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理想國.五】新農業政策 對症下藥,還是捉錯用神?

撰文:趙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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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新界東北的秋天:後山長着一大片芒草,田野長着一大片稻穗,在這連綿的淺啡色裏,雀鳥忙着啄蟲,農夫忙着割菜。劉海龍也在東北的田裏靜靜坐着,邊聽農耕導師講解,一邊細看眼前一排排與肩等高的粟米。陽光忽然傾倒在粟米田上,眼前一片金黃色,在風裏慢慢搖曳。好寫意。他不想離開農田。
攝影:梁鵬威
(此為農業理想國系列之五)

劉海龍是中大通識系兼任導師,也是土地正義聯盟執委及本土研究社成員,大學畢業那年到馬屎埔村遊了一圈,秋季再到那裏學習耕種,自此與香港農業、新界東北結下不解緣。碩士論文研究香港農業,在坪輋田間辦婚禮,婚後與太太搬進上水農村,只為村屋門前一塊田。有時耕種,有時埋首研究農業資料,他發現戰後至1960年代,港英政府非常重視本地農業,既因戰後大量難民來港,如在新界安置他們,他們便不會湧至港島與九龍,同時政府不想依賴內地食物供應,希望利用新界農地生產糧食。不久,香港經歷六七暴動,其間發生「四日大罷市」:左派商販不肯販賣內地來港食物,港英政府因有兩個月白米儲備,加上菜聯社堅持在警察護送下把本地菜從新界運到九龍,令香港安然度過四日斷糧危機。而1966年,澳門發生相等於香港六七暴動的「一二.三事件」,廣東省政府停止向澳葡政府供水供糧,成功迫使澳葡政府驅逐當地國民黨殘餘勢力。


進口當道 技術隨時斷層

「所以農業帶有政治目的,當時的食物供應影響了香港和澳門以後的政局,而港英政府也在當時的漁農署年報表示:本土農業對食物供應的穩定性非常重要。」直至1970年代,因荃灣、沙田、上水、粉嶺等地發展新市鎮,大量農地被徵收;1980年代,中英兩國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後,英國在香港只剩下短期利益,面對內地改革開放、內地菜迅速攻佔本地市場,政府也無意大力推動本地農業發展。「農業發展愈來愈不受農業內部運作影響,而是受周邊不同因素影響,如房地產、城市化等,農地漸漸變成了最低產值的土地用途,而香港整個發展模式都變成靠金融、地產賺錢,政府或地主只想着如何把農地變成更賺錢的東西。」

在劉海龍眼中,《新農業政策》未有對症下藥。

2002年,特區政府把白米儲備降至15日;2016年,香港蔬菜自給率降至約2%,由於毗鄰的深圳也是無力自給的城市,香港食物要在愈來愈遠的地方購買。劉海龍認為,本地農業已是瀕死狀態,且面對不少問題:農地荒廢率極高;農村的水利、運輸等基建設施並不完善;農民缺乏直接銷售渠道來賺取更多收入;進口當道下,農耕收入與勞力付出不成正比;香港大部分農夫已達六七十歲,隨時出現技術斷層。可是,《新農業政策》並無對症下藥地回應這些問題。

他評論整個政策的焦點「農業園」:「政府把農地收回以作農用,是否需要用龐大公帑來買地?政府不需要賠償業權人對農地未來的想像,這樣只會令市民誤會在香港搞農業很貴,而大部分錢卻給了地主。農業園的另一問題是把不同形式的農業都放進來,卻完全忽略了各種農業模式的需要和衝突,如蕉徑是香港擁有最多信譽農場的地方,那裏是常規耕種、噴農藥的,他們不能密封自己的田來打農藥,會影響旁邊的有機農夫,而有機農田的蟲較多,常規農夫就會埋怨你。同時,搞水耕需平整土地,倒水泥令土地變高變硬,不然土地沉降會令設備失靈,但這樣就會令旁邊的農地變成低窪地區,下雨時,雨水全部瀉進旁邊農地。更何況,為搞水耕而令一塊可耕農地無法種植,真是非常之錯。」

他也擔心「農業優先區」的劃定:「土地破壞執法不力之下,農地被劃為優質和非優質以後,優質農地的地主可能會怕農地不能起樓而立即倒泥頭破壞它,而非優質農地又可能立即被政府收回起樓。其實為什麼不能尊重土地規劃最初的原意,農地就是農用?」他想起一個元朗農夫,因農地被地主收回作停車場之用,而要到貝澳租田,每天從住處往返農地需要三四小時,而農夫已六七十歲了,只希望不用再搬,因體力無法再次應付開荒。「其實香港現在大部分農夫都是六七十歲,他們的體力很難承受農地搬遷,農業園其實無法幫助他們。」

劉海龍的農地也是幾經艱苦才終於開荒:每鋤幾步,便發現磚頭和碎石,原來,這塊田從前曾被棄置建築廢料,要把廢料全挖出來,才可以種菜,但他種粟米就被螞蟻吃光,種花生也被其他昆蟲吃光。沒料到耕種的起頭如此難,一塊曾被破壞的農田很難還原,而一塊肥沃的農田,大概是農夫悉心照料多年的成果吧?「你一聲令下,要農夫遷走,他所有心血都化為烏有。」他認為,農地功能雖多,唯有糧食生產不可取代,即使水耕也不能取代土耕。「一個水耕農場的投資動輒二三百萬,而香港的工廈空置率其實很低,你沒有理由找農地去搞水耕吧?何況水耕的碳排放量很大,如果我們的城市重視可持續發展,我們是否要消耗過量的能源來生產糧食呢?」

「農業園不知何年何月才建成,建成時其他農地可能都被破壞了、消失了。我們現在有急切需要去保護農地,認真檢視香港農業的定位、現有的資源,希望農業發展為香港解決什麼問題或補足什麼,而現在無論是政策或整個思路都欠缺對本地農業現況的反思,細看《新農業政策》,我覺得很多建議都是將不同地方的例子硬套進香港,而不是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這樣很易有反效果。」

「我只希望當下次有任何天災人禍時,如果大陸沒有食物運來香港,我們也不會發現自己有錢卻買不到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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