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清潔工同行.一】清潔工,也是抗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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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開報刊,不時讀到有關清潔工的新聞:扣糧、扣假、扣減人手,工作環境惡劣,沒有乾淨的更衣室或休息室,在颱風天或大熱天仍在戶外工作,而他們的時薪往往就是法定最低工資,還不時面對五花八門的薪酬剝削,偶爾引發工潮,如本年六月的浸大及九龍東醫院聯網兩次清潔工罷工。面對剝削,有人起而反抗,也有人與之同行,與他們交友、拍攝紀錄片,或任職清潔工,在職場裏與他們同甘共苦。香港的街道、商場、住宅大多光潔明亮,而背後為我們洗擦這個城市的那一雙手、那一個人,我們總是視而不見似的,少有聆聽他們的故事和處境。到底他們有何故事?我們如何與清潔工同行?

攝影:盧翊銘

(此為與清潔工同行系列之一)

寶麗:「別人曾經幫我,我就想幫其他清潔工」

寶麗一直記住那個小孩:看見她在和樂邨掃街,便刻意把垃圾扔在地上而不是垃圾桶裏。寶麗上前說:「你不可以這樣做。」「如果我不是這樣做,你哪有工開?」「如果你媽媽是掃街,你會這樣做嗎?」「我媽媽一定不會像你這樣掃街。」她心裏氣結,卻一時無語,任由小孩嘲弄。她握着掃帚默默掃街,服務街上每個途人—也是清潔工的每個「客人」。

這是她最難過的工作經歷。有時,她會因為自己掃街而感到自卑,轉念,又覺得不過是一份工作而已,但還是不忘叮囑女兒:看見母親在住處附近掃街,可以暫時不認她,也千萬不要跟她打招呼,免得女兒尷尬。女兒每次看見母親,都會上前打招呼,後來開電視看見母親參與爭取勞工權益的示威,也只是說:「咦?你又上電視。」

寶麗今年59歲,學歷是小學六年級,畢業前與家人一起在大圍、屯門種芽菜,畢業後到製衣工廠當車衣女工,1984年結婚,1985年大女出世,隨後細女出世,她便辭工照料家庭。平日接送兩個女兒上學,認識了女兒同學的母親,這人介紹她到翠屏邨當清潔工。寶麗本來就住在翠屏邨,而當時家裏只有丈夫一人掙錢。兩個女兒也開始要補習了,她希望幫輕丈夫,便答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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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形容,那是一份近似花王的工作,要在偌大的翠屏邨走來走去,除草、清理花槽和斜坡雜物,她最怕在風雨後要走到斜坡清理樹枝,稍一不慎,就會滑下斜坡,跌得一身瘀傷。她在翠屏邨工作了兩年,與同事非常投契,可是小隊裏的管工忽然被辭退,寶麗為講義氣,便和小隊另一隊員一起辭職。辭職不久,幾個清潔工與偶然來探望他們的香港婦女勞工協會(女工會)職員說起此事,才驚覺自己一個月原來有四天有薪假期,可是他們天天上班,於是女工會協助他們追回假期錢。隨後,寶麗加入了女工會於2002年成立的清潔工人職工會。

寶麗常說自己無腦,又不願思考,沒有學歷又不太識字,所以最好做清潔,只需要低着頭一直做,如果僱主嫌她擦得不夠乾淨,就用力再擦乾淨一點。

離開翠屏邨的工作後,她早上七時至十一時到觀塘的商業大廈做辦公室清潔工,抹枱、吸塵、洗廁所,中午回家煮飯給母親吃,下午二時至五時再到和樂邨當清潔工,洗地、洗樓、剪草、挖坑渠。坑渠的鐵蓋實在太重,她有時不夠力、鬆了手,整個坑渠蓋便猛撼腳指。當時她最怕蹲在地上剷起那些結成一團黑漬的口香糖,最少要花五分鐘才剷起一塊;她也害怕中秋節後,要在公園清理那些煲蠟遺下的蠟漬。

那時,她因為留意多了勞工法例,知道自己雖是兼職清潔工,也享有一定的勞工權益。(註:《連續性僱傭合約》規定僱員連續受僱於同一僱主四星期或以上、每星期最少工作18小時,便可享有休息日、有薪年假、疾病津貼等權益。)

後來,她辭去工作照顧母親,母親在2008年以92歲高齡過身後,她上午在女工會當清潔工。近來,她下午也替女工會工作,到觀塘四圍認識清潔工,像當年女工會認識她一樣,打聲招呼、閒談幾句,給他們一個「平安包」—幾個口罩和女工會的聯絡方法。

「我曾在這裏當清潔工。」寶麗對着陌生的清潔工,總是先說這句,然後問問他們裝備夠不夠、易不易請假,對清潔工現況的了解,都靠街上閒談得來。從前寶麗膽小怕事,不與陌生人說話,連主動求職也不敢,工作總是別人介紹,現在卻常常到處認識工友。雖然,她還是很怕說錯法律條文,她會把一切勞工權益詢問轉交女工會其他成員。

「別人曾經幫我,我就想幫其他清潔工。很多清潔工是什麼都不懂的,覺得既然自己選了這份工,被人壓價會認命,怨什麼呢?你叫他們去爭取權益,他們會勸你別搞事。清潔工是很怕事的,因為要保住工作,要錢生活沒辦法。但工會至少可以替他們出頭。」

英姐:要反抗,先要勇敢站出來

「工人的辛酸我最清楚,最辛酸是工作後有汗出無糧出。」「低下階層的人本來已很辛苦,有些人一日做兩更,一晚睡幾小時,日做夜做就是為了生存。」英姐聲線洪亮,說起話來有一種大家姐的風範,而她確曾任職清潔工的「大家姐」(管工),還在工潮裏擔任工人代表,協助工友取回應得的薪金。英姐說,那是她一生人最快樂的工作時光。

英姐今年54歲,中學畢業後,曾任幼稚園老師、倉務員和保安等工作,後來要照顧長期病患的母親而辭職,兩人領取綜援,但她自覺有手有腳、不是七老八十,始終想工作。一段日子後,她到住處樓下的社區會堂當清潔工,因其工時分成三節,她可在節與節之間回家照顧母親。「她要24小時有人照顧,有時我一下班就開始擔心她有事。」

母親過身後,她有感自己不年輕了,且「做開嗰行就嗰行」,便繼續尋找清潔工作,到沙田廣場和沙田中心做替工,後來轉為長替。三年下來,她做過場內、場外各個工作位置,熟悉一切運作,獲升副管工,後來升作中更管工。那時,她與同事全是外判清潔工,而且是判上判,歷經四判後的薪金非常低微,「我們付出的勞力最多,得到的回報卻最少」,但她仍然很喜歡這份工,因為一步一步升職,因為可嘗試不同工作,因為與同事相處融洽。而眾多崗位裏,她最喜歡洗廁所,「如果我把廁所洗得很乾淨,人人進來都說廁所很乾淨,我就會很開心和很有滿足感。」

她的中更隊員,大約有12至16人,其中三分之一人只懂簽名和寫自己的名字,讀寫能力近乎文盲程度,不懂填寫任何入職表、申請表,也自然不懂細看僱傭合約和勞工法例。她升任主管不久,外判商開始拖糧,後來甚至欠糧,一群工友十分徬徨:「我們又要交租、又要食飯、又要坐車、仔女又要讀書,樣樣都是錢。」一個工友提議找香港職工會聯盟(職工盟)幫忙,他們便與職工盟聯絡,開始商量工潮細節。一方面,他們預備橫額、罷工計劃;另一方面,英姐向外判商提出支薪期限,期限前不出糧,他們就會罷工。最後,資方在期限前支付薪金。「我當時覺得:咁乖?如果我們不搞罷工,是不是會無糧出?我們其實不想搞抗爭、搞對抗,但在外判制度下,如果不這樣做,我們根本無法取回自己的薪金。」

不要一直被欺壓,因為最後你會被壓到完全沒有反抗能力。做清潔工也要無畏無懼,你怕,就什麼都爭取不了。
英姐

當年英姐主要與中更隊員策劃罷工,她又幫中班工友追討長期服務金和強積金,一個早班工友華姐知道這件事後,問英姐:「你可不可以幫我爭取?我不懂填表,也不懂怎樣去勞工處投訴。」華姐當年60歲,是泰國華僑,只懂寫泰文;華姐又是家庭的經濟支柱,需要照顧兒子和患病的丈夫。英姐得悉後爽快答應:「無問題!」「但我不是你那更。」「我不分早中晚更的,個個工人我都幫。」薪金追討成功後,華姐請英姐在沙田中心的翠華餐廳吃了頓豐富的晚飯。現在,華姐仍在沙田中心和沙田廣場做清潔工,而英姐,因當年參與工潮被列入黑名單,不獲下任外判商聘用,現在在學校當校工。

英姐覺得清潔工分兩類人,一類是條件很好,隨時可以找到其他工作,所以很大機會站出來抗爭,而另一類是七老八十或不識字,覺得丟了這份工就找不到工作,所以不敢出聲。「但只要你慢慢跟他們解釋,令他們明白這是他的權益、他的血汗錢,鼓勵他們,他們還是會走出來的。」

「清潔工人團結很重要,也不要怕事,如果僱主不對,你一定要站出來。他出糧給你是天經地義。你要了解自己作為工人的權益,不懂就要問,不識字就找人協助,不要一直被欺壓,因為最後你會被壓到完全沒有反抗能力。做清潔工也要無畏無懼,你怕,就什麼都爭取不了。」

慧姐:團結,換來應得的飯鐘錢

2004年11月27日起,長洲清潔工一連罷工六日,為爭取合理薪金。當時很多人對慧姐說:「你夠膽做這些事,以後都無人請你啊!」那是慧姐第一次參與罷工,她一點都不害怕。從前她是漁民,在海上見慣大風大浪,連水龍捲也遇過,她笑言撿回半條人命來到街上,一群人罷工,真是沒什麼好怕。

慧姐本來是珠海漁民,從小跟隨父母出海打魚,嫁來香港也是嫁到船上,丈夫是水上人,一家人習慣在有風有浪的日子出海捕魚。他們的漁船停在長洲海灣,直至第三個兒子在1995年出世,才賣了漁船,在長洲租了一間天台屋住。

從前她是漁民,在海上見慣大風大浪,連水龍捲也遇過,她笑言撿回半條人命來到街上,一群人罷工,真是沒什麼好怕。

慧姐說,從前是水上人,總覺得街上人見識多點,多少有點看不起他們。他們常在買賣時被騙,丈夫總說購物不要講價,她買菜時卻總被呃秤。她說,水上人頭腦簡單,就算借錢也是說一句,不用寫單據的。最初工作時,她對「簽約」這件事很陌生,完全沒有細看合約便簽名。

最初,一家人的生活費全靠她丈夫在地盤做釘板工作,可是開工日子不多,沙士爆發前,她丈夫一個月才有幾天工作。當時三個子女有兩個讀中學、一個讀小學,還要租屋,生活艱難,她在長洲輾轉做了幾份工作,最後選定街道清潔工,因為可以準時上班下班,且每個月有一份固定薪金。「漁民是好天斬埋落雨柴,出海未必有漁獲,而且多人食飯,每人每個月才分得一二百元。」

最初入職清潔工,她的月薪是5,100元,一年後轉了外判商,薪酬變成4,898元。新的外判商要扣減他們飯鐘錢,最初扣半小時,後來扣一小時,酬金僅得4,286元。長洲清潔工共分兩更,每更50人,每人每月扣減600元,外判商每月便可省下六萬元。「我丈夫當時失業,我看着這人工,不知可以如何生活,而當時判頭竟然在長洲貼出一張告示,想用3,900元請人,如果請到人就解僱我們。」

他們向區議員求助,區議員不受理;他們求助無門,幸好有位政府管工看不過眼,把職工盟的電話給了他們。一星期後,職工盟來長洲與數十工友商討罷工事宜。11月27日,工友在清晨五時起床,來到碼頭集合,擺一張枱向途人收集簽名支持,並解說罷工事件。幾個工友留守碼頭,其餘的則分批守着長洲幾個主要垃圾站,只許市民丟垃圾,不許任何人清垃圾。慧姐與丈夫與兩三工友一起守着街市外的垃圾站。

沒料長洲居民竟如此支持當地清潔工:不少市民停步簽名,有人拿出1,000元給他們買早餐,還有附近食肆送來外賣以示支持。兩天過去,長洲因為堆積太多垃圾而變臭,外判商從島外找人到長洲清理,但罷工工人極力制止。第三天下午,慧姐與部分工友乘船到中環碼頭,舉起橫額抗議,一直遊行至食環署總部,並在總部通宵靜坐抗議。整場罷工持續六日,最後以食環署出錢補回「飯鐘錢」告終。

當年為600元罷工六日,13年後,這事成為慧姐常常緬懷的美好回憶:「一盤散沙是不成事的,而當時大家都很齊心,很團結。」

除了寶麗、英姐與慧姐,還有他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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