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源書局│首間日本書專賣店月底結業 店主細數香港閱讀文化變遷

撰文:賴家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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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九十年代,日本潮流文化風靡全港。年青一輩,很多會三五成群,或同學同行、情侶結伴,甚或獨個兒去尋寶,來尖沙咀這所書店打書釘。出升降機拐個彎,一屏尋常木門,透過門窗見到一排排圖書排得整整有齊,琳琅滿目,簇新的日本雜誌、剛剛在日本出版的漫畫、插圖精美的手工藝書籍,只要好整以暇細心選購,總能夠覓得心頭好,接收最前衛的東洋資訊。
智源書局,這所最少有七十年歷史的香港書店,是香港第一代售賣日本書籍的翹楚。在互聯網未普及的年代,大眾對東洋文化的了解,便十分有賴這所書店為香港引來最新資訊。
近日,在facebook收到一個信息,智源書局將於2021年一月結業。很多人問店長Winnie是否因為疫情影響結業?她表示,疫情只是一個導火線,時移世易,感慨紙媒的沒落,看不到這行業的未來,讓她選擇這時候為三代人的心血劃上句號。
文、攝:賴家俊

八十年代開拓販售日文書市場

圓形白邊紅心,用粗黑體寫著「智源書局(日本圖書中心)」幾個大字,設計簡潔而不失時尚,是大家光顧智源前首個映入眼簾的招牌。(賴家俊 攝)

圓形白邊紅心,用粗黑體寫著「智源書局(日本圖書中心)」幾個大字,設計簡潔而不失時尚,是大家光顧智源前首個映入眼簾的招牌。不說不知,這些新穎商標是因應當代設計潮流而用上的產物。訪問當日,書店第三代店長王思允(Winnie)拿出一卷本已封起的捲軸,緩緩打開,原來是中國著名甲骨學家、文學家兼劇作家郭沫若,為智源書局提字的招牌。

「這個招牌寫於何時何地已不可知,只知是爺爺那一代的物品。」

智源書局在香港的歷史,見證了戰後中港關係發展。書店第一代店長王承龍在上海開設智源書局,當時販售各類中文書籍和雜誌,四十年代王承龍與妻子移居香港,最初在中環威靈頓街重開書店,後來輾轉因為拆遷,於七十年代搬至尖沙咀現址。

智源書局最初在中環威靈頓街開業。(智源書局圖片)

對於爺爺的記憶,Winnie只有兒時的點點滴滴,對書店的認識很多來自小孩時的觀察和長輩所說的故事。她在多年前見過一本書局的電話簿,當時已寫是書局60周年產物,可以肯定智源至今不止七十多年歷史,但官方以祖父在香港開業的1947年為開店記錄。

左起: 智源書局第一代店長王承龍、日本出版社秘書及社長,Winnie父親王厚德。(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Winnie父親自學日文,曾到日本實習,八十年代香港流行日本文化,山口百惠、中森明菜、近藤真彥等明星風靡萬千青少年,日本動漫又大行其道,智源正式在他掌舵後以販售日本書籍為市場定位,並引入其他國家的美工書籍。

2005年Winnie在海外學有所成回港發展,她雖然成長於數碼年代,但仍決定繼承家族生意。

「我對這書局有情意結,我從小便在書局中穿梭,在此生活,對這兒一切都沒有違和感。我也十分著重傳承,所以希望把書店經營下去。」

智源書局第三代店長Winnie表示,關讀文化改變,讓她預見紙媒會一直步入寒冬。(賴家俊 攝)

閱讀文化轉變迎紙媒寒冬

剛甫掌舵,香港經濟便剛從沙士疫情走出,經濟日漸復蘇,但仍然經歷了金融風暴等大風大浪。這些種種,Winnie都與同事們一一捱過,為何選擇在2021年這個關口結業?很多傳媒都爭相訪問,想從中探知究竟,探問是否新冠疫情給書店帶來結業打擊?

「落實結業這決定做了很多考慮。疫情並不是主因,而是閱讀文化的轉變,疫情只是把一個本來在變化的閱讀習慣加速催化。」

疫情對香港帶來的不只是經濟上的轉變,還有生活文化的改變。Winnie表示,近年日漸感受到時代在大跳躍的轉變,實體閱讀和線上閱讀之間此消彼長的趨勢特別明顯。從前,大家只要喜歡還可以逛逛書店,但疫情下大家只能被迫留在家,數碼平台在這個當口迅速增長。

另一個讓Winnie對前景悲觀的因素,是客戶群日漸縮少。

「書店主要客戶都是三十歲以上顧客,他們愛看書,可選擇的話不太會用數碼平台閱讀。這些愛看書的讀者不喜歡追潮流,喜歡看舊東西,例如愛鋼筆的人喜歡收集鋼筆書籍。日本也出這類收藏品圖書,可是多年來改版都是大同小異,甚少新板斧。當讀者年紀愈來愈大,儲書便愈來愈少,客戶人數少了,後生一代在網上已能找到他們想要的東西。以前做論文你可能要看十本書撮合內容,現在在網上可能已有人把這十本書輯好給你了。」

這個實體書閱讀群斷層,早年日本也已見到這個危機。當時書商為了應對危機,掀起了賣書送禮品的潮流,低迷的紙媒一度來了個小陽春,銷量一度回升,但後來大家都跟風送禮品,結果又做爛市。

「現在是紙媒寒冬,我相信疫情過後經濟會回暖,但我看不到紙媒會復蘇。大家有多久沒看過一本書?香港寸金尺土,實體書又佔地方,現在又流行斷捨離,可見將來我對紙媒事業並不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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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嘆日本人研究深耕細作

雖然結業在即,但回首往事,書局也見證了香港近半個世紀的閱讀文化走向。日本有怎麼閱讀文化,能令日文書當年在香港大行其道?

「香港人極度容易接受新事物,當年日本流行怎麼很快在香港便會成為風潮,當年我們又是半獨家,日本流行哪個歌手、哪個組合,香港便接著流行,選書來香港並不難做。」

Winnie細數,香港早年流行日本歌手,然後是漫畫,然後開始流行日本時裝,而日本那一邊熱起古著潮,一下間日港兩地都開始流行研究舊物。她認為日文書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他們每做一本書,不論研究怎麼都講求「極緻」。

「有次看書見日本想研究美國工人衣著,作者去到美國搜求當地人不再用,車牛仔褲的衣車,再用它們製作牛仔褲。日本人寫書做研究,對細節的要求比歐洲更嚴謹,可以如數家珍不同物品版本之間分別,能做到美學和細節並重,相信只有日本人能深耕細作到這個程度。」

對Winnie而言看書和雜誌是「一個旅程」,是一群編輯團隊一齊合作為一本書打造「旅程」。從封面設計、字體用字和排版格式,都別緻講究,讓一本書更值得收藏,這也是日本書很強調的特色。

她翻開店內案頭自家藏書,是一套日本人繪製的「九龍城寨」圖冊,書中巨細無遺研究香港九龍城寨的建築和文化。「很難想像別人研究自己的地方,比自己人更尋迷本土。」Winnie慨嘆,大家很喜歡日本手工藝創造力,很少見香港有關於創作性的東西熱起來,但這方面日本做得很成功,給人感到創意和心機。

書店結業消息甫出,便有大量有心人留言,當中不乏老顧客,Winnie十分感謝大家情意。曲終人散,穿梭於井然有序的書架中,翻過書架上雜誌,這片文山書海,結業後何去何從?

我盡量想找有心人。但愛書人也明白,對我價值連城的書,對其他人可能一文不值。
智源書局第三代店長Win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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