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女百態】油麻地歌廳的一百種歌女 不分晝夜為生存、在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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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銀幕上的歌女,是現代絕色尤物,舞台上舉手投足傾倒眾生,背後卻有個悽婉的悲劇人生。半世紀過去,歌聲仍猶在耳,回音飄散油麻地廟街,推開歌廳那一扇門,如時光倒流,歌女屬於過去,也是現在。她們窮一生歌唱,在霓虹璀璨之處,不見晝夜地生存與尋夢。

歌女故事百態,慢慢拼湊成一幅完整的香港娛樂歷史地圖,音樂流變如歌。笙歌夜夜響起,粵曲、國語時代曲、80、90年代流行曲,悠揚在從前的夜總會、廟街露天歌壇,至今天風情不變的歌廳。客人依舊來尋開心,歌女一曲解愁,同覓知音人,同於歌廳娛樂眾生。千千闕歌倒映人生,歌女與聽客憶說那些來得似火的往事,如今消散如煙。在旋律變成回憶之前,這地方、哪首歌,有誰共鳴?

攝影:林振東

影片:林可欣、林振東

歌廳如今成為中老年人的娛樂空間,歌女影兒30多年不分晝夜登台獻唱。

歌女每場按牌子輪流出場,在台下準備的,便兼顧看場。

歌場生意輪流轉,油麻地廟街如今有7間歌廳,踏進其中,像置身另一個世界。燈紅酒綠的裝潢陳設,高低曲調的旋律,在這世代屬於「復古」或「懷舊」,但這樣的格調和氣氛,對一眾歌女和聽客來說,卻熟悉如初,一直沒變。

歌廳每天如常。下午開場,至晚飯後的夜場、深宵的子夜場,音樂和歌聲無休止,直到午夜清晨。歌女每天按牌子次序出場,每晝登台數次,眼看曲譜歌詞,更看咪座旁的透明小膠箱,客人準備打賞時,更落力地唱。

歌曲隨意點播,台上的歌女駕輕就熟地獻唱,衣著打扮不亮麗,與普通中年女人無異。紅紅綠綠的燈飾閃着,歌聲連綿無間,台下一片灰髮觀眾,有人聽入心靡,投入擺動,有人盡情飲酒作樂,有人全不裝載,百無聊賴地呆坐,也有人來這裏,只為找個人陪,局接局的牌戰、玩骰盅、啤牌。

歌女落場稍作歇息,彼此閒話家常。

蘭姐的廟街粵曲夢

細看歌女面容,嫣紅脂粉蓋不了風霜。徐玉蘭(蘭姐)今年56歲,一束短髮,感覺幹練剛強。23歲前,她在大陸唱政治歌,為官方高唱一孩政策、反走私之歌,到處演唱。她很珍惜這些機會。「那時白天做園藝女工,剪草呀、把花草佈置在不同場地,一日只得30元,晚上去唱幾首歌,就有10元,一個月唱6、7晚,好開心。」

蘭姐的嗓子粗厚高昂,少女時期初試啼聲,已被師傅看好,專唱粵曲大喉星腔,男曲女唱,她都游刃有餘。她自言有觀眾緣,歌唱生涯初始,已有「小小名氣」:她數算在大陸的威水史,20歲出頭橫掃不同曲藝比賽獎項,又亮相電視台,早已視唱歌為終生職業。1983年她獲審批來港,縱不捨大陸的歌唱事業,卻為家庭團聚和在港生計,還是當起電子廠女工,嗓子悄然隱伏。

一晚她在廟街蹓躂,沿着歌聲走到露天歌壇,不自覺地隨着曲子奏調,打起拍子,直至音樂完結,心中仍有一個未完的夢。

「小姐小姐,我剛才聽妳哼唱,妳係咪識唱粵曲?我明天有場表演想請妳來唱。」一個素未謀面的歌女,上前邀約。青春美夢終在廟街重燃,蘭姐注定與這個地方糾纏不清,一生於此賣唱,不再離去。

蘭姐經營歌廳,亦成立曲藝藝術協會,盼推廣粵曲。

那是廟街的黃金年代,自60年代起每晚熱鬧沸騰。草根民眾負擔不起歌廳的高消費,就走到這個露天的平民夜總會。粵曲是那個年代的流行音樂,夜夜熱唱,為基層提供廉價娛樂。很多人都說,廟街是粵語音樂的起點之一,上一代不少紅星歌手也是從這裏走出去。像尹光、張偉文,在這一個小地頭,唱着平民之歌,風格結集中國小調與粵曲,唱出大眾心底話。

蘭姐沒走上主流大舞台,歌唱之路走得平坦。她初出道時頗有人氣,「我在大陸落來,表演風格和姿勢特別,客人因覺得有趣而留意我,哈哈。」她瞇起眼笑說。她在廟街唱、酒樓唱,1993年離開街檔,唱到樓上歌座。

行內無人不識的廟街賢昆商業大廈,是當年曲藝社和歌座雲集、歌女賣藝謀生之地。歌廳最火紅的年代,大概在1997年前後,那幾年,蘭姐一踏上舞台,打賞源源不絕。「音樂一響起,叔伯人客自動自覺,排住隊上前給利是,最多試過一晚賺5萬元,少極都有2,000、3,000元。客人都想自己的歌星偶像叻和開心,會互相比較。」

如今,蘭姐再說起當年的輝煌事,仍然雀躍得沾沾自喜,「看到自己過往成績,有掌聲和獎金,有人欣賞,好滿足開心。」

視歌廳為家的蘭姐,以家庭式經營,每晚與丈夫下廚,與歌女和夥計一起吃飯。

千禧後歌廳式微 視歌唱為志趣

千禧年後歌廳風光不再。中港漸開放互通,兩地換城消費,更多港人北上工作、娛樂消遣,慣常來廟街聽歌的一輩也少來了。歌廳生存空間愈縮愈小,亦於同一商廈不斷遷層、換單位。那座商廈終要改建,於2012年以數億元易手,現址已是內外華麗的精品酒店。樓上歌座要結業,一代的歌廳文化日漸式微,歌女各散東西,轉戰地舖至今。

蘭姐對歌廳始終餘情未了,兩年多前,與丈夫接手共同打理一間地舖,月租約7萬元。這時的她,兩個兒子都長大了,對母親日夜顛倒的工作,多年來從沒怨怪一句。蘭姐這幾年家庭壓力減輕,內心平靜無波,不再拼命的唱,視唱歌如志趣。她歌廳的歌女不時在門口請陌生客入來坐坐、聽歌,想帶旺生意,「我好瀟灑,客人不多給打賞,不要問,你怎知道對方夠不夠錢,不要令人尷尬。」她以前見過歌女挾着聽客,跑到櫃員機提款,回來再唱、再打賞。「做歌星,與客人關係隨緣。」她看透歌壇,想得開懷。

歌廳隨着曲目類型流行而轉型,客人想聽什麼,點唱什麼,歌女都要隨傳隨唱。蘭姐唱粵曲出身,首首倒唱如流,80年代後粵語流行曲流行起來,蘭姐也跟着學唱。她的飲歌較為另類,皆是男聲階的曲子,《男兒當自強》、《霍元甲》、《包青天》,在台上唱起來嘹亮雄渾。「都是當紅電視劇的主題曲……是亞視的,但都已執笠了,沒了。」蘭姐聲音突然細碎,像想起失去的什麼。

客人來歌廳不專為聽歌,有些只為閒坐,打發時間。

影兒:「歌廳不是古靈精怪的地方」

影兒與蘭姐背景相似,80年代從廣東來港,卻愛唱國語時代曲。她的聲線幼細,唱起歌后周璇的歌,溫婉細膩。她的成長年代,國語歌同樣風靡,周璇、白光等上海南來歌手家傳戶曉。影兒年輕時已於廣東的舞廳夜場、文化公園唱歌表演,來港後,她到酒樓堂會、宴會作表演歌手娛賓,再經行家介紹入行,來到廟街歌廳。

歷經歌壇風浪,8年多前影兒成為另一家歌廳的老闆娘,「我好大情大聖,不會特別為了什麼而難過或可惜。」她10年前「唔想成世唱歌」,很有生意鴻圖,曾北上開餐廳、卡拉OK場,兩地奔走,但因管理不善,生意不算理想。後來政府和地產商要收地發展高球場,她也結束業務,回港專心一意經營歌廳。

影兒幾乎每晚也坐鎮歌廳,有最多捧場客。

眼前的她,打扮時髦,雙眼有神,看上去不像60歲的女人。相熟的老客人近幾年一一過身,「有的腦充血死,有的癌症死,老的老去,有些人北上聽粵曲,快走光了。」另邊廂,業主數年間不斷調整租金,現時每月交租9.8萬元,歌廳收入難以維持,她意興闌珊說,多做兩年,待租約完結,再想去路,但又苦笑:「我們這年紀退休了,還可做什麼,誰會聘請?」

從前她愛旅遊,曾遊遍半個地球,「不再唱歌,我想去旅行,邊度都想去」,又想過跟在澳洲定居的兒子同住,但自言一把年紀,不諳英語;有時更喜歡一個人「清清靜靜」,覺得歌廳和歌女的事務安排,有時很繁瑣。

其實影兒還很在意歌廳,設法求存,例如曾租予獨立樂隊開演唱會、電影拍攝。她心裏一直介意外界對廟街的負面印象:「其實歌廳不是古靈精怪的地方,好正常來聽歌,入場付20元就有茶水提供,有冷氣歎,坐數小時、一整場,就這樣而已!我一樣在此生存廿多年。」

金鈴:前當紅歌女 霸氣如昔

不少人以為歌廳就是夜場、夜總會,品流複雜。而夜總會歌女在電影中,野性難馴,媚惑眾生,唱着《卡門》:「愛情不過是一種普通的玩意兒,一點也不稀奇!男人不過是一件消遣的東西,有什麼了不起?」讓人好奇現實中,這樣的歌女是什麼樣子,過怎樣的人生。

金鈴在夜總會唱了很多年,之後才來廟街。初見她時,她戴着一副黑超眼鏡、掛上藍芽耳機,說話霸氣,總覺得她大有來頭,很有背景。她生於小康之家,未有電視的60年代初,她聽着家中留聲機,跟着學唱,唱盡西洋樂曲、國語金曲。18歲那年,同學姊姊找替工表演,金鈴無心插柳入行,當上歌女,愈唱愈紅。「那時後生,又靚女,唱得好,包家(負責人)一定拉着你不放,想你唱多幾場。」

年輕時她不愁沒工作,一晚跑幾場,白天在荔園表演後,晚上便到夜總會,或趕到船艇演唱。當年炙手可熱的歌女,算是金鈴這種。她的歌聲輕柔緩緩,入耳安和,且外表娟麗,今天再細望60歲的她,風韻猶在。

她20餘歲便結婚生子,願意在家相夫教子,形容自己有幾年是「煮飯婆」。重出歌壇,是她30歲後的事。她在中式夜總會唱歌多年,那是60年代起流行的社交場所,白天飲茶、晚上餐宴,表演前台有個舞池,但沒有小姐陪舞,羅文、徐小鳳、陳百強都曾在此登台表演。

金鈴笑說自己單純唱歌謀生,當年亦有人對她崇拜傾倒。「我沒告訴他們自己結過婚、離過婚;有兩個男人有晚分別駕着車來,在門口等我收工,爭說一早約了我。你們慢慢爭,我先離開,哈哈。」金鈴淡然一笑;數十年過去,她始終不是《卡門》中輕浮的吉卜賽女郎。

余大哥:從常客到歌女徒弟

「係呀,佢後生嗰陣,女神來㗎,人靚聲甜,又夠高,身材又好,自然得人歡心。」在旁的男客人和應。他是余大哥,20多年前在中式夜總會結識金鈴,失聯多年,二人90年代在廟街歌廳重遇。以為有什麼愛情故事,「我教余大哥唱歌,他就青出於藍,現在來歌廳上台合唱,表現不錯。」他倆就是由師徒情誼變為惺惺相惜的好友,關係微妙。坐在一枱聊音樂,隨便哼幾句,二人每首都合唱起來。

余大哥崇拜鄧麗君,亦聽周璇,是歌廳常客。他一周六天任的士司機,放假那晚走勻幾間歌廳。對於唱歌,他充滿熱誠和激情:「我好有音樂細胞,且感情澎湃,所以要來爆發表演。」客人上台與歌女合唱一曲,要付100元,余大哥至少唱幾首。「我要唱3個場,要有能力先得,因為消費高、像燒金啊。」

只要是上個年代的歌曲,余大哥都通曉,琅琅上口《Doris Day》、《南海姑娘》等過千首。他說這些曲子唱起來,歌中有畫。「那些現代流行曲,陳奕迅《富士山下》、《葡萄成熟時》,歌詞複雜,在我腦海留不住。」

「除了來歌廳,還可以去哪裏」

經典歌曲扣連余大哥的人生與戀愛故事,他把感情投放歌中,想起故人,「我喜歡一個人20多年,當年為她付出很多,那時我說待兒子長大,我便與她一起,但她等不到我。最近再見到她,愛情感覺沒有了。」年屆65歲的他說人到老去,其實過得不快樂,又皺起眉苦道:「好似我幾十歲人,除了來歌廳,還可以去哪裏,我不喜歡逛商場。」

上一代的人消遣娛樂,享受屬於他們時代的音樂,如今只剩下歌廳。各式夜總會、遊樂場舞台90年代起漸被時代巨輪淘汰;金鈴年約40歲轉戰歌廳,才在這兒看懂人生百態。「起初好不習慣,夜總會穩定月薪,歌廳就要拆帳,以日計或每首計,歌女都想多賺。之後被朋友背叛,我一直待她很好,世態炎涼呀。」她沒再多說當年何事,只憶起曾因此在台上落淚,自此把人生與歌場想得豁達。

8年前她與拍檔夾錢開歌廳,對方突然失蹤,欠下的街數、酒債幾萬元,執達吏上門清盤。「全行都知我好慘,但我一個女人仔,沒有麻甩佬幫手,又可以點樣?」這些年她從沒想再找個伴,說歌廳的男人都很壞,以前一直不讓外面的男友進來。彼時她孑然一身,兒子的茶餐廳快開張,她說不做歌廳,也可以當老闆娘了。

金鈴與余大哥在歌廳相識多年,老友鬼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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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其實是歌女」

歌女淑嫻則是一個離婚婦人的故事。沙士那年,她獨自帶着三個兒子生活,走在街頭十字路口徬徨迷失。年輕時她只知廟街的人非善男信女,從不知有歌廳。婚後她與社會脫節多年,45歲才重投職場。只得一把嗓子,見歌廳登報請歌女,淑嫻用最大勇氣,來到這裏工作。初入行的數月,不但收入微薄,也是她最難熬的日子。她家住長洲,唱畢子夜場,便等至天亮,坐最早的船,回家倒頭大睡;後來窩在市區劏房,幾年後夠錢租較大單位,與兒子同住。也是近些年,淑嫻才釋懷,敢向20多歲的兒子坦白「媽媽其實是歌女」的心底話。

她少女時代聽許冠傑、溫拿樂隊,又愛捧着錄音機清唱自娛。淑嫻聲線像陳慧嫻、張德蘭,外形像30餘歲OL,架起黑框眼鏡,穿着半長裙,斯文安靜。這10多年來,不乏捧場客專誠來聽她唱歌,她在這逆市竟也遇過豪客,一晚花一萬幾千元;也曾在歌廳遇到知音人,更與她互訴心聲。「許多客每日生意應酬,過得虛偽,來到這裏,才放聲唱歌、講粗口,盡情放鬆。」客人北上消遣後,回到歌廳,點唱大陸流行神曲,《老鼠愛大米》、《兩隻蝴蝶》是淑嫻近年在歌廳學唱的。

淑嫻曾有個出唱片的夢,「哎呀,但都這個年紀,還有什麼更大舞台吖?」人過半百歲,現時月入3萬多元,又獲客人讚賞,她已知足開懷,甘願餘生也在歌廳度過,「油麻地是我從前絕不踏足的地方,但當與這裏的人接觸多了,決定了以後日子都在此謀生,就會覺得,歌廳也不外如是。」

淑嫻穿起連身裙,看上去斯文大方。

結語:一河之隔的共鳴

這夜有個23歲的女生光臨,她是廣州來的遊客,對街道的歌聲回音感覺熟悉,進內聽到粵語的調子,很是親切,還以為正舉行歌友會,眾人以歌會友。她兒時在廣州跟祖母聽粵曲,與母親討論香港娛樂明星,追看四大天王,也聽着張國榮、陳奕迅和陳慧琳的歌長大。

這時台上正合唱《相思風雨中》,「我們識聽,但唔識唱,很少年輕人會唱。今晚像有代溝,我不會上台唱,但或許到我老時,我會組織朋友,一起來這裏高唱,唱我的歌。」她投入歌廳氛圍,重想這些年來深受音樂薰染的經歷,「這多少是從廣東搬過來的,再在香港這文化熔爐中,發展而成的一種獨有文化,音樂本來相通。」

歌廳凝固在90年代,再沒追上時下流行曲,但音樂的共鳴並不必然隨時代褪色;歌女今宵再唱,就讓往事隨風。

歌廳市道不算理想,歌女每次演唱的打賞也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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