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互補｜律師棄數百萬年薪　義教基層兒童英文　冀讓社會更有愛

早在2005年，資深商業律師謝丕慈的年薪已經達到300萬港元，可這樣一位獨立的高知女性，卻放下優渥報酬和光明前景，免費幫助基層孩子學習英文，甚至傾盡全力於2020年創立非牟利慈善機構「生命互補教育基金」，在短短三年內已為400多個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教育支援。基金目前沒有政府資助，只靠私人捐款維持營運，她連花費7,000元的「洗樓宣傳費」都覺得「肉赤」，心心念念這筆錢可以幫助多少人。她和同為律師的丈夫梅浩洲都相信，這項工作不但可以改變受助者的生命，同時也可以改變施助者的生命，讓彼此的生命互相補足，也讓社會變得更加有愛。

「原來基層生活這麼得艱難」

從高薪厚職的商業律師，轉軌投身幫助基層的慈善事業，謝丕慈有過三大轉捩點。

第一個是在2005年發生的兩件奇事。第一次是，兒子突然高燒不退，連醫生也束手無策，她絕望地做好最壞打算之際，有基督教信仰的丈夫梅浩洲帶着她一起祈禱，翌日兒子竟然馬上退燒。第二次是，有日過馬路時，突然有感被一陣風拉着動彈不得，回神後才發現有輛闖紅燈的計程車瞬間飛馳而過，而她幸免於難。謝丕慈相信這是「神蹟」，認為「神將我留在這世界上，一定還有些事情等着我做」，於是毅然放下年入數百萬元的高薪厚職，完成三年的全日制神學課程後，到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擔任宣教師。

第二個是在2013年開始接觸基層家庭。「以前真的不太明白低收入家庭到底有多困難。」謝丕慈的父親是醫生，她從小生活條件優渥，教育資源也較為豐富，早在80年代初期就遠赴英國留學；至1985年畢業回港成為執業律師後，身處的是揮金如土的商業世界；即使自2008年到教會侍奉，所接觸的教友主要也是中產階級。直到2013年，她探訪數個基層家庭，看到一家幾口擠在只有一張碌架床的劏房內，第一次感知到那種「遙遠的痛苦」，忍不住感慨「原來社會有這麼多人與我所經歷的完全不一樣」，於是下定決心在教會成立「生命互補」事工服務，免費幫助低收入和新移民家庭兒童學習英文。

第三個是在2020年出現的兩個巧合。謝丕慈從律師變成「生命互補」事工服務的英文老師後，一開始自己教四五個學生，在六年間發展到50多個義工教200多個小朋友，開始面對如何擴容的問題。剛好，一位曾受謝丕慈幫助的導師急病離世時，竟把遺囑全數捐給「生命互補」事工——這令謝丕慈既感動又鼓舞，決定把事工服務轉型成為獨立營運的慈善教育機構，並以有關捐款作為啟動基金。又剛好，原本租用望覺堂基督教大樓上層的私營教育機構突然中斷租約，望覺堂同意以低廉租金租予謝丕慈——這又為她省卻大筆裝修費用和每月開銷。於是，2020年12月，「生命互補教育基金」應運而生。

「你的孩子也是我們的孩子」

「低收入和新移民家庭的兒童，資質並不比別人差，只是因為他們的父母本身就不太懂得英文，而他們的家庭更加無法承擔高昂的補習費用，所以他們就比別人少了一個可以改進英文成績的機會，也缺少其他資源應對成長中的難題。」謝丕慈同時也是「生命互補教育基金」的行政總監；她認為特區政府已為有不同需要的學童提供林林種種的服務，但無奈仍有很多學生未能得到及時適切的支援，因而需要社福機構加以承托。

機構以「你的孩子也是我們的孩子」作為使命，當中設有「親子館」、「教育發展中心」、「特殊學習需要支援中心」三種項目，為基層孩子提供有別於應試教育形式的英文學習課程；為父母提供個人情緒、子女發展乃至家庭關係的多方支援；為特殊學習需要（SEN）學生進行免費評估，並且提供語言發展課程。對於基層學童，所有費用全免；目前數百名學童中，也只有兩三人需要繳費，而學費也較私營補習機構便宜得多。

謝丕慈強調，「生命互補」的英文課程不是「補習」，因為他們不會重複學校教學內容、不是採取應試教育，而是自行編寫一套由幼稚園幼兒班（K1）到小學六年級（P6）的教材，通過義工導師與受助學童一起閱讀英文故事書來「自學」英文。她親自揀選了1,800多本涉及不同範疇的英文書籍，希望學生「三堂看一本書，一年看十幾本書」。另外，為了培養學生的表達自信，機構每年都會舉行英文音樂劇，由約200名受助學生輪流上台表演——較早前（12月17日），他們在沙田培英中學合演了《小星星》，希望帶出個人力量雖小，但只是堅持自己使命，仍然能夠成就很多美事的意義。

「聽聽社會某些角落的聲音」

「我常常想，深水埗大角咀的那層樓裡，有多少個小朋友無法發音，有多少小朋友的媽媽正為此惆悵。」謝丕慈一心只想着如何幫助更多家庭。她觀察到，香港很多慈善機構都是把「家長」和「孩子」作為兩個獨立個體分開支援，而不是融合發展，所以很多家長也只懂得把子女送入相關機構，但並不在意學習內容，更不懂得如何配合，結果事倍功半。有見及此，「生命互補教育基金」同時也為受助學童的家庭授課，藉此向家長解釋課程理念和學習邏輯，並且教導他們如何有效地把對子女的督促融入日常生活當中。目前每周有約300名家長上課，「我們相信，香港除了我們之外沒有這種服務機構。」

機構另一大特色，是為SEN學生及其家長提供支援。在教會工作期間，謝丕慈也接觸不少有讀寫障礙、多動症、專注力不足問題的SEN學生，了解那些家長的苦況——政府評估服務需要輪候一兩年，私營機構不是服務時數有限就是收費貴得驚人，而學校的言語治療師則要按學生問題的輕重緩急提供服務，「嚴重的話一個月見一次兩次，每次40-45分鐘；如果不嚴重，可能幾個月才見一次。」眼見那些來自基層的SEN學生求助無門，謝丕慈非常心痛，更加堅定她要成立慈善教育機構幫助更多基層家庭的念頭。

「如果得到政府補助，我們可以一起合作，去聽聽社會某些角落的聲音。」謝丕慈坦言，機構雖不至於經營困難，但資源確實相當有限。儘管特區政府向來為肩負不同使命的社福機構提供不少資源，但「生命互補教育基金」作為一間政府認可的慈善機構，至今仍然未有得到政府援助，因為無法申請津助營辦福利服務。但這不是因為「生命互補教育基金」的服務存在任何問題，而是因為社會福利署外判的資助福利項目種類較為死板，關於兒童的主要涉及寄宿、領養、託管、虐待等，而目前開放招標的兒童福利項目更只有「學前單位社工服務」，並不屬於「生命互補教育基金」的服務範疇。謝丕慈也研究過不同種類的資助計劃，但有些只提供短期援助，有些則需要基金改變初衷迎合；因此，「生命互補教育基金」成立三年來，幾乎全憑私人捐款和義工熱忱走到今天。

「不妨多些關顧身邊人」

為了增加知名度，幫助更多基層家庭，機構曾在母嬰健康院外張貼宣傳單，卻被大大小小不同種類的機構海報淹沒；也試過花費7,000元找郵局「洗樓」派發傳單，但謝丕慈提起時仍然感到非常「肉赤」，「我們很不想花這筆錢，7,000元可以幫助很多家庭。」可惜，那些宣傳工作都無濟於事，謝丕慈笑言，「早知道當初就多當幾年律師，多賺一些錢，現在就可以幫助更多的人。」話雖如此，她或多或少也有些失落：「大家都不知道我們做了什麼，但我們的服務真的不一樣，而我們也真的很用心。」

不過，謝丕慈相信，關關難過關關過，畢竟他們「每行一步，每產生一個新的想法，都有困難」，但每次的困難卻都會在危急關頭轉危為安，出現意想不到的轉折，至今已為400多個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支援。她將一路走來的點點成績，歸功於「神的恩典」和他人幫助。在旁觀者看來，是她和眾多義工為基層孩子無私奉獻的精神打動和鼓舞了眾多有識之士，是這些「一步一個腳印」的努力，讓他們看到「愛與被愛」的無窮力量。

「她的性格一直都很Caring（照顧人）。」本身也是律師、同時身兼「生命互補教育基金」的受託人梅浩洲透露，妻子謝丕慈向來很有同理心，早在1990年代看到新聞報道有個小朋友從未吃過漢堡包、沒有去過海洋公園，已經很受觸動，並着丈夫致電報館查詢對方地址，希望幫助他實現願望。儘管兩夫婦最後無法成功聯絡該名小朋友，幸而他們現在找到了更加有效的方法，幫助資源不足的基層兒童改變跨代貧窮的命運。之所以取名為「生命互補」，正是因為梅浩洲相信，這項服務不但可以改變受助者的生命，同時也可以改變施助者的生命，讓彼此的生命可以互相補足，也讓社會變得更加有愛。

說來有趣，謝丕慈當年選擇修讀法律，只是為了征服那個在一般人眼中相當艱深難明的學科，從而證明自己「很厲害」；及後從事法律工作，並以「升職加薪」、「幫公司賺錢」作為人生目標，又是為了證明自己「有能力」。如今走上另一軌道，她不再看重個人成就，也不再苦苦追求人生意義，因為她的人生意義就是幫助他人找到人生意義。在專訪最後，謝丕慈提醒營營役役的香港人：「不要忙於自己，不妨多些關顧身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