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殖時期也有「台灣正名」 日式街區名竟成同化台灣人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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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台北市長柯文哲錄製一段新影片,稱「最愛講台灣意識的,卻位在『北平東路』上,你不覺得怪怪的嗎?」、「怎麼立法院整個被中國城市名包圍了?」並聲稱要發起一場「很民生、不政治」的「新台灣正名運動」。

無獨有偶,民進黨憲政小組共同召集人之一姚嘉文也表示,所謂「台灣新憲法」的基本主張,就是「正名為台灣共和國」。為何部分台灣政治人物熱衷於「正名」?日殖時期,台灣街道名稱實際上卻充滿濃濃的殖民統治色彩,直到戰後才陸續被掃除。

近期台北市長柯文哲聲稱要發起一場「很民生、不政治」的「新台灣正名運動」,引發輿論質疑,認為恣意更改路名不僅只是「去中國化」的政治操作,而且還擾民。(台灣阿北—柯文哲@Youtube)

日人市區改正計劃:樹立新的政治權力

對於執掌國政後的首要任務,孔子曾云:「必也正名乎!」,且「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代表「正名分」是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一個非常重要的核心觀念,以維護倫理綱常,於現代來説,就是塑造事物的正當性。當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後,對於台北城內、艋舺、大稻埕等「台北三市街」分屬府城、大加蚋堡(34個庄),日本人以「街地整理」、「貫通道路」、「市區改正」等諸多借口,填平台北府城護城河、拆除妨礙道路貫通的城牆,雖然開闢出許多公園綠地,並建設環城的現代化馬路—三線路。

在日本殖民統治前,台北呈現「三市街」(城內、艋舺、大稻埕)分別發展的型態。其中,街道多以機關建物、寺廟、經濟活動、地景等外在環境來命名。(黃雯娟,《台北市街道命名的空間政治》)

此舉不僅刻意移入與台灣本土地景完全不相關的仿歐式建築景觀,還徹底改造清代以來線性的街名系統,改成稱呼街廓空間的「町目系統」(某某町某丁目),而這些町名,無疑地是一種以殖民者的「規劃者中心」,缺乏未來城市發展考慮的歷史印記。台灣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教授黃雯娟也指出,1900年、1901年日本人兩次公告改正計劃,一方面摧毀了清代舊有的政治建築以瓦解舊有政權,另方面也重新劃定新的行政區域及建設官方建築,彰顯新的政治權力。

町名全盤日化 僅存漢名鳳毛麟角

一次大戰後掀起了全球範圍的「民族自決風潮」,台灣有識之士眼見武裝抗日無望,紛紛轉向柔性的文化抗日道路,諸如成立台灣文化協會、興起台灣議會設定請願運動(1921年),組織成立台灣民眾黨(1927年)。為壓制、消解台人在文化上的抵抗意識,1920年,日本殖民當局在「內地延長主義」的背景下推動地方改制,1922年的「町名改正」計劃,更是將新行政區以日式的「町」來命名,把街區全盤進行整編與劃定。

1922年,台灣總督府實施「町名改正」計劃,把當時台北市內各行政區皆以日式的「町」來命名,並強行移植日式地名與人名。(黃雯娟,《台北市街道命名的空間政治》)

儘管台灣總督田健治郎(1919—1923年在任)在市區計劃委員會上曾要求,台北的町名必須尊重歷史,但在64個町名中,僅僅只有20個直接或部分源自傳統地名,不足三分之一。以台北城內為例,僅文武町(當地原有文廟、武廟)、書院町(因清代登瀛學院而得名)兩個町名為舊地名,但文武廟和學院在日殖初期均遭拆除,地景早已不存。在艋舺地區,則有八甲町、新起町、西門町與龍山寺町。其中,八甲町因面積有八甲而得名,為清代台灣輿圖記載的舊地名;新起町則是光緒十三年(1887)江浙商人集資五萬兩,設興市公司,創建城內石坊、西門、新起諸街而得名。西門町和龍山寺町,前者源自台北府城西門(寶成門),但遭拆毀,後者則以艋舺龍山寺命名。

其餘在台北府城外的東、南方,還有東門町與南門町,皆因台北府城東門(景福門)、南門(麗正門)而名;古亭町,來自清代古亭庄,相傳移民在此處設定穀倉「古亭畚」,或因建有鼓亭、擂鼓示警以防禦泰雅族;龍口町,源於平埔族凱達格蘭族的地名Liong-ap或Liau-a,漢字寫作龍閘口,清代有龍閘口庄,由此簡化而來。

保留最多清代地名的,多集中在台北府城的北方。如北門町,得名於台北府城北門(承恩門);上奎府町、下奎府町,源於平埔族「圭武卒社」的聚落,轉音成奎府聚,再簡化為上、下奎府町;永樂町,據傳取自該町內原有的永和街與長樂街;太平町、日新町、建成町與三橋町,得名於清代就有的太平街、日新街、建成街與三板橋;圓山町和大龍峒町,指位於今台北市士林區、基隆河南岸的小山丘,清代稱為圓山仔,而附近原有凱達格蘭族「大浪泵社」(或稱巴浪泵)活動,漢人期盼「興隆同安人」,取閩南語諧音「大隆同」,又作「大龍峒」。總而言之,當時台北的漢式町名相當有限。

日式地名 盡顯殖民屠戮本色

除了碩果僅存的漢式地名,日殖當局強行將對台灣有莫大傷害的日本政治人物名諱,硬生生套用在台北市街町名上。像是取自大正天皇的大正町,紀念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1895—1896年)的樺山町;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1896—1898年)的乃木町、第四任兒玉源太郎(1898—1906年)的兒玉町、第五任佐久間左馬太(1906—1915年在任)的佐久間町、第七任明石元二郎的明石町

其中,乃木希典不僅曾參與甲午戰爭、攻陷旅順,更在乙未戰役中率第二師團,在步月樓戰役(今屏東佳冬鄉佳冬村)重創六堆客家義軍,傷斃義軍七八十人。在出任台灣總督後,不僅販賣鴉片牟利,還以嚴刑峻法控制社會、鎮壓抗日力量,無數台灣抗日誌士因此入獄或被殺。兒玉源太郎在任期間,一方面制定招降辦法、安撫抗日份子,另方面又制定《匪徒刑罰令》,擴充警力進行軍事鎮壓,1902年南庄事件發生後,軍警在歸順式上誘殺泰雅族頭目薛大老在內的39人,賽夏族的傳統祭祀活動—巴斯達隘(paSta'ay,俗稱矮靈祭)遭到官方禁止。

根據台灣「國家圖書館」《台灣記憶》網頁記載,佐久間左馬太曾於清同治十三年(1874)率軍參與牡丹社事件的內石門、四重溪之役,造成排灣族牡丹社頭目父子及族人至少30人戰死;在1895年的甲午戰爭中,他任第2師團師團長攻略威海衞;1896年乙未戰役,佐久間接替戰死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出任近衞師團師團長,該師團除了是日本在二戰前的17個常備主力軍團之一,在乙未戰役最初的五個多月抵抗中,台人約1.4萬人犧牲,可説是雙手沾滿台灣義軍的鮮血。在擔任台灣總督後,積極鎮壓漢人武裝抗日,至少鎮壓了十起抗日事件,又頒訂《五年理蕃計劃》,擴張隘勇線,且架設高壓電鐵絲網、埋設觸發性地雷及電氣地雷以圍堵蕃界,將台灣全島共分十二區作戰,並先後動員軍警1萬餘人,分6次大規模征討大嵙崁蕃(今桃園市大溪區)、北勢蕃(泰雅族北勢群)、馬利古灣蕃、奇那濟蕃(均為今新竹縣尖石鄉境內的泰雅族)、太魯閣蕃等地原住民。對於以血腥殘酷手段對待漢人和原住民的台灣總督,又有什麼資格作為台北市的街區被紀念呢?

日殖時期以強制手段同化台人

1938年落成的桃園神社,原奉祀日本天照大神、開拓三神,以及明治天皇、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等日本皇族。台灣光復後改為桃園忠烈祠,改祀鄭成功,乙未戰爭中的丘逢甲、劉永福,西來庵事件主角餘清芳,七七盧溝橋事變指揮官吉星文,以及台灣共產黨領導人之一的翁澤生。(許陳品/多維新聞)

而在台北、台南、屏東均有的「大宮町」,台北、新竹、彰化、嘉義、宜蘭的「宮前町」,台南「白川町」,這是由於台灣神社(後升為台灣神宮)、新竹神社、彰化神社、嘉義神社、台南神社、阿緱神社與宜蘭神社,皆主祀在乙未戰役中擔任近衞師團師團長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而台北市「敕使街道」(今中山北路一至四段),也就得名於時任皇太子的裕仁(後為昭和天皇)率日本皇族,從台北車站附近出發前往參拜台灣神社的路線。即使出現如綠町、柳町、堀江町、馬場町、入船町等與當地地景相符的日式地名,但黃雯娟也坦承,殖民當局形塑空間、町名的日本化,就是希望能通過日常生活的接觸、意識型態的灌輸,達成同化台灣人之目的,且無視這些人物曾帶給台灣人民多大的傷害。

如此看來,當台灣光復、脱離殖民統治後,消除殖民影響、「重新中國化」顯得勢在必行且自然而然。只是,至今民進黨政府卻將「轉型正義」限縮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日本投降的1945年8月15日至1992年金門馬祖解嚴),炮火集中在清算國民黨;部分台灣史學者美化殖民時期,稱日殖時期「考慮在地的歷史與特色」,以達到有效統治,對日殖時期的統治暴行輕描淡寫、大事化小;對台灣光復後就是「街名與地域完全抽離」,無視戰後台人對去殖民化的「再中國化」之嚮往。秉持這種雙重標準和選擇性失明的態度看待戰前、戰後台灣城市街道/地名的產生,才會出現看到全台以中國城市為街道取名「怪怪的」之説法。事實上,這一點都不奇怪,反而彰顯了戰後台灣人對三民主義、自由民主等日殖時期從未享有政治權利的追求與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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