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王義桅.三|曾勸香港莫坐等中央指令 今勉胸懷世界共創大同

撰文:黃雲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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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研究權威、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義桅,早在2017年提醒香港應該好好理解「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倡議、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思路,不要坐等中央指派工作。事隔六年,王義桅在北京接受《香港01》專訪,談及如何評價香港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時,指出「儘管世界變了,但香港的底層邏輯還沒完全變」,「仍然是一種殖民生態、殖民體系,以為英國或者盎格魯撒克遜才是文明和先進的代表、是人類的未來」。他再次勸勉香港要珍惜成為「主場」的機會:「你現在雖然背靠中國,但是中國的東西你又沒學好,等於是兩邊都吃不消。如果香港人想實現你們的人生價值,用更大的胸懷看世界,真的要抓住『一帶一路』,再造香港、再造中國、再造世界。」

國際關係研究權威、「習思想」專家王義桅專訪實錄之三

特首李家超表示,「一帶一路」以合作為基礎,互聯互通範圍廣泛,為持份者帶來貿易投資合作和基礎設施建設,釋放龐大潛力和機遇;而香港特區政府一直與不同持份者合作,為商界和專業人士提供就「一帶一路」交流的機會。(廖雁雄攝)

香港01:您曾在2017年分析香港和澳門可以如何抓住「一帶一路」機遇時提醒,「不能等中央政府給你指定什麼你才去做,不能等發改委『一帶一路』辦公室給你做一個指導和規劃,都是靠自己去提出一個倡議,提出一個對接的思路。」您那時指出,香港金融業、服務業非常發達,擁有很多專業領域,發展優勢相當明顯,能夠成為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作的渠道和紐帶;您也建議,香港大膽嘗試,成為「一帶一路」的一個新的試點,而如果能夠成功把握機會,就有望再次振興。請問,當時為何如此勸勉香港?這10年來,您出席了500多次大大小小的國際論壇,期間有到香港演講過嗎?

王義桅:當然了。有一次在「全球華人律師大會」做主旨演講;還去了香港理工大學,跟學生們講;還有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主辦的。我也隨同前特首梁振英去過土耳其講「一帶一路」,還有人大校友在香港的年會,我也是去講「一帶一路」。好多次我已經記不清楚了,都是講香港在「一帶一路」的獨特角色——這是第二次「改革開放」的機遇,以前香港主要是跟發達國家連在一起,接下來應該跟「一帶一路」國家連在一起,再造香港。梁主席也在《施政報告》提到很多次。

我去甘肅,去新疆,他們以為「一帶一路」和「改革開放」一樣,就是優惠政策。但「一帶一路」像「長征」一樣,是要有「主體性」的,要自己去幹的,不要等什麽優惠政策。這是個成為「主場」的機會。按照「改革開放」的思維方式,就是我們接軌西方現成的東西,我們去學習借鑒;今天「一帶一路」是支撐你去把學習的東西轉化實踐,哪裡有落後,哪里就是機會,但很多人還沒轉變過來。

重慶12年前開啟「中歐班列」,比「一帶一路」還早,當時廣東「騰籠換鳥」,很多電子製造外遷到重慶生產,生產了世界上1/3的平板電腦,1/5的智能手機,1/9的汽車和零配件,不得了。原本貨物送到上海,再從上海到歐洲,要35天,那麼,能不能夠直接從陸路開到歐洲去?能,14天,高附加值,一鍵通關。這就是創造性的思維,大部份人都習慣海上貿易的思路,但我們中國人說「辦法總比問題多」,只要有問題,就會找到辦法的;英國也有句話「If you believe, you can achieve」,你問我為什麼能寫出這麼多本書?我當時想,如果我們不趕快寫出來,西方很快就會寫他們所理解的「一帶一路」,說什麽「新殖民主義」,把經都念歪了,所以我必須寫出來。有第一本英文版的書,還有各種文字版的書。我們都要去踢這個主場。西方後來也真的出了一些書,現在關於「一帶一路」的書確實也不缺,可是一開始,很多人都是看了我的書,引用率很廣泛。

香港01:作為香港目前瀏覽量最高的新聞媒體,根據我們的觀察,儘管香港也講了「一帶一路」很多年,但社會上下對於「一帶一路」的認識,好像只停留在一些官方文件,而在學術和民間層面的討論比較少,我們更缺乏像您這樣能把「一帶一路」講通講透的老師;另外,有些人也習慣用比較偏見的眼光去理解「一帶一路」。您當年給香港提出了非常中肯的建議,鼓勵香港秉持「港人治港、澳人制澳,高度自治」的制度優勢,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事隔六年,香港對「一帶一路」的響應,符合您的期望嗎?

王義桅:可能底層邏輯仍然是一種殖民生態、殖民體系,以為英國或者盎格魯撒克遜才是文明和先進的代表、是人類的未來。印度也是這樣想,覺得殖民者走了,他就是「大管家」了。都有這種思維方式,香港是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長期以來都是圍繞這種體系思維去發展的,實質上都是維護盎格魯撒克遜的金融霸權。儘管世界變了,但香港底層邏輯還沒完全變。

1974年鄧小平在第六屆聯合國特別大會講了很關鍵的一句話:如果經濟上不獨立,政治上的獨立是不可靠的。這就是說,(王義桅即時模仿鄧小平的四川腔)如果中國將來發展起來了,卻改變了顏色,要去稱王稱霸,到處欺負別人,就要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會聯合起來推翻霸權。那個時候,1974年,中國還沒發展起來,當時講的是蘇聯、是美國,但他能夠說,如果中國變成那樣,就要大家聯合起來推翻,這是什麽胸懷?所以說,中國是真心破除霸權體系和殖民體系的,因為中國本來就是殖民體系、霸權體系的受害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國絕不會搞「新殖民主義」,我們不會希望其他國家也受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侵害。我為什麽講起「一帶一路」每每就感動,尼泊爾的水真的燒開了都不能喝,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每年平均熱死兩三千人,我們怎麽能無動於衷?我們要去幫助他們發展,不是要跟美國搶、跟歐洲搶,我們就是要解決問題。

香港01:其實不只是「一帶一路」,基於殖民歷史原因,以及回歸以來的特區治理問題,香港對於國家本身就不太認識,很難理解「中國式現代化」、「人類命運共同體」,所以也就不太知道應該如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如何參與其中貢獻。

王義桅:整個世界現在80億人口,以前你們服務的是所謂的西方,加在一起10來億人,還不如中國一個國家的人口多。其實很多國家還有很多開發的機會,開拓知識點也好,賺錢的機會也好,實現你理想的機會也好,甚至是旅遊——它沒有商業化,人也很可愛,很純樸。你去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就會發現世界的多樣性和另一種美,你自己也會感覺到一種再教育和薰陶。

對於香港,我們不講那些大道理,就從普通老百姓的角度,在衣食住行等等方面都會帶來極大的好處。現在「一帶一路」國家基本都給中國免簽,你有需要時我們使館代表可以提供幫助。在吃的方面,誰能想到現在中國可以吃到烏拉圭的牛尾骨,格魯吉亞的紅酒?這些現在都已經進入我們的餐桌了,老百姓都是日用而不自覺,香港也會慢慢感受到的。我去得多,所以我能感受到,其實越出國就越愛國,因為我們真的克服了很多困難,為世界帶來很多正面影響。

就像現在說氣候變化,如果不去減排,未來溫度升高幾度,多少城市會被淹沒?香港可能是其中一個。那麽按照西方的辦法,怎麼解決氣候變化問題?那就很簡單了,讓發展中國家不用發展或慢慢發展。可是,這怎麽行呢?中國人的方法則是,不能高標準「一刀切」,畢竟還要發展。我既要發展,還要環境保護,問題是,怎麽統籌協調?由中國發起的《全球能源互聯網促進巴黎協定實施行動計劃》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就地取材」,就像中國人吃飯一樣,水能、風能、光能等等都是新能源。將來讓全世界能源問題徹底解決,而且還亮亮堂堂,減少碳排放,我們這一代人正在做。

香港應該建設「一帶一路」,你眼睛應該盯的是80億人口,要讓他們都發展,不能讓他們「絕育」,那是不人道的;同時還要幫助他們解決氣候變化問題,否則你會被淹沒掉。為什麼說「人類命運共同體」?如果你是富人,但旁邊都是乞丐,你安裝再多的鎖也沒用;只有當你是富人,同時周邊地區也都富裕起來,才是真正的安全。我有一次去羅德島,美國最富裕的一個洲,但我的後備箱忘了關門,我跟我朋友說要去關掉,他們說我們這裡都是富翁,不必啦。這就是我們中國講的「大同世界」,只有大家共同發展了,才是最安全的,世界才能夠太平。世界好了,中國才能好,香港才能好;大河有水,小河才能滿。

香港現在雖然背靠中國,但是中國的東西又沒學好,等於是「兩邊都吃不消」。如果香港人想實現你們的人生價值,用更大的胸懷看世界,真的要抓住「一帶一路」,再造香港、再造中國、再造世界。反過來推,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不幹根本就不行。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創辦的香港共享基金會,結合民間慈善資源和內地醫療力量展開「消除白內障致盲行動」,計劃要在2027年,為五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病患,免費完成3.75萬宗復明手術,冀能發揮香港聯通中外優勢,促進帶路國家民心相通。(夏家朗攝)

香港01:您之前形容過,「一帶一路」是21世紀新長征;請問當前處於什麼階段?

王義桅:「長征」按照毛主席說法,有三個意思: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

首先是,宣言書,我們要幹什麽?「一帶一路」的目標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亮出來了我們的目標。以前中國人說我不推翻國際秩序、我不會這個、我不會那個,但我們要什麽從來沒說;「一帶一路」提出以來,「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出以來,我們想幹什麼就很清楚了。以前中國沒想清楚,也沒說清楚,或者藏著掖著,人家說你想幹嘛?今天我就告訴你,我要幹這個,我會怎麽幹,我怎麽賺錢,我都告訴你了。

第二是,宣傳隊。你要發動群眾,要讓大家明白你想幹什麽,不能自己宣傳自己的,要到各地去宣傳,但不是片面的宣傳,而是把自己的道理講清楚。我到發達國家講「一帶一路」,是講我們怎樣轉化西方理論;在發展中國講「一帶一路」,是講我們以前和你們一樣窮,但我們找到了符合自身國情條件的發展模式,把我的實現路徑給你們講清楚,我都可以,你為什麽不可以?你完全可以。三個核心問題就是:要致富先修路;富了以後還要共同富裕,你不能說沿線的地方富了,其他地方都落後了,虹吸效應不行;而且還要可持續的富,不能今天富了,明天又窮了;那麼,誰給你修路,資金從哪里來,技術從哪來,人才從哪里來,這些問題都要解決。都是用很通俗的語言,而背後的機理都是政治經濟學,這也是我寫《一帶一路政治經濟學》的原因,要把它的理論講清楚,而理論來自於實踐。

最後是,播種機,是一個種子要生根發芽,要給他們一種希望。但不要着急,不是今天建鐵路,明天馬上就富。你對這顆種子,要有愛心,有希望,有期待。以前他們是看不到希望的,那些國家是絕望的,現在看到了中國的今天,他說就是他們的明天,真的,他們以前成績比我們還好,還是英語體系。看到了中國的變化,他們也會慢慢思考琢磨的。整個世界也是播種機,全球化現在失去動力,失去方向,甚至失去理念;有些國家在破壞全球化,搞脫鉤鍛鏈,我就跟這些發達國家說,「一帶一路」真的是讓這個世界更好,讓你更好。「一帶一路」項目有美國企業、西方企業參與,他們賺了很多錢;但賺了錢不說,而他們的政府又亂說,一些媒體的報道又偏頗。你如果真的去看過,就不是那樣的,不能一葉障目,我們還是要實踐,當地人民才最有發言權,時間也是最好見證。80%的西方媒體都是以訛傳訛,尤其chatGPT問世之後,它用簡體中文和阿拉伯文會說「台灣是中國一部分」,但用其他語言搜都說「台灣不是中國一部分」,因為它是抓取大數據,所以一定會以訛傳訛,而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裡,所以你一定要堅定這個信念,現在很多人是被迷住了,被煙霧迷住了你的眼睛,但我們是可以撥亂反正的,終究是會看得清楚的。

所以我說「一帶一路」是長征,長征是很艱難的,你想想紅軍,25,000里,一開始還沒有目標,後來毛主席知道劉志丹在陝北,才確定那是目的地。「一帶一路」一開始也是這樣的,只有初步的想法,現在比較明確了,最終目標是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最典型的困難就是「二元性」,他們的經濟基礎很窮,意識形態和建築標準還全都是用西方那一套。我舉個例子,肯尼亞是聯合國環境署的所在地,有個「禁塑令」,要環保,很好,可是這個國家經濟還沒發展起來,就搞這麽高的標準,導致剩菜剩飯沒有塑料袋可以包裝,隨處亂扔,結果造成鼠疫。中國的做法是先試點再推廣,慢慢幫你解決問題。既要經濟發展,又要高質量發展、數字化發展,還要脫貧;原本的任務還沒有完成,今天又有新的任務,不斷疊加,不斷演化,還有人被背後踹你、搗亂、挖墻腳,炒作各種負面輿論。而且那些國家本身都是西方培養的,本來就傾向認可西方那套輿論的東西,對中國也不是太了解,有的確實是想圖點好處的,沒有好處的話就退出,我們要安撫,要解釋、要說服。但有挑戰,就會不斷有動力。

「一帶一路」沒有先例,探索起來真不容易。問題總是層出不窮,國家越來越多,越來越複雜,全球化本身又出了問題。以前全球化是往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就像大家在同一個桌上吃飯,有人吃少了,有人吃多了,現在有人掀桌子了,還有人在旁邊說三道四。怎麼辦?我們必須去解決,透過「一帶一路」,堅持我們的理念和品格,用好我們的知識,把這個桌子變得更大,或者是把這兩個桌子連在一塊,大家都有得吃,還都能吃飽、吃好。所以我反覆強調,不要做「孫悟空」,要做「如來佛」;孫悟空見到白骨精就打得沒完沒了,見了如來佛呢,讓你立地成佛,感化你。你最後見了佛,你還去跟他打仗嗎?不會的。

香港01:在「一帶一路」的長征上,接下來還可能面對怎樣的風險?

王義桅:我想最大的風險就是,全球化本身體系的風險,整體的氛圍受到挑戰。就像我現在在裝修房子,但外面的天卻要塌下來了,這不是靠誰個子高就可以撐得住的。美國也想搞「一帶一路」,想搞產業政策,但他都是為了對抗。

緬甸有個水壩,密松水電站,本來是好事,但美國人反對,而且不是直接反對,是換一種方式反對,透過外包研究,說水電站破壞風水,他們哪裡懂什麽風水,但當地人就擔心,風水一旦破壞了,你蓋得再好我也不要。這不是瞎胡鬧嗎?搞迷信,不科學,就像清朝說建鐵路會斷龍脈,照相機會攝魂魄,打著風水的名號搞破壞。後來緬甸才知道是上了當,想重啟,但已錯失良機。西方人真的不負責任,大家也沒辦法追究他們責任。這些說起來就是痛苦,這個世界還是美國、還是西方的世界。「一帶一路」任重而道遠,長征就是這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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