日至28日期間共有21宗自殺相關報道，即平均每日有3宗自殺新聞，而55歲或以上人士屬於自殺高危群組。

至於兒童，疫情之下，學校的授課模式在停課、網課、半日課和復課中不斷變換，很多學童難以適應，甚至出現明顯的情緒波動。上述聯合國的簡報引述一項義大利和西班牙在疫情隔離期間的家長報告指出，有77%兒童難以集中精力，39%煩躁不安，39%易怒，38%緊張，31%感到孤獨。可惜，香港並沒有專門針對疫下兒童精神健康的調查。

各地政府早有針對措施出爐

《COVID-19與採取行動 促進精神衛生的必要性》呼籲各地政府把精神衛生和心理健康納入抗擊新冠的國家應急措施當中，以盡可能採取必要的社會和財政保護措施，使得不同群體減輕疫情帶來的痛苦。

很多國家紛紛探索應對模式。以兒童群體為例，根據立法會秘書處資訊服務部於2021年1月發表的《在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下推廣精神健康的措施》，英國早在2020年推出「安心返校」（Wellbeing for Education Return）計劃，為老師和學生提供全方位的精神健康知識參考和技巧輔導，同時政府為讓學生可以得到及時的心理咨詢援助，還聘請專家提供連續6個月的支援，並在每所學校安排一名經過培訓的教職員，專門負責校內的精神健康推廣工作；除此之外，英國衛生及社會關懷部還推出全民性質的「大聲講」（Speaking Up）健康關懷計劃，鼓勵國民勇敢表達心聲，改善精神健康，很多企業也紛紛響應，增設例如冥想和互助聊等活動，讓員工在每日的繁忙工作紓緩心靈。

內地城市則善用科技和網絡應用，支援心理輔導工作。例如有「智慧城市」之稱的杭州，在2020年通過浙江大學醫學院精神衛生中心專業心理專家團隊的技術支持，在健康碼中增加「心理援助」服務，民眾評估個人情況後可以根據圖文、電話和復診等不同方式求診心理專家，收費從免費到200元不等。同時為了方便像長者等特殊需求的群體問診，當中還設置「心理熱線援助」，方便他們及時得到專業心理團隊的幫助。

根據立法會選委界議員、團結香港基金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長、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黃元山日前（3月30日）在香港01所撰一文《疫情下的精神健康轉危為機》，新加坡亦於2020年10月就已經意識到疫情為市民的精神健康帶來衝擊，於是成立跨部門Covid-19精神健康工作小組，並於去年9月發表報告，指出精神健康服務出現三大缺口，包括不同政府部門在精神服務方面久缺協調、眾多網絡資源有待整合，以及人手培訓需要加強，工作小組繼而總結疫情的經驗，提供建議制訂長遠精神健康政策及策略。

香港疫下精神健康支援不足

反觀香港，在疫情之前，精神健康問題本就沒有得到足夠關注和支援，特區政府自然未能做好預防和治療的工作，自疫情以來，更加沒有專門針對疫下不同群體面臨的精神健康措施出爐。特首林鄭月娥曾於《施政報告2020》宣布，在禁毒基金預留三億元以提高公眾對精神健康的關注；直到今年1月，計劃公布第一期資助結果，有70個項目獲批合共約一億元，但最快要待2月至4月才開展為期9至24個月不等的社區服務，包括在社區培訓非業界領袖、加強照顧者支援、為長者提供資訊科技支援以加強對外聯繫。

香港心理衞生會總幹事程志剛認為，對於精神健康問題，需要通過社工、心理咨詢師以及科普教育等不同方面緊密合作，盡可能讓患者在出現明顯的病徵前，提前對其行為日常進行心理疏導，作出預防。然而，當預防的防線沒有守住，醫院就成為病患最先接觸的治療場所，但由於需求龐大，很多病患未能在第一時間得到適切救助。

香港心理社會康復協會主席、精神科專科醫生王明爍也說，現在看診的大多都是抑鬱症和情緒病患者，也即待病情已經相當明顯的時候才去求醫。

根據醫院管理局統計，在2020至2021年度，有27.2萬人在公營醫療的精神科接受診治服務，比2018至2019年度的25.86萬人多，然而，精神科醫生的數目，並沒有因為病人的增多而出現明顯的增長。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標準，每1萬人至少需要有1名精神科醫生，即有750萬人口的香港至少需要750名精神科醫生，但根據醫管局截至2017年的統計，香港只有378名精神科醫生，明顯比世衛標準少得多，在疫情之下更加供不應求。

「很少醫科生選擇做精神科醫師，社會上偏見和歧視比較嚴重，別人聽到你是精神科醫師，都覺得比較另類。」王明爍依稀記得，自己大學畢業去到精神科工作的時候，精神科都常年都是個「冷衙門」，病人多數患有癥狀嚴重的精神分裂或思覺失調問題。

社區支援資源嚴重滯後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在過去12個月，在分流程序被界定為「穩定新症」的病人，於7個醫院聯網平均輪候時間中位數超過41星期，其中九龍東及新界東聯網的最長輪候時間已經超出2年。問診的人太多，醫生太少，多數病人就無法得到充分治療，導致醫生看症時間不斷被擠壓。王明爍指出「公立醫院醫生差不多每半個小時要看5至6個病人」，非常不理想，因為醫生原本需要大量時間與患者溝通，了解他們在生活和工作等各方面遇到的困難，由此進行深入挖掘，但基於時間限制，公立醫生大多「有心無力」。

再者，在有限的時間之內，醫生只能集中針對心理疾病進行治療，但在病患出院後，就無法密切跟進用藥情況，患者難免因而復發，陷入住院、出院、再入院的惡性循環之中，無法正常生活。王明爍透露，疫情之下，很多患者病情加重或反復。

對於精神病患的社區支援，醫管局早於2010年推出個案復康支援計劃，通過安排個案經理與社會福利署在全港18區資助24間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ICCMW）（下稱中心）合作，跟進患者情況。然而，同樣因為人手不足，每一名經理需要負責50名病人，嚴重影響支援質素，申訴專員公署早在2018年的調查報告中指出，社署對各家精神健康中心的監管「重量不重質」。在疫情之下，病患人數驟升，以觀塘區社區中心為例，每名個案經理需要跟進60至70個案」，早已超過醫管局的計劃比例，服務品質更加堪憂。

程志剛建議，政府亟需檢討個案經理負責個案的合理數目，同時增加撥款。社會上相關幫扶組織都是由非政府組織（NGO）營運，根據社署文件，他們只能得到有時限、以兩年為一期的「殘疾人士／病人自助組織資助計劃」資助，如果以最高撥款額為50萬來計算，平均每月只得2萬元用來聘用全職員工、購買宣傳物料及進行日常營運，這直接導致服務大打折扣。例如受到疫情影響，患者不能到長者中心或其他組織參加現場活動，而外展服務隊也暫停日間服務，轉到線上進行，但是，大多患病家中缺少智能設備，而在捉襟見肘的資金成本下，這些機構難以為他們提供相關設備配套和培訓。

程志剛批評，政府缺乏統籌，對精神病人出院後續支援不足。他希望當局盡快檢討，形成有系統的一條龍服務，讓社區和醫院無縫對接，對精神病人提供全方位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