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清潔工同行．三】大專學歷清潔工　甘願化泥

清晨七時許，太陽初升，路燈初滅，整個城市才剛剛醒來，行人已揉着睡眼，趕着上班上學。
阿清（化名）剛剛開工，清潔工制服是乾淨的，他手推着的綠色大垃圾桶也是剛剛洗過，裏面沒有垃圾，他整個人沒有半點臭味。他如常把大垃圾桶從垃圾房推向貨用電梯的位置，一對母子迎面走來，就在他面前，母親對揹着書包的兒子說：「You should study hard, otherwise you will work like that。」「And do remember to have empathy。」他立時對小孩說。母親一臉錯愕，三人靜默地對望，半晌，他推走垃圾桶繼續工作。
攝影：盧翊銘
（此為與清潔工同行系列之三）

母親大概無法預想，眼前這個手推垃圾桶的清潔工，英語流利，大專畢業，曾在中環寫字樓過着朝九晚五的白領生活，也曾任職紀律部隊，後者一做18年，前塵往事，全是親戚朋友眼中「有前途」、「有社會地位」的高薪厚職。而清潔工，也是他自願選擇且樂意任職的工作。「這個社會很有趣，你知道你不能沒有清潔工，但偏偏對他們很歧視。」

紀律部隊與中環白領都不是阿清想做的工作，他想幫人，於是來到一間服務露宿者的社福機構工作，但在派飯盒給露宿者時，他總懷疑：「這樣做真能幫助他們嗎？」機緣巧合，一個德國藝術家聯絡阿清工作的機構，說自己發明了一些露宿用品，想看看這些發明能否改善露宿者的生活。阿清的機構拒絕找露宿者做測試，倒是阿清協議離職，帶着這些露宿用品親身露宿與測試。

他在街上住了幾天，忽然遇見一個朋友，這朋友從前是露宿者，經阿清從前工作的機構協助上樓。朋友以為阿清真是因失業而露宿，便介紹他做清潔散工。對啊，露宿也要工作，不可能等社福機構救濟。阿清便來到領展商場洗廁所。早上七時來到商場，打卡，換制服，拿着綠水、廁紙等物資到廁所，再用漂白水拖地，把廁所洗乾淨，然後開始在幾個廁所之間巡邏，補充物資，抹乾地下或洗手盆的水漬，直至下午五時下班。他的好拍檔是一個類似麵包夾的鐵夾，隨時拿着，用來夾走地上或是馬桶裏淤塞的廁紙。所以他與廁工都有麵包夾敏感症，「我們對麵包有點戒心，因為買麵包時會看見麵包夾。有次一群同事去燒烤，大會提供了麵包夾，我們是不會用的。」

他仍記得第一次穿上清潔工衣服，有一點黯然，「無論如何我也是大專畢業生」，同時，他立即自拍並把照片傳給女兒，好像他只是在拍造型照，逗逗女兒高興。「當然我自己也有爸爸媽媽，那時我不敢告訴媽媽我在洗廁所，我只說自己在做散工。」他覺得對不起父母，但又覺得清潔工也是一份工作。後來他告訴母親他當清潔工了，因假期太少，媽媽主動到商場找他吃飯。那天，他拿着水刮在擦商場玻璃的水珠，忽然看見玻璃外，母親愣愣站着，他一時分不清自己在刮的到底是水珠還是母親的眼淚。母親如常與他吃飯，他卻覺得很難過。

洗廁所外，阿清也做過收餿水及大廈倒垃圾（倒樓）等工作，他最受不了倒樓，因為要不斷彎腰拿走逐家逐戶的垃圾，工作後，腰骨很痛。後來，一個商場清潔管工問他可有興趣來做管工，他答應了，便結束了一整年的散工暨露宿生活。

露宿街頭的日子，他其實非常沮喪，以為自己和一些露宿者建立了朋友關係，一晚喝醉，翌日醒來，他所有東西都不見了；他又以為自己搞清楚露宿者和毒販的關係，就能令露宿者戒毒，不會在社會邊緣走到更邊緣、更無助的位置，他更為此而短暫吸毒。但即使他搞清楚了整個露宿者毒品供求系統，原來，一個人的渺小力量，解決不了如此複雜的問題。

不過，他與露宿者的關係，從社福機構時期的「他們」變成露宿時期的「我們」，對他有很大的啟發。「我從NGO負責派飯的職員，變成坐在街上負責收飯的露宿者，那感受是很衝擊的，我最高紀錄是一晚收到五個飯盒。我為什麼要吃那麼多飯盒？我們在聖誕節也會收到很多聖誕禮物，那晚，一個露宿者揭開被鋪給我看，裏面全是月餅，但那天是聖誕節了。其實施與受的關係，或是由上而下的關係，無法令我們真正接觸什麼是貧窮。我們很多時候只看到最表面那一層，但走進貧窮是要有切切實實的同理心。」

他選擇與他關心的對象同行，例如，一起做清潔工人，一起承受剝削與歧視。而他的家庭負擔其實很重，他確實需要這份工作的薪金來生活，所以他與很多同事都是一天返兩更，朝七晚十地工作，假期很少，陪伴家人的時光非常珍貴。「正正因為我經歷了露宿者的階段，家人現在覺得我生性，很替我高興，哈哈。其實現在仍有很多親戚未能接受我去做露宿者。」

現在他是商場清潔管工，手下是幾十個早更、中更的工友，大多寫簡體字，來自內地，也有來自印尼和泰國的，大部分是女性，40歲以上，也有一些60歲以上。他們通常一天返兩更，無暇把自己增值為其他工種的工人。他認為，這群人的表達能力、議價能力、技術與年齡，都令他們很易被欺負。「基本上你眼耳口鼻手腳齊全便會聘用，而那種不被尊重的感覺，往往是一個人偏要把垃圾丟在地上而非垃圾桶，又有人用大便在馬桶上寫書法，把用過的衛生巾貼在牆上，其實何必呢？這不是不小心，是刻意令你難堪。」

我從NGO負責派飯的職員，變成坐在街上負責收飯的露宿者，那感受是很衝擊的，我最高紀錄是一晚收到五個飯盒。我為什麼要吃那麼多飯盒？

而清潔工最大的困擾，就是人人都可以管理他們。「清潔工是商場食物鏈的最底層，業主有權質疑你，管理公司有權質疑你，保安也有權質疑你，每日都有一個不同的VIP巡場，到最後你會發現全世界都是VIP，只有你不是。」「我們每天都是重複着刻板、單調、厭惡的工作，還要不斷被指出錯處：這裏不夠乾淨，那裏仍有垃圾，但清潔工其實是不會自己弄髒地方的，很多時候我們是代罪羔羊。」

阿清認為，清潔工的自我形象很低，同時，他們要面對外判制度帶來的問題，如資方與勞方的關係疏離，且每轉一次外判商，他們的工作年資就會報銷，變相無法獲得長期服務金。「我們要關心制度上不公義的地方，而不是清潔工好慘、每日要洗十個廁所，甚至覺得你不夠慘、我為什麼要來關心你？」

他希望自己可以從尊重同事開始，令他們明白，只要多走一步，就會有更好的結果，而他們是有權多走一步的，「因為我們不是最卑微的清潔工人，我們是清潔工人。」一年下來，他與同事一起尋找可供休息的乾淨地方，告訴同事他們受哪些勞工法例保障，發現管理層因小事而想解僱同事，他幫忙解釋、斡旋，甚至在一群藍絲清潔工覺得黃之鋒坐監抵死時，笑笑口說幾句：「我們都幾十歲了，社會是後生仔的，就給個機會他們試試，你也是從內地來港的，為何你當初要離開大陸呢？」

除了阿清，還有他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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