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打疫苗乃社會承擔 港人應該同舟共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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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5月,香港疫苗接種比例仍未超過兩成,日前更有變種病毒本地感染個案出現,令人憂慮新一波疫情會否爆發、旅遊氣泡會否再次告吹。疫苗接種進度落後,既源於社會忽視防疫所需的同舟共濟精神,也因為政府尚未扭轉市民情緒。接種疫苗遠比不接種更能令社會安全,這是鐵一般的科學事實。不論政府或社會,若然繼續畏首畏尾,問題便難以解決。

隨着新冠疫苗相繼面市,各國應對疫情的策略轉向普及接種疫苗。畢竟封閉邊境、限制社交距離的保守防疫政策不僅需要付出較大的經濟民生代價,且防疫效果並不穩定,一旦稍有鬆懈,整個社會又要由零開始。普及接種有效疫苗的好處正在於,它能更好地讓社會的防疫措施從保守限制過渡到開放交流,平衡社會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現有技術下更為穩定和持久的防疫方法。

在以限制社交距離為主要防疫措施的階段,香港社會雖偶現爆發,但整體防控表現尚算不俗。然而,自去年底,部份國家或地區相繼開始接種疫苗後,香港在疫苗接種上的表現卻一直落後。截至上周六(5月1日)晚,全港有約93.6萬人已接種第一劑疫苗,約51.8萬人已接種第二劑疫苗,若以接種範圍涵蓋的約650萬名16歲以上人口計算,接種率約14.3%,遠遠未達群體免疫所需的80%,也落後於以色列、美國、阿聯酋、英國、歐盟等地。

自去年底,部份國家或地區相繼開始接種疫苗後,香港在疫苗接種上的表現卻一直落後。(廖雁雄攝)

落後的接種率或許不會帶來即時影響。在目前限制社交距離的情況下,第四波疫情已逐漸受控,社會也逐步放寬交流。但這樣的防疫效果難以長久穩定,零星個案在社會傳播開去足以功虧一簣。而且,持續的限制措施需要社會付出很大代價。隨着其他國家的疫苗接種率提高,如果香港的接種率依然落後,將很難和其他地區進行穩定的交流往來。

上周二(4月27日),政府公布食肆採取「疫苗氣泡」四級制方案,可按員工和食客接種疫苗程度放寬堂食限制;另外,已接種疫苗的市民預計自本月26日起可免隔離前往新加坡旅遊;政府更在計劃以疫苗接種為前提,實現與澳門、內地的互通,不斷增加接種疫苗的誘因。然而,市民的反應並不熱烈。或許由於本港疫情不算嚴重,現有防疫措施暫時能應付需求,若沒有急切的出境需要,市民可能缺乏接種的動力。正如疫情防控較好的地區,民眾的接種意願普遍不高。截至上月,澳門接種率僅6%,內地也只有約17%。可見疫苗接種意願低,並非僅是香港社會面臨的問題。

普及疫苗為己也為人

然而,這種對是否接種疫苗的考慮,顯然更多慮及個人得失,而未有意識到疫苗接種同樣是關乎所有人的社會責任——在接種疫苗的風險之外,還有失業人士在經濟難以恢復時的困窘,跨境家庭、跨境工作者面臨不便和分離的痛苦⋯⋯疫苗的有效保護不僅針對個人,也是在加強社會的免疫力。當愈來愈多適宜人群接種了疫苗,那麼,那些不能接種的孩童、長期病患者等群體也能受到保護。

疫苗的有效保護不僅針對個人,也是在加強社會的免疫力。(歐嘉樂攝)

無論是美國總統拜登將國民接種疫苗肯定為一種「道德責任」,還是香港政府喊出的「為人為己」口號,都顯示疫苗在保護我們自身的同時,決定着社會整體的免疫能力乃至疫情、民生經濟的走向。這不是在鼓吹為了大局放棄小我的集體至上,而是點出被忽視的「同舟共濟」精神的重要性。

正如美國初期應對疫情表現糟糕,該國政治學家桑德爾(Michael Sandel)便提到這不只是因為醫療資源和後勤補給上的匱乏,更因社會缺乏「同舟共濟」的道德共情,以致沒有在團結中互助,而是在各自為政中自傷。也因此,美國政府多次告訴民眾「我們都在一條船上」,呼籲社會團結抗疫;中國政府也在希望民眾「共克時艱」;日本政府更喊出「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這樣跨越國族、團結一心的口號。這不僅僅因為個人決定在疫情下關乎群體命運,更是在實踐亞里士多德曾提出的政治道德理想:一個社會不只是指人們共同居住的地理區域,其組織存在不只是為了經濟的發展和生存的需要,更是為了通過這個社群讓人們實踐人之所以為人的美德,關心群體的共善和社群的共同命運。

當然,在沒有特別需要、社會疫情也暫時受控的情況下,市民或許擔心日後出現未知後遺症而對接種疫苗心存疑慮,這是可以理解的,但社會不應過度放大這種憂慮,而是應以理性態度從現有數據中求證。目前沒有證據表明疫苗害死了人,副作用的程度亦相當有限,而且醫學專家及監察單位一直在密切留意風險。另一方面,在衡量自身利弊的基礎上,市民若能意識到這不僅關乎個人,更攸關社會整體利益,需要所有人共同承擔風險才能跨過難關,我們的社會才能趨向於共善。

疫苗接種進度落後,既源於社會忽視防疫所需的同舟共濟精神,也因為政府尚未扭轉市民情緒。(歐嘉樂攝)

民意不能淪多數暴政

疫苗接種作為公共事務,既是個人選擇,又關乎公眾利益。是否接種涉及社會價值排序的討論,也需要考慮疫苗對不同人的副作用和有效性等,或許沒有標準答案。然而,在實際生活中,當我們討論這類公共事務時,很難避免立場和意見先行。公共事務的開放性和複雜性,決定了討論各方即使基於同樣的事實理據,也難以在認知上達致共識,從而尋求意見的統一,反而往往被不同的認知左右意見。比如,結合市民對政府的信心和對疫苗的接受程度調查來看,不難發現疫苗接受度與市民對政府的態度呈正相關;對政府信心最低的年輕人,對疫苗的接受程度也較低。雖然沒有科學數據支持,但一些人已經相信接種科興和復必泰疫苗不只會出現副作用,甚至會導致死亡,坊間甚至演化出「愛國打科興」這類意見先行的論述,令打疫苗與否、打什麼疫苗淪為意氣之爭。

在這種意氣之爭中,「民意」及對「民意」的理解和運用也被扭曲。真實的民意當然值得尊重,但若人數的多少成為公共論述的單一理據,便有違民主討論的原意。其一在於公共討論中的「民意」是可以塑造的,往往會隨着樣本的變化而變化,比如媒體羅列一些人接種某種疫苗或抗拒接種,顯然不能代表該種疫苗更受歡迎或更有效,卻容易左右市民的主觀感覺。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只看人數而不看論點本身的合理性、科學性,那麼,所謂的「民意」只會淪為對主流意見的附和,而無法捍衛科學和真理。唯有當社會求真,這樣的「民意」才是有意義的,否則容易淪為「多數人暴政」的開端,成為意氣之爭的擋箭牌。

社會不可避免會有意見分歧,但更重要的是我們能保有熱切討論的空間和氛圍文化。(余俊亮攝)

事實上,類似的情況不僅出現在疫苗接種的爭議中。在疫情防控乃至其他領域的公共政策中,支持政府的人經常指摘一些意見「為反而反」,卻忽略了政策制定的不足,沒有意識到政府也要為自己公信力不足負上責任。至於反對政府的市民,實不應因着對政府的不信任而抗拒其一切措施,而是要切實監察和提出改善建議。面對公共議題懸而不決、議題事實基礎尚未明朗而引發各派意見相左時,我們不應讓討論陷入政治對立的困局,而是應該努力將討論重點放在價值溝通之上,並以建設性的心態尋求解決方案。若然放任公共論述變得愈加粗暴,只會進一步摧毀公民集思廣益的可能,與文明、民主價值相違背。

一個正義的社會,不能只着重福利最大化,也不能只強調保障個人的自由選擇,而是能讓我們共同思考美好生活的意義。社會不可避免會有意見分歧,但更重要的是我們能保有熱切討論的空間和氛圍文化。藉由今次對香港疫苗接種的討論,我們更需警惕香港社會討論公共議題容易流於意氣之爭的現象,這不僅影響疫苗接種和疫情防控的走向,更可能縮窄未來香港社會理性討論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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