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三十】燭光集會首次口述影像 視障人士:我心看得清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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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六月四日晚上八時正,維多利亞公園足球場上,一個接一個人點起手中燭光,黃俊恒(Billy)感到球場漸漸熱起來。到要向烈士紀念碑鞠躬的時候,所有人都移動了,他無法辨別紀念碑的方向,有點不知所措。

Billy是視障人士,未夠10歲就開始參與集會,但視力一年比一年衰退,他愈需要靠記憶去補充視覺上的不足。「老實說,自己雖然看不見,都很想參與在六四悼念這件事。」

今年終於有人彌補這個遺憾,劇場工作者鍾勵君(Michele)在晚會聯同義工為視障人士提供口述影像。「一個社會說民主就是包括所有人。那為何一個悼念因民主而犧牲的集會不包括這些受障的人?」

走入未舉辦晚會的維園,Michele開始跟Billy說起球場發生的一切:老伯推著嬰兒車,孫子坐在上面,走過蜻蜓掠過的球場,頭頂是棕櫚樹上的花。

攝影:歐嘉樂、高仲明

視障人士跟隨台上大喊口號。

阿輝在場內敲打著手機鍵盤:「今年六四三十有特別意義,今年集會首次有口述影像。」義工派發收音機和點字場刊,視障人士紛紛戴上聽筒,邊摸著點字,邊聽著Michele即場講述現場情況。

阿輝的白杖放了在浸滿雨水的球場地面。認識六四,始於家人和心光盲人學校,小五時的他聽著家人敘述1989年的記憶,「都唔知點解釋你知。」

長大後,他透過網絡搜尋八九民運,讀到的不止當年鎮壓,還讀到近年內地維權律師王全璋及已故維權人士劉曉波被捕的新聞。「原來只是由衷的講出事實,也不容許。我明白人接受不到自己的過錯,但因為顧全面子而令人受傷害,我不能接受。」

阿輝坐下後急不及待要更新Facebook 近況。

「身殘,但心看得清」

台上播放影片,從1989年天安門廣場鎮壓,到2014年雨傘運動,Michele的聲音在收音機說著:「一個小孩看著手中的燭光,慢慢抬頭,眼有淚光。」

其實阿輝心裡擔心的,是6月9日討論的《引渡條例》修訂;中國與香港的邊界,愈趨模糊。「殘疾人士也會對一些政策有意見,如果今天不表達意見,未來就任人宰割。殘疾人要跟其他人,做一盞燈,一樣守護民主和自由。」

阿輝舉起燭光。「我們殘障人士是其中一點光,告訴別人,我們走出來,人殘,但心看得清。」他說:「我有一個奇想,下年我們殘障人士也可以跟普羅大眾一起坐,那會是很美的圖畫。」

幾天後是反引渡條例修訂遊行,阿輝希望可以跟其他人一起參與。(高仲明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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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紀念碑在哪個方向?」

另一位視障人士Billy二十年前第一次去六四集會,以前他還能勉強看到人群高舉的橫額、場地佈置,他也默默記下了集會流程:集會開始後播放歷史短片,之後向六四死難者獻花圈,並點燃火炬、致悼辭、默哀、由民運人士致辭,最後火化弔唁冊。因為看不清楚,他回家會翻看新聞片段,透過近鏡頭,才知道短片上說話的人是誰。

近年他雙眼視網膜退化至只能看見光影輪廓,集會時,只能看見晃動的燭火影子了。「獻花那一刻,他會拿著花牌走到場地中間,全場靜默,燈亦熄滅,我完全不會知道發生什麼事,只能跟著大家肅立,然後等待。大家向紀念碑鞠躬,弊,紀念碑在哪個方向?我該向住哪邊三鞠躬?」

黃俊恒(Billy)是前議員助理,今研讀神學,也是六四晚會常客。(歐嘉樂攝)

大家向紀念碑鞠躬,弊,紀念碑在哪個方向?我該向住哪邊三鞠躬?
視障人士 Billy

以往Billy都會跟家人和朋友出席集會,但他不喜歡在過程中打擾他人,「他有他的投入,你去問會阻礙他去感受儀式。」悼念儀式變得單向,他感受不到自己參與其中,是一個被忽略的與會者。「過往沒有口述影像,我就無奈的接受。但我幸運一點,有殘餘記憶。在我之後的視障朋友,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他們第一次親身接觸六四資訊可能就在維園。」

口述影像讓視障和健視「共同參與」

無獨有偶,Michele身邊的視障朋友提出同樣問題。「有晚我們打邊爐,問起他們有沒有想去但沒有口述影像的活動?他們說,六四三十周年了,會不會有?」她一直在不同劇場、電影活動為視障人士做口述影像,於是很快跟支聯會溝通好,在自己組織的「囂民集作」宣傳,將在晚會做口述影像,現在有七至八人報名。

之前,她有視障朋友跟健視朋友看舞台劇,Michele安排了口述影像,結果健視人比視障人更開心——這對朋友終於可以一起同時欣賞劇目,然後討論,而不是坐低後先回答視障朋友的問題,補足看不見的細節。「他當然也樂意為朋友去解釋,但大家就會錯失了同步觀看、接收的經驗。」

2014年,香港有57萬名殘疾人士,「如果我們真的追求民主,你怎樣想這個數字?」Michele問。

我們常說葬禮不只為死者做,也為生者而做。
劇場工作者、集會口述影像員 Michele

六四晚會也一樣。「人來了,就是因為對事情有熱誠和哀痛。我們常說葬禮不只為死者做,也為生者而做。去集會當然是要紀念死去的那些人,但同時這個悼念儀式為與會者帶來療癒,而當中包括的行為、動作,透過影像會深刻,這個經驗跟呆等原地不同。」她說。「口述影像正是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所說的合理便利。」

Michele是劇場工作者,也是人權倡議者,此前她在香港展能藝術會做通達藝術推廣。(歐嘉樂攝)

為何一個悼念因民主而犧牲的集會不包括這些受障的人?
Michele

「民運不包括殘障者嗎?」

六四晚會已有手語翻譯好幾年,卻是30年來第一次提供口述影像服務。「朋友提出這個需要是當頭棒喝。我哋搞咩?民主運動。民包括咩民?這個『民』字裡頭,沒有視障或受障的朋友嗎?一個社會說民主就是包括所有人。那為何一個悼念因民主而犧牲的集會不包括這些人?」

Michele有輕度智障朋友每年都去六四集會,她最近構思為兒童和智障人士做敘述六四的小書。「我們常說資訊發達,但對一些人來說資訊一點也不爆膨。」她說:「這也是政府做法,從大部分人方向去發展相關社會小眾的資源。」

走入未舉辦晚會的維園,Michele開始跟Billy說起球場發生的一切:老伯推著嬰兒車,孫子坐在上面,走過蜻蜓掠過的球場,頭頂是棕櫚樹上的花。(歐嘉樂攝)

八九啟蒙:原來有意見可以發聲

這對在人權工作上認識的朋友,各自有對八九六四的記憶。對Michele來說,六四是一次個人身分的召喚。當年她中三,學校舉辦集會,同學可上台分享想法。這個一頭蓬鬆曲髮的女子說:「我在美國出世,細個覺得自己是美國人。六四給我很強烈的感覺跟香港人的身分拉近。原來當我們對一些事有意見的時候,我們可以講的。」

六四對於Billy更是政治啟蒙,他未夠八歲就跟父母參與1989年的150萬人上街遊行。他的爸爸是裁縫師,媽媽是工廠工人,從不因他有視障而不讓他認識世界。他自此投入翻查中國近代歷史,上大學前用放大鏡讀完上下兩冊《中國「六四」真相》。「六四後很多不同說法,對我來說,『邊樣真』好重要。我們不可能知道百分百的事實,只能根據史料盡量貼近。這個思考方式到現在仍影響著我,後期選擇半個身踏入政治圈。」

以往沒有口述影像,對視障者來說,參與過程只知道集會流程,並不清楚台上台下的情況。(高仲明攝)

『你本來沒這權利,是我給你才有』的思想根深蒂固,超過一百年了,基本上很難叫香港人認真考慮民主與自由。
Michele

人權至今仍然被剝奪

30年前,學生在天安門廣場上,要求爭取人民監察政府的權利,民間辦報、遊行及示威的權利,同時要求通過民主形式對部分領導實行改選。「為何大家那麼憤怒於六四,因為鎮壓徹底衝擊最基本的人權,但我們只說悲慘、激昂,很少正面提及鎮壓剝奪了最基本的人權。」Michele說。

當年廣場上,人們高舉活著的基本權利,跟她今天追求的社會平等一脈相承。

Michele一直投身婦權、性小眾運動、藝術通達工作,是走在前線的人權倡議者。「香港社會一直從福利角度出發,而不是人權角度出發看待殘障者的權利。這要怪殖民政府,它要控制你,便用福利的概念——這些人不能貢獻、或提供不到經濟效益,便給你福利,不要作反。」

Billy以前做過十年議員助理,有更深感受:「香港人被訓練為經濟動物,不會從平等權利做判斷,很自然會說『我畀福利你』,但一講資源分配就牽涉權利。」

Michele說:「『你本來沒這權利,是我給你才有』的思想根深蒂固,超過一百年了,基本上很難叫香港人認真考慮民主與自由。」

民主運動一個不能少。

尤其在處於緊急關頭的香港,要堅定團結起來,盡可能為不同人提供合理便利,多人參與,力量就會大了。
Michele

一個也不能少

今年六月特別多事,六四晚會後五日,正正是反對《引渡條例》修訂的遊行日子。會不會有天,香港人無法再免於恐懼地高舉六四真相?「如果個個都出來,它能拉幾多個人?你將香港變成監獄囉。如果因為驚,而不去做你不想我做的,我就輸了。如果我離開,我就輸了。」她說:「如果一個人的死,可以令更多的人去生,去明白。我想當年天安門學生就是教會我這件事。」

「囂民集作」有一句宗旨——「做人做的事」。「做一個人就應該有血有肉有感情,現在的官員沒有。」她說。

民主運動長期抗戰,Michele矢志作無障礙社會的推動者。「尤其在處於緊急關頭的香港,要堅定團結起來,盡可能為不同人提供合理便利,多人參與,力量就會大了。理想的民主運動應是一個也不能少,想來的人,都可以全面、自主、無障礙地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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