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紀錄片漸抬頭 惜難成教材 老師︰學生有機會「瞓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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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意識提升,年輕人在問:我們是誰?當今天的歷史教科書無法提供答案的時候,不如將目光轉向歷史的另一種載體——紀錄片。我們從紀錄片裏聆聽他者的聲音,了解先人的過往,可照見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和我們自己;比起歷史書這一面鏡子,紀錄片能見到更多的細節、更多的面貌。今天,香港的紀錄片依然匱乏,年輕人也不再滿足別人給予的答案,他們有意識地拿起攝影機,成為歷史的書寫者。

攝影:梁鵬威、李澤彤、馬熙烈、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我們正身處一個任何人都能參與紀錄的年代,一部手機或數碼相機就能讓我們隨時隨地記錄一切。

人文關懷補歷史不足 導演與觀眾的即時互動

紀錄片的功能之一是紀錄真人真事,通常與當時的社會議題乃至文化意義有所扣連。每個人都在歷史當中,但歷史書只提及帝王將相等少數對大歷史有影響的人。文化評論人鄭政恆認為:「相對於主流劇情片,紀錄片一直比較邊緣,但有獨特的角度與活力,最重要其實是人文關懷。」他認為香港獨立紀錄片比較微觀,通常從對個人的關懷出發,從而引伸到更大的社會問題,補充了歷史的不足。他以張經緯的《音樂人生》為例,指出拍攝紀錄片離不開對人的關懷,如《音》就是拍攝音樂天才黃家正的成長故事。而黃家正個人的成長,卻折射出不少社會狀況,如港人的親子關係。

《音樂人生》是2009年一部叫好叫座的港產紀錄片,由張經緯執導,影片拍攝音樂天才黃家正的成長過程,同時折射出不少社會狀況。

鄭政恆 作家,資深影評人,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理事

鄭政恆形容紀錄片是回溯已經發生了的事,再去加深反思層面。或許是邊緣化的原因,香港紀錄片反而有另一層驚喜—即時互動。「紀錄片雖然的確有傳統紀實作用,但公映機會不多,難引起關注,亦難形成文化現象。不過,香港的紀錄片導演通常會現身說法,如我印象中張經緯就經常出席活動。這種做法使紀錄片從文本層面變為公共層面,從而上升為公共討論話題,這點非常重要。」不同於電視紀錄片,紀錄片導演能夠親身說法,與觀眾討論是尤為重要的,是紀錄片生態的重要一環。

紀錄片具感染力 主流教育缺影像培訓

「與大眾傳媒、教科書相比,紀錄片具有感染力,能夠令學生有更深感受,幫助投入甚至參與議題。」中學通識教師曾瑞明認為教育的意義是溝通,紀錄片在這方面有優勢,因為紀錄片拍攝的很多時是真實景況,情感部分強很多。「以《少年滋味》為例,其實講的問題都很普遍,不過紀錄片使人進入更耐心的聆聽狀態,使人能夠真實進入,扣連的不只是作品與作品裏的人,還有社會,所以紀錄片特別具有力量。」

張經緯執導的《少年滋味》,從一個萬人大合唱活動中挑選幾位不同背景的學生,講述他們的夢想和成長困惑。

曾瑞明 中學通識老師,教育工作關注組成員

不過,紀錄片在教育中的地位卻不樂觀,這點與主流教育制度不無關係。曾瑞明反映,課堂時間受規限,能夠播放紀錄片的時間不多,但又不能選段或節錄,因為會影響觀影感覺,畢竟電影是整體,剪接也尤其重要。

「更根本的問題其實是教學文化。香港習慣以工作紙或教科書快速取得概念,學生沒有太多影像欣賞的培訓,而且通識科時常重視『平衡』,有『持份者』的概念,當然我們都知道這些是很平面的標籤。紀錄片雖然很多時有立場,卻可以反映比較複雜的身分與立場問題。」曾瑞明又說,不要說學生,連老師本身也對紀錄片沒有多少欣賞能力,播放紀錄片很多時只限於「各打五十大板」的時事記錄類電視節目—這些節目的傳播平台雖然廣泛,卻沒能深入議題。

「現在很多學生不知道戰爭是什麼回事,也很少反思日常,對歷史更是沒有興趣。紀錄片其實是很好的媒介,可以幫助投入感受,好的紀錄片甚至可以推動興趣。《八九點鐘的太陽》幫助了解文革更多,張虹的《中學》我試過在課上播,還有每次班長選舉我都會播《請投我一票》,多少令他們有所思考。」曾瑞明續指,觀賞紀錄片作為教學部分,其實對老師和學生都是挑戰,因觀賞本身需要耐性和專注,而香港學生普遍未具備這種基礎素質,在課堂上播放紀錄片,「他們有機會『瞓晒』,或者說『不如教返書』。」

《八九點鐘的太陽》是一部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紀錄片,導演之一的卡瑪認為:「整個二十世紀的歷史,是人類追求烏托邦的歷史」,而她是站在全世界的立場去拍這部片。

《請投我一票》記錄武漢一個小學班級舉辦班委員民主選舉的過程,由於題材敏感,在大陸遭禁止放映。

紀錄片導演張虹執導的《中學》,記錄香港兩所英文中學的情況,涉及教學、訓導、學生價值觀、教學語言及教育改革等議題之上。

影行者 民間影像藝術團體

拍攝同時參與 客觀不等於沒有立場

紀錄片組織「影行者」從2007年至今製作的紀錄片,大部分以舊區重建、社區文化保育及抗爭運動為主,當中不少被拍攝者是主流媒體忽略了的聲音。影行者認為,主流媒體是有能力壟斷信息的傳播者,而不少社會邊緣人群,本身並沒有太大的傳播能力,也導致他們的聲音被埋沒。影行者希望照顧這些被隱沒了的聲音,不只是拍攝他們,而是拍攝者也參與到行動與討論之中,鼓勵草根群眾嘗試拍攝。在影行者看來,紀錄片是一種藝術創作,而創作是個人透過重新組合生活經驗來與社會交流的方式,是一種文化權利。透過這種集體的紀實影像創作,影行者希望與草根群眾一起尋找創作主體的不同可能性,開放藝術創作民主化(而非民粹化)的可能。

「客觀非常重要,但不等於中立,客觀是不斷檢視和反省,並非無意見無立場。很多人會混淆有立場和客觀,但其實大的立場裏也有很多小的立場。」影行者認為誠實的紀實錄影必定是圍繞真實的生活經驗,因為人無法超越時間與空間的限制去生活,因此真誠的作品必然是本土的。然而,一個「開放性」的本土認同非常重要,需要看到除了自己以外的生活經驗及立場。「相對於劇情片,紀錄片的成本較低,的確有機會成為民間論述,使聲音變得多元,不過能否溝通交流,其實又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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