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的香港選舉，經常有選民要「含淚投票」。而在本年法國總統大選第二輪投票中，廢票率更超過11%，是以往的兩倍。這除了反映選民難以找到理想人選外，也暴露了現行的民主選舉制度未能有效滿足當今社會的需求和解決階層之間的矛盾。到底民主制度的問題在哪裏？而我們的將來又應該是怎樣的？

（本文原載2017年5月29日《香港01》周報第62期B13版，按此訂閱周報）

自由民主制度被認定為當今最理想的社會契約，然而當今社會發生的種種迹象顯示這種以選舉代議士為基礎的制度存在着各種問題。在先進社會裏，選舉式民主未能妥善解決種族與社會矛盾，令許多學者開始反思過去崇拜民主的理性；而在發展中地區，單純引入選舉民主也鮮有能真正改善人民生活的例子。這與我們印象中的民主形象不盡相同，乍聽之下有點不可思議。然而歸根究柢，這是因為在西方社會奉行民主100多年後的今天，民主制度已經不再是從前的「先進開明」，反而成為了控制社會秩序的一種「保守主義」。要了解這個說法的本質，我們必須先理清民主制度興起的時代背景。

經驗主導思想

提到民主精神，有很多人馬上就會聯想起古希臘的雅典，歌頌其為民主的發源地。然而諷刺的是，民主在古希臘並沒有得到其今天所有的肯定，甚至有很多雅典的哲人都曾指出民主的問題。被稱為「哲學王」的柏拉圖（Plato）便是批評雅典民主的著名例子。他在《理想國》中將民主制度放在五種政體的第四位，而當其向無政府的方向發展，最終就會演變成最差的政體——僭主（或作暴君）（見配稿）。同時代的雅典將軍與歷史學者色諾芬（Xenophon）跟柏拉圖也有相似的想法。他推崇雅典的敵人——斯巴達以榮譽為主體的社會和教育制度。對此他不是「得個講字」，而是身體力行將自己的兒子送到斯巴達接受傳說中的「斯巴達式教育」。他們在雅典被一些人敵視，稱之為「親斯巴達派（Spartophile）」。但到底為何在民主的發源地，竟會有一批人「不識好歹」地尊崇這個近似今日北韓社會的斯巴達？這個貌似政治學或哲學的命題，但若要更深入地理解，就得從古希臘的歷史發展着眼。

柏拉圖與色諾芬都親身目擊了雅典光輝的最後一頁，經歷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公元前431至前404年）中，由海洋霸者走向衰落最終被斯巴達擊敗的過程。柏拉圖出生的那一年，戰爭已經爆發。到了公元前404年雅典開城投降的時候，他只是個20多歲的青年。色諾芬比柏拉圖年長三歲，跟柏拉圖擁有相似的經歷，他們都受到了這場戰爭帶來的震撼。故此可以說伯羅奔尼撒戰爭的歷史經驗塑造了他們思想中對民主制度的批評和對斯巴達式制度的推崇。斯巴達的經驗和成功包括了該時代的客觀條件，然而歷史並不存在永恆不變的客觀環境，是故也不應該存在着永恆的真理。

斯巴達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後的衰落，又催生了另一種對斯巴達制度的檢討。公元前370年代，新興勢力底比斯（Thebes）打敗斯巴達人並短暫地取得了希臘霸權。此時古希臘的另一位哲人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只有十多歲，就像他的老師柏拉圖一樣經歷了時代的轉變。日後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Politics）中就對斯巴達的多種制度提出質疑，並總結出一種調和民主制度與寡頭專政的理論。他雖然在《政治學》中肯定了民主制度的合理性，但他卻同時說如果民主演變成單純由大多數主導的民粹主義，那將會是另外一種「不公平和不公義」。《政治學》的首句就寫道「國家就是某種程度的合作群體」，故此若要令國家穩定，就需要在佔少數的資產階級與佔大多數的貧窮人民之間平衡利益，以取得兩方皆同意的公義。

在當今的政治學討論中，無論是要支持或是檢討民主制度，都經常引述柏拉圖或亞里士多德等人的作品，但這些討論卻很容易忽視了作者身處的時代特質。人類的行為往往受到經驗影響，而現實的發展往往比理論更具有說服力。例如二戰後的日本，由於經濟快速增長而引來美國學者爭相研究其成功原因，著名美國學者傅高義（Ezra Vogel）更在1979年出版《日本第一：對美國的啟示》（Japan as Number One: Lessons for America）一書，歸納出日本經濟的成功之道，好讓美國人學習。然而，1990年代日本惡性的經濟泡沫爆破後，像終身僱用制度等過去被認為值得學習的「優點」，卻成為了阻礙日本經濟轉型和復蘇的「缺點」，甚至現在一旦討論泡沫經濟，往往都不期然會引用日本經驗作為借鑑。民主制度本身也是一種經驗實踐的結果，故此自然無法擺脫現實經驗的考驗而獨善其身，成為永恆的真理。

歷史到達終點？

日裔美籍學者法蘭西斯 ·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92年出版的《歷史的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中，認為西方社會的自由民主制度已成為人類最完善的制度，歷史不用再向前發展，從此成為常態。福山的觀點一度成為不少人信仰的理念，掀開了自由民主制的黃金時代。諷刺的是，福山的思想其實跟柏拉圖和色諾芬一樣，都是歷史經驗所衍生的產物。美國在冷戰時期曾經掀起一陣古希臘的研究熱潮——這是因為美國政府將冷戰想像成現代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美國的資本主義陣營為「雅典」，而蘇聯的共產主義陣營則為「斯巴達」。美國政府為了避免「雅典」戰敗的歷史重演，召請了不少研究古希臘學者為幕僚，並最終制定了以長期拉鋸的經濟戰來拖垮蘇聯的戰略。美國等西方社會在冷戰末期已取得壓倒性的優勢，加上蘇聯在1991年解體，這場歷史性的決戰結果成為自由民主制最佳的「成績表」。就此看來，福山斷言自由民主制為歷史終結，與柏拉圖提倡斯巴達制度最為近似理想國的講法如出一轍。

福山理論的問題是輕視了社會現實改變的速度和幅度。我們今天所說的「民主」本身也有很長久的歷史，它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從人類最初的直接民主，到現代強調法治與自由為基礎的選舉民主，中間也經歷過不少興衰變化。期望歷史迎來終結，是過度樂觀的保守主義，也是希望「一本天書讀到老」、一勞永逸的想法。先秦的儒家思想主張要恢復古代的先王之政，就是認為先王曾經成功治理國家，故此只要回復他們的政策和理念，便能重新收拾當世的亂局。這種想法和「歷史終結」一樣，都是相信「真理」能超越時勢而存在。然而，韓非子就曾用「守株待兔」的故事來批評這種思想，他寫道「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

民主既然是人類社會的一種制度，它自然須面對人類社會變遷帶來的挑戰。近年西方社會不斷受到民粹主義的衝擊，正反映了社會發展所帶來的改變已足以威脅以往一直認為「行之有效」的民主選舉制。民主發展至今，我們可以觀察到它有明顯的問題必須處理。首先，民主必須面對選舉或公投制度中「多數人」的理性問題。無論它如何演繹，包括以法治和自由作為基礎，民主制的根本信條是認為「大多數」的決定即正確。當社會分裂成兩個無法調和的極端，利用大多數去壓倒少數的選舉民主，無法做到亞里士多德所講的平衡各方利益。代議士在這情況下，難以於取悅多數選民與整體社會福祉之間取得平衡。於是這又產生了另一個問題，即當大多數取得勝利，而少數無法反抗時，自然就會產生分裂思想。英國脫歐公投又再次刺激了蘇格蘭和北愛爾蘭等偏向留歐地區的獨立運動正是一例。更甚者，每一個獨立的個體都有自己一套自由意志，當利益長期無法調和，社會便將陷入不斷分裂的循環，成為亞里士多德理論中「小國寡民」的城邦。這是否就是我們所追求的？

在面對現行民主制度無法解決一些問題的時候，我們是否有勇氣承認歷史並未有終結，進而認真思考下一步？「民主」是否只代表自由民主制或是選舉制，是否還有可能發展出另外的形態？如果香港人希望能修補社會撕裂而達致「大和解」，那我們將有可能要踏進一個未知的政治領域，去探索新的歷史經驗。在數個世紀後，如果民主選舉制成為歷史的過去式，而我們也找到一個能因應時代需求更好的社會制度，這或許才是對民主和自由精神作出最大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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