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曾以人權為藉口拒還文物 為何追索流失國寶困難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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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研究院官方微博轉載了《盤點近年回國的國寶文物》文章,再度引起人們對流失文物的痛切愁緒,亦有網民呼籲不要被虛構的盜墓小說誤導,畢竟那屬於中華民族的文化傷痛,不是什麼值得推崇的冒險奇談。

文章開頭便介紹了中共建政之初搶救回國的稀世名筆《五牛圖》,該畫乃唐朝韓滉(723─787年)所繪,被秘藏於清宮內禁之中,但卻在八國聯軍之禍時遭搶掠出國。幾經輾轉之後,該畫落入曾在香港滙豐銀行任職的吳蘅孫手上。然而當1950年吳蘅孫拮据困窘之際,竟又想着出售這幅名畫籌錢。幸而得悉此畫下落的人士,緊急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周恩來求援,請求北京政府出資收回國寶,以免珍貴文物再度佚失。

但吳蘅孫要價十萬港幣,這對正接手經歷國共內戰洗禮、國庫黃金外幣又幾乎被蔣介石政權給席捲一空的江山的中共來說,無異是教人頭痛的鉅款。不過周恩來發出電報,下令「不惜代價,搶救國寶」,派人同吳蘅孫緊急交涉,最後以六萬港幣的代價成功收回《五牛圖》並入藏北京故宮,這實在不能不說是當時中國大陸在保存文化珍品上極為果決的行動。

此外,中國政務院還於1950年5月24日頒布《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此乃中共建政後第一部文物保護法令。接著有鑑於香港的殖民地地位,已成為離散文物的集中處與轉運站,中國文化部文物局還特地成立「香港秘密收購文物小組」,繼續在香港尋訪與搶救流失的國寶。如乾隆評為「三希」的東晉王羲之《快雪時晴貼》、王獻之《中秋帖》與王珣《伯遠帖》,前兩者就是在香港被發現,再由周恩來特地動用50萬港幣,指示文物小組前去同持有人郭昭俊洽談,最後成功於1951年底取回「二希」,使之重新回到故宮的懷抱裏。

不過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數以萬計,能現世的往往又被古董商炒作出天價,根本不可能光憑回購就追索討回,這對有限的國家財力來說,無異是特大級黑洞。何況回購也在某種程度上助長了文物非法買賣,因此爾後中國更時常仰賴法律與外交手段,依據《關於禁止和防止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的方法的公約》等多項國際公約來追討失竊文物。

但可嘆的是,許多歐美國家並未簽署或批准這些公約,而且公約不能溯及既往,故即便中國想依法聲討被查獲的流失文物時,也未必能一帆風順地取回。比如流失文物中最知名的圓明園獸首,其中的鼠首與兔首於2009年在法國將被佳士得拍賣時,中國曾通過歐洲保護中華藝術聯合會發起停止拍賣的訴訟。豈料卻被法國法院駁回,並稱請求人歐洲保護中華藝術聯合會沒有文物直接請求權,故無權提請停拍,且還得賠償兩被告方各一千歐元。

雪上加霜的是,獸首持有者法國人皮埃爾(Pierre Bergé)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一面表示「我很清楚這兩個獸首屬於北京圓明園噴泉。有那麼一天,十二個獸首全部回到中國手裏,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又一面傲慢地宣稱「不過,這兩個獸首的所有權是我的。我不是非得向中國做出什麼表示不可的,也根本沒有把獸首還給中國的義務。我完全可以把它給賣了,我想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皮埃爾又要求「給予西藏人自由,並接受達賴喇嘛返回領土」,並聲稱:「當有一天,中國政府真正尊重人權了,我就準備把這兩件獸首還給中國政府。這是一個交換,也可以叫脅迫。為了人權和自由,我不在乎用脅迫這個詞。這是一個立場的問題」。

然而這種發言不外是帝國主義的另種翻版,因為歐美列強揮軍入侵中國大肆搶掠時,何曾在乎過彼時中國人民的人權?何曾自省過破壞文化的罪惡?且人權的標準又憑何交由外國商販定奪?干預西藏問題更是危害了中國領土主權。當商販一面拿着劫掠來的文物、一面自居道德高地綁架中國政治時,無非是給全世界顯露了無意檢討侵略罪行的雙標嘴臉。

大英博物館、盧浮宮等歐美博物館曾發表宣言,以守衛人類共同文明遺產為藉口拒絕歸還掠來文物,此即大英博物館所藏、於1900年八國聯軍之亂時自紫禁城遭劫的東晉顧愷之《女史箴圖》局部。(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在某種程度上,皮埃爾的表態也折射了許多歐美博物館不肯交還文物給原屬國的深層原因,即自認有更優越的道德觀和技術保留文物,歧視性地認定原屬國沒資格取回,因此2002年才有了大英博物館、盧浮宮等18間知名博物館發起的《關於環球博物館的重要性和價值的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Importance and Value of Universal Museums),宣稱:「如果不是因為全球各大主要博物館對這些文物的展出,以及它們所折射出的古代文明,今天我們對它們的全球性觀賞是不可能存在的」,以守護人類共有文明遺產為藉口,公然反對將館藏文物完璧歸趙。但這種聲明,其實不過只是剝奪原屬國文明自主權的殖民再現,故引起極大反彈。

無奈的是,縱使包含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在道義與歷史上無論具備多大的凜然地位去索討流失文物,但持有國若藉口拖延或乾脆斷然拒絕,也很難令政府以更嚴峻的手段逼使對方就範。因此即便明知離散他鄉的文物不知凡幾,中國也只能耐心地有多少追多少,或是加強與外國的司法合作,共同打擊盜賣文物的犯罪組織,降低文物遭盜的多舛命運。例如2017年意大利查獲一批中國文物,中國國家文物局立刻與之洽談,最終於2019年由意大利法院判決該返還中國,這才有了796件套「流失國寶返華」的盛事。

《新華社》曾評論稱「民族弱、文物散;國運強,文化興」,點明中國文物的流失與返國正象徵一段飽受苦難、又重新力求站起的近代中國歷史,故追索文物實牽動每位中國人民的憂患愁思。再說,若不追討回來,等同於默認了西方列強搶掠與盜賣的合法性,默認了持有者通過學術外衣把持各國文明詮釋權的文化帝國主義行徑,這對曾飽受殖民侵害之苦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不啻是精神凌遲,因此中國追索流失文物,不單單是為了自身民族,更是替全球帝國主義受害者立下保護民族文化的典範,以儆列強擄掠之意不敢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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