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太一｜從歷史細節談卡特的政治遺產

1月9日，卡特（Jimmy Carter）的國葬在白雪覆蓋的華盛頓舉行。作為美國第39任總統，卡特在1977年至1981年任內的表現一直飽受爭議。他的總統生涯既經歷了石油危機引發的通脹與伊朗人質危機，也創造了中美建交、《戴維營協議》等外交突破。這種矛盾的遺產為卡特贏得了「失敗總統」與「和平使者」的雙重身份。如今重溫他的功過，不僅是對卡特個人的評價，也是探討美國政治走向的一把鑰匙。

總統任期：外交突破與危機失誤並存

卡特任內的外交成果頗為豐碩。中美建交無疑是他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卡特高度重視細節，在完成建交準備後，於1978年12月15日晚邀請國會議員赴白宮聚餐，並在用餐時宣布決定中美建交的消息。為了防止消息提前外泄，他讓議員們留宿白宮，直到記者招待會順利舉行才放行。另一方面，在宣布中美建交消息前7小時，卡特通過美駐華代表安克志聯繫蔣經國秘書宋楚瑜，傳達相關決定，讓蔣經國政府措手不及。這些操作充分展示了卡特對國內政治和外交複雜局勢的精準把控。

然而，卡特在伊朗人質危機的應對上卻暴露了政府的軟弱。伊朗革命爆發和危機發生完全出乎卡特政府的預料，而之後的猶豫態度更讓人質事件拖延了444天之久，嚴重損害了美國的國際聲望。這次危機不僅讓卡特在1980年選舉中敗於列根，也深刻影響了美國與中東的關係。

卸任後的「和平使者」角色

卸任後，卡特通過成立卡特中心，將注意力轉向國際和平、人權與公共衛生領域。他的貢獻使人們逐漸轉變對他的評價，認為他的成就遠高於他在任時的表現。

1994年美朝核危機期間，戰爭一觸即發，克林頓政府甚至考慮對朝鮮核設施進行先發制人的打擊。卡特不顧風險，以私人身份前往朝鮮與金日成會談，儘管克林頓政府內部分官員對此並不支持。他的努力促成了美朝共識，重新開啟外交渠道，避免了可能爆發的朝鮮戰爭。這顯示出「卸任總統」的身份反而成為卡特推動和平的獨特優勢。

卡特的國際調停行動常被貼上「理想主義」的標簽，但實際上，他的決策充滿務實精神。他不僅關注宏大的和平目標，也注重通過具體談判解決問題，即使可能得罪黨內精英。

卡特遺產與當代美國政治

卡特的政治遺產對當今美國內外政策的影響深遠。在美國民眾眼中，卡特政府常與「無效和弱勢」掛鉤。這不僅源於伊朗人質危機，也與蘇聯入侵阿富汗後美國反應遲緩有關。即使在內政方面，卡特推動司法多元化改革取得了一些突破，但他領導的政府總體上給人以「信任危機」的印象。

這一印象深刻影響了民主黨後來的政治策略。例如，希拉里作為參議員支持小布殊的伊拉克戰爭，部分原因是為了擺脫卡特式「軟弱」的標簽。甚至在拜登的外交政策中也能看到這種遺產的影子。拜登在國際事務中常缺乏果斷與冒險的勇氣，畏手畏腳，擔心消耗政治資本。這種謹慎或許正是對卡特時期遺留「弱勢形象」的回應。

諷刺的是，卡特的政治遺產在某種程度上間接助力了特朗普的崛起。作為一名政治素人，卡特1976年的成功為特朗普2016年以非傳統候選人身份贏得總統大選提供了某種啟示。更直接的是，特朗普對卡特政策的批評，例如指責卡特「送出巴拿馬運河」是「歷史性錯誤」，也幫助他在選戰中塑造了強硬的形象。

中美關係：貢獻與局限的辯證思考

卡特對中美關係的貢獻毋庸置疑。在中美建交後，他嚴格限制美台政治關係，確保其僅保持非官方性質，並在建交後四個月內撤走了駐台美軍。他還明確反對通過軍事手段解決台灣問題，推動兩岸和平。然而，他在台灣問題上的處理也遺留了諸多棘手問題。例如，五項「保證」和《與台灣關係法》的出台，為後來的美台軍售提供了法律依據，增添了兩岸局勢的不穩定性。這些模棱兩可的政策框架既體現了當時美國國內政治的複雜性，也為中美關係後來的波折埋下了伏筆。

卡特政治遺產的啟示

四十多年過去，卡特留下的遺產仍然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存在。卡特任期內的弱勢形象與其卸任後的和平使者形象形成鮮明對比，展示了政治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複雜張力。在當今美國內外環境愈發複雜的背景下，卡特的生平故事提醒人們，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必須在道德追求與政治現實之間找到微妙的平衡。無論功過如何，卡特的一生都為美國歷史書寫了獨特的一頁。

本文作者孫太一是美國克里斯多夫紐波特大學政治科學系副教授。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