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清潔工同行.二】毋須施予,只須尊重 與清潔工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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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想結識一個清潔工朋友。

一個念頭在鄧永謙(阿謙)與趙日輝(Peter)腦裏閃過。兩人都是「關懷貧窮學校」的事工,他們的辦公室位於大角咀,於是他們走訪大角咀的街巷,每看見一個辛勤工作的清潔工—到底要不要上前搭話?到底彼此能不能成為朋友?都成了他們的勇氣大挑戰。

攝影:盧翊銘

(此為與清潔工同行系列之二)


三年前的夏天,阿謙看見一個清潔工在街邊屋簷下吃飯,那天非常炎熱,他連在外多留一秒也不想,怎會有人在街邊吃飯?他上前探問,才知道掃街清潔工只可在公園或垃圾站吃飯。但垃圾站很臭,公園很熱,幸好周末商店關門,她才可以在這個好位置吃飯。「不如你來我們的辦公室吃飯,好嗎?」從此,她天天到阿謙的辦公室吃飯。她是四妹,阿謙的第一個清潔工好友。阿謙的辦公室有冷氣、有梳化,四妹清晨五時起床,午飯後午睡一會,便精神奕奕地回到樓下垃圾站工作。她的一天是這樣的:清晨六時十五分到垃圾站集合,六時三十分推着自己的垃圾車出外掃街,下午四時半下班,中間有一小時吃飯,飯後又是掃街,四時左右把垃圾車推回來,洗洗衣服,坐一會兒,便下班回家。颱風天也要工作,早上掛了八號風球,她仍是清晨起床,打開電視,只要一轉三號風球便立即出門,乘巴士回到垃圾站。「一堆垃圾,樹葉樹枝全堆下來,一打風就做到怕,個個無停手,水也沒空飲。」

四妹今年64歲,家裏有一個患病的丈夫,一個月入萬餘元且要儲錢結婚的兒子,她有兩個兒女在內地生活,往返內地也要錢,「我不年輕了,又要生活,又要交租,不在這裏工作要到哪裏工作?大陸人在我這年紀就沒工作了,我在香港可以繼續做,更好,身體健康。」四妹從前在內地做農夫,2002年移居香港,香港無田可耕,便做清潔工,總說這是輕鬆的工作。但四妹很瘦,愈來愈瘦,且周身傷患。四妹確是需要一個舒服的空間讓她安心吃飯、休息。「多謝他叫我上去吃飯,我永遠都會記住他。」

而Peter則在四年前認識根叔。根叔舊居是一架五面都有木板的木頭車,當時停泊在足球場外的馬路位置, 他剛開始在那裏居住。「那時我失業,很無聊。遇到他,他是我的財神爺,認識他以後運程好了很多。初初他來找我聊天,我不理他,後來他問有什麼幫到我,我說我一向不靠人幫。他問我要不要衫褲,我剛搬來,合穿的當然好,他轉頭就拿過來。後來他常常跟我聊天,在這裏打邊爐食盆菜,識了他三個月左右,我就找到清潔工作。」

為什麼做清潔工?「我72歲了,不做清潔工做什麼?我回去三行誰聘用我?我做三行工人做到五十幾歲,那時超過55歲的都不要。我本來住在唐樓板間房,住了幾年,木蝨咬到我驚。後來交空租,不敢回去睡,木蝨咬你一整晚,明天哪有精神工作?我寧可在街上睡。」於是他搬到球場外,後來找到橋下一個位置,用竹棚搭起一個三角,外面鋪上紙皮,再外是木板,最外是帆布,竹棚紮得非常結實。根叔自豪道:「一口釘都無,十號風球也吹不走,這裏坐北向南,找位置當然找這些。這個單位,上樓4,000元都租不到!」根叔笑着,露出幾隻僅存在右邊的牙齒。

「我這個年紀,無工作會身痕,做什麼我都很用心做,隨便掙到兩餐就好。我又不用靠特首,沒有拿過生果金和綜援,也沒有申請工屋。做掃街不辛苦,但上樓倒垃圾就真是受不了,我沒做過。現在我做凍肉,負責送貨和用高速機切肉。」根叔自覺什麼都不需要,但他也需要真誠的朋友,如Peter。基督徒Peter從未向他傳教,倒是他拉着Peter說佛理。他的竹棚裏貼着一幅紅底金字的橫額:佛光普照。

就這樣,阿謙與Peter都在大角咀認識了各自的清潔工朋友,這個朋友其實也是他們的大角咀街坊。這種「落區識人」的想法始於2012年,當時他們希望打破義工想要關懷弱勢社群、就要到家庭或老人院探訪的方式,他們覺得這種關係和關心都是「被安排」的,義工無法從中學習如何建立關係,於是他們落區,試試主動認識不同工種的街坊,後來從中劃出了「清潔工」這群體,希望深入了解他們:如果這群人不快樂,背後可有共同原因?

他們邀請小學生、中學生、成年人與他們一起認識街坊。初來參加的人總是問:「跟街坊聊天要學習嗎?」阿謙說,當然不用學,參加者這樣問是因為對於眼前陌生人有種無法掌握的不安感,但人與人的關係到底如何開始?兩人如何打開話題?其實只取決於你夠不夠勇敢。「我很希望這些探訪不是一次性的,所以我們會提示參加者多問些他們的背景資料,如在哪裏上班、工作時間,希望可以再來接觸他們,彼此的關係可以延續下去。」像他與四妹已是三年好友,Peter與根叔是四年好友。

最初落區時,阿謙不時疑惑:到底什麼是真正的關懷?是否派飯券、派物資給他們就是關懷呢?他們在勞動,其實有薪金。那麼,他們到底需要怎樣的關心?他與中學生一起討論,有中學生摺紙心心送給清潔工,阿謙又與中學生在勞動節送贈「勞苦功高」、「居功至偉」、「功不可沒」等襟章給清潔工,感謝他們在勞動節仍為大眾服務。大角咀以外,Peter近兩年積極落區,與北角、黃大仙、葵芳、觀塘、大埔等地的街坊一起關心該區的清潔工。

接觸街坊不是社工的專利,普通人也可以接觸他們,並在過程裏監察政府的制度是否對他們友善,他們背後的工作狀況,以及有沒有問題需要解決。
Peter

阿謙說:「其實我們不想參加者每個月只跟我們落區一次,我們希望參加者真是認同我們的工作,然後不用跟着我們,而是在自己居住的社區做同樣的事,把關心街坊變成生活的一部分。」Peter說:「接觸街坊不是社工的專利,普通人也可以接觸他們,並在過程裏監察政府的制度是否對他們友善,他們背後的工作狀況,以及有沒有問題需要解決。」

「其實落區這麼多年,我發現街坊根本不需要我們送贈任何物件,他們真正想要的是我們的聆聽與尊重。物件可能是我們最初相識時的破冰工具,但當我們慢慢建立了關係,而你仍不斷送贈禮物,那麼,這段關係其實就存在着一種由上而下的意識形態,令街坊永遠覺得自己是受助者,這是在關係裏令街坊被『去權』,而不是『充權』。」

如何在相處裏為清潔工或其他街坊充權?阿謙和Peter想到的方法是邀請四妹、根叔等人擔任學校的社區老師,老師會坐在一眾「學生」之間,由學生提問,而他們則像一本書一樣分享自己的故事。阿謙說:「我們到底要建立怎樣的關係呢?就是在生活上我可以照顧這個街坊,同時,他們願意回饋,覺得自己有能力幫我,像我需要社區老師,他們就來幫忙,不會覺得自己沒有用。我們跳出了由上而下或是施與受的關係,而是互相產生價值。當我們真正抱着朋友的心態去認識這個人,我可能最後什麼都沒有為四妹做過,但也不要緊,兩個人能夠互相認識已是一件很好的事。」

每當阿謙在街上偶遇四妹,四妹總會問他:「吃飯沒有?」「今天很熱啊!別走出來。」他聽着,總覺窩心。「其實我們去關懷街坊,也是一種對冷漠文化的抗爭。如果你也想這樣做,你要先問清楚自己是否願意花時間建立關係,你就算不為某個目的也會繼續探望他們,這就是我們說的關懷精神。」

除了四妹與根叔,還有他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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