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清潔工同行.後記】領受最低工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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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晚上,一群人到北角沿街與清潔工閒談,最後到垃圾站與幾個清潔工傾談良久。一群人裏的其中一人穿着光鮮西裝,在中環上班,表明因好奇而來,他最好奇的是:「大家都係打份工,為什麼要特別關心清潔工?」

攝影:盧翊銘

(此為與清潔工同行系列之後記)

翻開報章,三兩天便有一篇清潔工很慘的報道,如酷熱天氣下仍要戴三雙手套在戶外工作,又或是因無處更衣而在育嬰室更衣便遭即時解僱,又或是吃飯休息的地方是臭氣熏天的垃圾站旁或車來車往的行人島上一張椅子,然後是不時爆發一次的追討薪金的罷工。上述,是鎂光燈下的報道,而鎂光燈外的,據前職工盟成員梁業漢說,他平均每個月接獲五六十宗新的清潔工追討欠薪求助。而沒有向工會求助的人,肯定更多。

我所接觸的清潔工人,不一定處於極窮狀態,如倒樓的興姐有兩個從事中產工作的女兒;有兩個掃街清潔工最近去了日本旅行;一天來到長洲,一個掃街清潔工連午飯時間都忙着拾紙皮去賣,慧姐說,她有層市值五百萬的樓。他們往往抱着一個想法:「做到就儲點錢,做到無能力才退下來。」重點當然不是有錢無錢,而是他們從事這份工作時,為何總是得不到最基本的安全保障?為何裝備那麼不足、工作環境如此惡劣?為何興姐、陳太近乎年中無休?為何總被五花八門的理由剝削薪金?而這一切不公,為何大部分清潔工選擇默默承受?

我在訪問過程接觸的清潔工,大部分上了年紀,而且大部分的中文程度近乎文盲(我在兩個垃圾站裏遇上了泰國清潔工,邊說自己很怕老鼠,老鼠邊在垃圾站飛竄)。清潔工大多選擇鄰近住處的工作,如從前的寶麗、英姐、興姐,以節省交通及食飯開支,也方便照顧家人,這樣,他們的工作選擇便大大減少。同時,他們不擅長表達自己的感受或想法(請對比專題的清潔工,與阿清、阿謙、陳巧真等人),而且自我形象總是很低落(我在街上遇見幾個清潔工,低頭掃着颱風「天鴿」遺下的斷枝與枯葉,說:邊有得選擇;我告訴一個朋友,英姐說自己最喜歡洗廁所,朋友立時反駁我:她肯定說謊,我就不信有人會喜歡洗廁所。)而這種種,都是清潔工啞忍不公的主因。

不少勞工團體指出,清潔工被剝削,源於價低者得的外判制度,而現時食環署轄下,約有12,200名清潔工,是全港最大的外判清潔工僱主。僱主把工作外判了給外判商,似乎就與替它工作的工人劃清界線,所有工人承受的剝削,都與外判商有關,而與僱主無關了。而這就是清潔工—領取法定最低工資、社會最弱勢的工人的工作狀況。回頭回答中環人,為什麼要特別關心清潔工?就是因為他們在上述的狀態裏,確實需要一些工人權益監察者,以及提升他們自尊的人,於是,我們最理想,可以和他們交友;次理想,可以了解一下社區內的清潔工的狀況,了解就是監察與支援;而最簡單,就是對清潔工作給予尊重與肯定。

這份專題的紙本,也可以是你送給清潔工的禮物,一段友誼的開始。

重溫清潔工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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