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納粹】大屠殺倖存者見證的邪惡 法律無法真正轉型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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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真正的轉型正義,無法僅由法律完成。倖存者只能說出部分,真正接觸到邪惡的最深處的人,都不是倖存者。也因為見證的不可能完成,我們承擔着這樣的倫理責任─成為邪惡的見證者,並防止邪惡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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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親走進了毒氣室

八十四歲的艾爾本(Eva Erben)說,當年她被解送到集中營時才十一歲,她與家人們無法理解這個集中營的作用,她以為只是暫時的棲身處。但是,她自己的母親在被解送至集中營途中──每天冒着寒冷行走三、四十公里的「死亡行進」(Todesmarsch)──筋疲力盡抱着年幼的她,與她告別:「我無法再繼續下去了,我現在必須離開妳了。」她看着母親死亡。她在集中營裏看到愈來愈多不可理解的荒謬與殘忍,終於知道,這不是暫時的家,而是最後的終點。

母親在被解送至集中營途中──每天冒着寒冷行走三、四十公里的「死亡行進」(Todesmarsch)。(《蘇菲的抉擇》劇照)

她講述她因為被分到兩隻左腳鞋子想更換而被警衛用槍托打落牙齒,她見到許多母親的嬰兒被強制奪走,她見到地上滿佈嬰屍,她見到失去嬰兒的母親精神失常、抱着不存在的寶寶唱搖籃曲,最後投身在電網自殺……。這段記憶太過殘酷,她必須等到終戰幾十年,人已移居以色列開始新的生活後,才有辦法述說。

而九十三歲的弗麗德蘭德(Margot Friedlander)則說,納粹掌權時她們全家必須逃亡,她甚至染髮、動了整形手術,只為了讓自己看起來不像猶太人。全家後來還是被抓到,分別被解送到不同集中營,她則孤單地躲藏、流浪於街頭。戰後多年她才知道,除她以外的家人皆已在集中營中死亡,「我的母親走進了毒氣室」。後來她移居美國,近九十歲時才終於回到這個如此殘酷對待她的故鄉──柏林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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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她決定返回德國時,親友們無法理解,懷疑她如何能回到這個殺害她全家的「充滿惡人的國度」。她對着鏡頭說:「其實,我在德國受到溫暖歡迎,很多人也對我的返鄉表示感激。現在的德國人,已經是大屠殺的第三代、第四代,他們與那一代犯下的罪行無關,我有什麼資格審判他們呢?」

這是充滿諒解的姿態。但是這一代的人又如何回應她的和解與原諒?姚赫指出,民調顯示,今日三十歲以下的德國人中,有百分之二十不願意談論集中營的問題,「對此,妳感到憤怒嗎?」兩位倖存者回答:

我們只能遞出我們的手,只能向這些不願意談論的人見證,希望他們也能成為見證者,因為我們能成為見證者的時間,來日無多了。艾爾本並說,見證的意義在於提醒我們,七十年前發生的事情,今日還是會一再發生。

節目最後,姚赫引用了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魏瑟爾(Elie Wiesel)─也是奧斯威辛倖存者─的話總結:

每一個傾聽見證者之證詞的人,自身也是見證者。

這一集節目讓整個德國社會動容。《明鏡週刊》(Der Spiegel )評論,艾爾本與弗麗德蘭德說出了那「不可敘說之物」,當年的納粹要讓那些異己者沉默,而不斷敘說那些難以敘述的邪惡,也許正是一種反抗技術:你無法強迫我成為你要的樣子。這個夜晚談論記憶如何作為抵抗的武器,如此觸動人心。

法律無法完成的工作,必須由我們繼續

七十年後,經歷過無數次的司法審判,坊間出版了無數談論集中營的着作,但我們還是必須不斷記憶,不斷見證;即使沒有人可以完全記得當時的狀況,即使沒有倖存者能夠真的見證最根本的邪惡。

義大利政治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在《奧斯威辛的剩餘》(Remnants of Auschwitz )一書中談論「見證」。他說,見證的拉丁文「Testis」有兩種意義,一種是作為第三方的證人,如同審判般去評斷爭議雙方;另一種則是自身經驗其中,從頭到尾承受、體驗了這個事件,進而能夠見證。前者是法律問題(Quaestio iuris),是試圖做出公正審判;後者是事實問題(Quaestio facti),是自身的經驗、自身的責任,永遠無法被法律窮盡。

奧斯威辛倖存者的見證,正是不能被法律化約的領域。戰後的審判似乎暗示了奧斯威辛的問題早已經被克服,然而,大屠殺的邪惡遠遠超出了法律問題,這是一個必須不斷被回應的倫理問題,是一次必須不斷被見證的事件。

我們必須傾聽證詞,因為我們有成為見證者的義務與責任。 (《無主之作》劇照)

姚赫也指出一個殘酷的事實:根據調查,德國人直接地或間接地參與大屠殺的共犯結構的,約有五十萬人,然而其中只有約九百人被起訴,不到百分之零點二。此外,戰後的納粹審查委員會甚至因為執行成效不佳,被譏為頒發了「洗潔證」(Persilschein)給那些納粹份子,讓他們得以除罪。在這種情形下,我們不由得質問,法律在大屠殺的問題上,是否束手無策?

真正的轉型正義,無法僅由法律完成。阿岡本指出「見證」的內在矛盾:

倖存者永遠只能說出部分,永遠無法完成真正的、完整的見證,因為亡者之聲不可能被聽見,有資格見證的人、真正接觸到邪惡的最深處的人,都不是倖存者。

然而,也因為見證的不可能完成,我們承擔着這樣的倫理責任:我們必須不斷地傾聽或述說,我們必須在明知失敗、不可能「真實」的情形下,持續地見證這個時代的暴行、罪惡,與那些不可能完成、也不可能停止的「克服過往」工作──不管用多少字數,不管用哪種形式,不管標上哪種主題標籤。我們必須傾聽證詞,因為我們有成為見證者的義務與責任。

《邪惡的見證者: 走出過往、銘記傷痛, 德國的轉型正義思考》(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上內容節錄自《邪惡的見證者: 走出過往、銘記傷痛, 德國的轉型正義思考》

作者:蔡慶樺

出版社:天下雜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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