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圍2.0.一】建三個泳池欠社福支援 資源錯配或釀新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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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天水圍,人們習慣聯想到「悲情城市」。不過,傳媒近年已減少以「悲情城市」形容天水圍,而且,隨着時間推移,這個新市鎮也以環境整潔、空間寛闊而吸引不少來自市區的人,這是否意味着政府投放的資源及措施行之有效,滿足了居民所需?

天水圍屬於第三代新市鎮,本來應汲取以往發展的弊端,加以改善,但歷史告訴我們,表面光鮮的天水圍不但沒有承接首兩代新市鎮的好處,更成為政府規劃的「白老鼠」,導致公私營房屋失衡、欠缺街道生活、私人機構壟斷等等,以致居民的生活成本高昂,而公屋比例過高的北部基層家庭埋藏着的炸彈也可能隨時引爆……

撰文:柯詠敏

自2000年發生連串家庭悲劇後,政府投放大量社福資源,並增加社區設施,但這確切解決民生所需嗎?(資料圖片/黃永俊攝)

影子長策會成員龍子維曾撰文指,第三代新市鎮因本地產業轉型,無法硬套1960年代自給自足的發展方式,反而形成一個個離市區甚遠的孤島,增加居民的出行時間,間接影響生活質素。2000年以來,天水圍發生一連串家庭慘劇,政府自此不斷於區內增加休憩設施及社福服務資源。今年,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也先後批出撥款,於天水圍北面興建游泳池及文物修復保存中心。兩者雖然都是利民設施,但是否市民最急切需要?

地區人士認為,這是局方「見血撒溪錢」或「頭痛醫頭」的緩兵之計,沒有正視民生需要。今日,天水圍的規劃來到終局,區內可用作興建「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的土地寥寥無幾。當多年來的主流論述認為,規劃失敗是天水圍「慘劇」不斷的主因,政府是否依然一意孤行,無視惡果循環?

根據拓展署1998 / 1999年度的《天水圍 /  元朗發展計劃》所述,早於1998年政府已計劃於天水圍北興建泳池。新泳池佔地約23,000多平方米,除了附有四個泳池,毗鄰天秀墟旁空地及宏逸廣場均會發展成園景休息區及車路;但是20年過去,原為泳池的地方現已發展成社區園圃,多年來從未動工。

天水圍民生關注平台成員巫啟航及唐健豐解釋,泳池拖延至今的主因,除了因為政府沒有做足全盤規劃之外,香港政治及經濟發展均有影響。唐健豐稱:「當年泳池是區域市政局的工程,(1999年)『殺局』後,社區設施需重新經立法會審議;加上金融風暴令政府陷入財赤,所有項目都要重新依照急切性處理。」計劃自1998年推出後,工程建議延至2006年才於區議會通過,兩年後才作公眾諮詢。然而,工程於十年間作四次修訂,每次均需時研究審批。直至今年1月,康文署終於向城規會申請於天水圍北107區興建游泳池。

天水圍的城市規劃自發展以來一直遭人詬病,低收入家庭及需要支援的人士過度集中,導致各種民生、社會問題陸續引爆。(資料圖片/黃永俊攝)

綜觀元朗區游泳池使用情況,新建的泳池確實能紓解日漸提升的使用率。元朗區現時有三個公眾游泳池,包括元朗游泳池、屏山天水圍游泳池及天水圍游泳池。於2016年,三個泳池的總入場人數高達一百萬,比2014年增加約一成。面對元朗及天水圍的人口不斷膨脹,但元朗的綜合泳館數量已超出《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的建議,而同屬元朗區的洪水橋新發展區則不會興建新泳池,換言之,將來三區居民的游泳需要顯然側重於曾被喻為「睡房城市」的天水圍。

根據該規劃準則,每 287 ,000人需擁有一個游泳池場館以及每區一個戲水池。以元朗區而言,若新泳池落成當然能滿足標準,但以天水圍約30萬的人口將有三座泳池,足以反映地區資源分配不均。巫啟航說: 「1990年代的建議來到2018年,是否仍切合街坊的迫切需要呢?游泳池重要,但不少街坊都反映更希望有街市;而政府的規劃概念仍然在元朗區填滿社區設施,導致天水圍的街坊要到洪水橋買餸,洪水橋的居民要到天水圍游水。」

巫啟航強調,泳池跟街市都是利民設施,兩者本不衝突。但天水圍可用作興建「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的土地(簡稱「GIC用地」)已寥寥無幾,每塊土地均彌足珍貴。「天水圍北未有用途的GIC用地,只剩濕地公園旁的一小塊地,以及現作巴士車廠的空地。」唐健豐說。GIC用地欠奉,區內的民生設施欠周全,兩萬多平方米的用地僅用於興建游泳池,二人均覺得甚為奢侈,並建議當局考慮以興建綜合大樓取代原有方案。「現在經常講『一地多用』,但游泳池就正正反其道而行。」

巫啟航強調,泳池跟街市都是利民設施,兩者本不衝突。但天水圍可用作興建「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的土地(簡稱「GIC用地」)已寥寥無幾,每塊土地均彌足珍貴。(資料圖片/黃永俊攝)

利民設施考慮欠周全

游泳池方案自1998年出台以來,共諮詢過八次區議會及民政事務委員會,在民間亦引起團體及居民的討論聲音;但於今年5月通過撥款的天水圍文物修復保存中心在居民毫不知情下拍板興建。「當中只有一次諮詢過區議會,街坊既不知道109區的位置,也不知道要興建文物修復保存中心。」唐健豐說。

天水圍109區位於濕地公園附近,毗鄰私人屋苑慧景軒及公屋天晴邨。天晴邨於2008年落成初期,邨內只有單層商場,店舖不足十間;2016年因附近興建酒店才設有商場。街坊生活成本高昂,政府本可利用GIC用地興建便利居民的設施,康文署卻將佔地約5,000平方米的文物修復保存中心落戶於該區,用作儲存文物藏品及展覽,與居民的生活完全割裂。唐健豐曾去信康文署查問中心的選址準則,卻得不到答覆。「政府要找地方做中央儲存中心,為何選天水圍?將來車流量沒有數據,也沒有評估缺少GIC用地對我們的影響,根本再次違背一地多用原則。」唐健豐說。

現時,天水圍的土地有34%用作住宅用途,休憩用地及GIC用地分別是10.5%及6.9%,人均GIC用地面積不足一平方米。隨着私人住宅及公屋陸續落成,民生及社福設施的需求將日漸增加,加上欠缺GIC用地,巫啟航認為是政府「頭痛醫頭」的規劃概念所致。「當時有些GIC用地改劃成休憩用地,如嘉湖山莊麗湖居附近的一幅地,原意是興建社區中心,但政府錯估使用量,最後改劃成休憩用地。社區的休憩用地只會多不會少,雖然再次改劃的門檻不算高,但不會這樣做。」

天水圍的城市規劃一直遭人詬病,特別是天水圍北共有八個公共屋邨,低收入家庭及需要支援的人士過度集中,導致各種民生、社會問題陸續引爆。2004年4月11日天水圍天恆邨發生一家四口滅門慘案後,社會福利署於同年發布的《天水圍家庭服務檢討小組報告》中,提出多達25項建議,更隨即增設了三間家庭綜合服務中心;2007年再次發生母殺兩子女再自盡的家庭慘劇時,時任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落區與居民見面,並承諾增加天水圍的服務,包括聘請11名心理學家、增加一間安老院舍及一間青少年服務中心等。當時,鍾婉儀於席間將一堆硬幣擲在地上,諷刺政府所推出的措施有如「灑碎銀」,對居民是一種侮辱。

天水圍的規劃來到終局,事實上卻暗湧處處,這是否意味政府多年來只是藥石亂投,無法找出禍根呢?(資料圖片/李孫彤攝)

建立鄰舍網絡更重要

鍾婉儀解釋,當年的「悲情」源於停售居屋,天恆邨、俊宏軒、天逸邨改為公屋用途外,天恩邨亦由中轉屋變身公屋,所以大量經歷過破產、有社區需要的人士集中在北面。「那時候上樓的一群都是帶着傷痕進來,但天水圍北當時的社區設施不足,街坊對社福系統又不熟悉,逐漸形成悲劇。」隨着政府及社福機構於區內陸續增加設施及服務,天水圍北的情況近年似乎有所改善。但鍾婉儀並不認同:「『悲情』的色彩恍似轉淡,但區內仍潛藏着不少『炸彈』—在區內擺街站的時候,發現不少個案都是一個公屋單位住了四個核心家庭,一屋12人。因為租樓貴,子女都搬回父母的公屋居住,以致婆媳關係緊張,家庭糾紛就容易發生。家庭婦女所承受的壓力很大,隨時爆煲,一爆就掉個仔落街,然後自己跳落去。」

與增建游泳池或文物修復保存中心相比,鍾婉儀認為天水圍北更需要家庭、婦女支援及託兒服務。根據社會福利署資料,現時北面有27個社福單位,當中10個提供復康及醫療社會服務,所佔的比例最多,其次則是青少年服務,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只得兩個;託兒服務方面,天水圍僅得一所育兒院提供託管0至2歲的幼兒服務。綜觀社署提供的服務,並沒有特別針對婦女而設。鍾婉儀解釋:「婦女在社會上是輔助角色,即是『包晒底』。社署有復康、老人中心,全都是以被照顧的人做單位,但就沒有照顧者中心,沒有相應資源幫手。」

增加社福資源意味需要更多空間,但巫啟航直言:「天水圍的規劃來到了終局,可用的土地已經不多。」除了活用土地,鍾婉儀認為,政府需要重視鄰舍網絡,活用互委會,讓街坊自行組織。「互委會有地方,有心組織的更可以接觸到平時不會外出的老人家和婦女。當這個網結得好,讓有事的街坊覺得不會一人去面對,也可以減省政府的資源,但是要長遠規劃才能把網結實,建立街坊之間的抗疫力。」

後悲情年代,天水圍是否不再悲情?鍾婉儀卻不認同:「『悲情』的色彩恍似轉淡,但區內仍潛藏着不少『炸彈』—在區內擺街站的時候,發現不少個案都是一個公屋單位住了四個核心家庭,一屋12人……家庭糾紛就容易發生。」(資料圖片/吳鍾坤攝)

上文節錄於第120期《香港01》周報(2018年7月16日)《資源錯配:從社區設施到社福支援 後悲情城市暗流湧動》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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