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論壇】香港有沒有為AI時代做好準備?由新加坡的經驗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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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政策上,很多重要政策的討論往往被忽略了,因為它們雖然重要(important),但並非緊急 (urgent),沒有逼切性要立即解決。不過,這種延誤往往代價不菲,使社會在缺乏準備下最終面對惡果,而香港缺乏應對人工智能帶來的衝擊的政策討論,便是其中一個最佳例子。

撰文:黃偉豪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數據科學與政策研究課程主任

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艾德教授 (Professor Araral Eduardo)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或簡稱AI) 的來臨,勢必為世界帶來重大的轉變,勞動力與就業市場將首當其衝。可是,到目前為止,香港仍然沒有太多有關這方面的政策討論,相反,新加坡便較為積極和具前瞻性。為此,筆者負責主持的香港中文大學數據科學與政策研究課程,便邀請了來自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艾德教授 (Professor Araral Eduardo),以「人工智能與職位流失: 新加坡的經驗」為題作出分享。這個講座吸引了不少校園內外的同學和朋友參加,當中包括了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的秘書長鄧特抗教授,顯示了這個題目的重要性,對就業和教育均有深遠的影響。

很多對人工智能的憂慮源於它可以取代人類的工作崗位,進而引發大量人口失業。艾德教授指出在新加坡,無論是政府或學界,早已展開相關的討論。要了解人工智能是否會在工作上取代人類,他引用了著名電腦科學家李開復的新書《AI新世界: 中國,矽谷和AI七巨人如何引領全球發展》(註一)中的分析架構。首先,如圖一所見,所有的工作均可以用兩大層面來分類。第一個層面是社會性 (social)對非社會性 (associal) ,意思是指工作的性質是否必須涉及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交流和溝通,而工作的對象又是否希望被人類而非機器服務。第二個層面是優化類型 (optimization based) 對創意或策略類型 (creativity or strategy based),顧名思義,是指工作是否需要透過精密和準確的計算,來得到最佳的答案,還是沒有一定的常規和死板的定律可尋,着重創意與策略思維。

圖一: Risk of Replacement: Cognitive Labor (各工種類別被取代風險)

透過圖一的框架分析,很明顯,人工智能暫時還未可能取代所有人類的工作,最高危的只有圖中左下角被稱作死亡之區 (dead zone) 的「高風險區域」,這些工作的例子包括了基本的翻譯員、一般保險的銷售員和電話推銷員。另一個極端,當然是右上角着重社會性及策略和創意的「安全區域」(safe zone),這些工作包括大律師、精神科醫生和行政總裁。至於教師、財務策劃師、導遊與婚禮策劃師等工種,則屬於左上角的人肉板面 (human veneer) 或「人本職位」,意思是指雖然這些工作的性質是較適合善於自動化及優化所人工智能,但由於服務的對象仍喜歡與真人互動和溝通,在可見的未來仍未有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危險。最後一類是右下角的「逐步蠶食」(slow creep) 區域,當人工智能能夠進一步模仿人類的創意和策略思維的時候,一些職位如研究員、設計師和藝術家,也終有一日會被人工智能所替代。事實上,只要大家有留意時事,不少人工智能的科學家正研究如何運用人工智能在藝術和創作等行業之上。

以上分析同時帶來了好消息和壞消息。好消息是人工智能不會完全取代所有人類的工作,大家毋須過度恐慌;壞消息卻是受人工智能所影響最深的「高風險區域」的職業,往往是由較低學歷和技術的弱勢人口所主導。換言之,人工智能所產生的社會效應之一,是使原來已在職業和社會上處於弱勢的一羣,變得更為弱勢,情況一如由互聯網所帶來的數碼鴻溝 (digital divide) 的現象一樣,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貧富不均。

圖二: Human – AI coexistence in the labor market (共存於勞工市場的人類與人工智能)

面對人工智能帶來的轉變,艾德教授指出政府可以從三個R入手處理問題,即 Reduce (減少),Retrain (再培訓) 和Redistribute (再分配)。三個R可互相共用,並非互相排斥 (mutually exclusive)。

Reduce的概念可以有正向和負向兩方面。正向方面是指由於科技發達,人類可以工作更少時間。因此,有先進國家如德國等,正研究減少工作時間,在維持現有生產力的同時,也可提升國民的生活質素;負向方面是由於職位減少,可能要出現原來一個人的工作和薪酬,要由兩個或以上的人來分擔,雖然每個人的收入也縮了水,但仍比完全無工作和無收入為好,也可降低整體的失業率。

Retrain指的再培訓有兩個含意,一是培訓處於「死亡之區」的員工,讓他們有足夠技能轉到受人工智能影響較小的行業工作,二是給予他們人工智能上的知識及技術,使他們可以透過人工智能改善自己,化危為機,把人工智能轉變為提升工作效能的工具。在這一點上,大家可以參考圖二,除了「死亡之區」的工作將會完全被取代之外,其餘的工作均可透過人工智能來提升人類的表現和效率。

日內瓦一幅有關公投的大型橫額,讓民眾反思讓有基本收入會想做什麼?(美聯社)

不過,再培訓會對年齡較大的人口帶來莫大的壓力,而且作用亦有限,所以第三個R,即Redistribution (再分配) 便不可或缺。人工智能的進步使社會更富裕,所以真正的問題往往是「不患寡而患不均」。最簡單而又被經常提及的再分配方案,便是「無條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確保無論在任何情況下,沒有人會因人工智能的發展,而不能滿足生活上的基本需要。

透過艾德教授的分享,我們可以看見一切不代表新加坡特別成功,但至少它已起步從一個宏觀和有系統的角度,來展望人工智能帶來的衝擊和影響,及早做好準備。相反,香港在這方面的政策討論遠遠比新加坡為少,亦未有順應Reduce和Redistribution的趨勢減少工作時間及給予更佳社會保障,其中部分新推行政策更被指收緊年長人士的社會福利,令最易受人工智能打擊及取代的低技術長者,生活壓力進一步加重。在人口老化趨勢下,香港更需要及早思考和應對人工智能帶來的影響,否則社會將會面臨衝擊。

最後,艾德教授提到的其中一點也十分值得在這裡跟大家分享,就是除了政府外,大學在為社會迎接人工智能所帶來的機遇上,也擔當着舉足輕重的角色。在他來自的新加坡國立大學,已為畢業生製定了終身學習的「長期合約」,隨時歡迎他們重返校園補充知識。由此可見,大學已非過往的「學位工廠」,而是主導社會發展和更新的引擎,大家學習的終身伙伴,這一點亦十分值得香港各所大學借鏡。

參考資料

Lee, Kai-Fu. (2018). AI Super-Powers: 一China, Silicon Valley,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NY: Mariner.

(文章內容代表作者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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