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為本」與城市發展（一）

團結香港基金專欄｜區浩馳

提及對自然環境的愛護，相信大部分人對表達支持並不會猶豫，但當進一步問及是否願意支持或參與個別實際行動，分歧往往就會浮現，畢竟不同人分屬不同利益群體、過著不同生活。當前的全球環境治理繼續面對類似挑戰，例如在去年底接連舉辦的第16屆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大會（CBD COP16）及第29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COP29），普遍認為各國代表未能就最重要的資金和監測評估問題達成更大共識和實質進展，發展中國家不滿有更大歷史責任的發達國家欠缺更大財務承擔，不同發達國家對此也另有解讀。全球政經局勢也瞬息萬變，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後隨即以降低經濟負擔為由，宣布美國再次退出「巴黎協定」，此舉或在國際社會上引發連鎖效應。種種情況似乎都在顯示全球環境治理轉壞，對專注觀察全球暖化速度及自然災害現象加劇的環境運動家來説，感受尤其負面。

然而，過度散發負面情緒或沉浸於氣候焦慮中，都可能導致人們麻痹其行動積極性，不利於環保行動的延續。事實上，不論是全球還是本地環保行動，過去一年也出現了值得肯定的發展突破，例如各國代表同意啟動一批新合作機制，包括共享動植物遺傳資源數字序列資訊利益、保障原居民社群參與全球生物多樣性決策、全球碳市場等，同時中國繼續積極參與和領導全球氣候和生物多樣性行動進程。至於香港，隨着北部都會區各新發展區方案陸續公布，外界也得以了解其中的環境保育新措施。

北部都會區正吸納「自然為本」新措施

去年政府陸續公布了流浮山／尖鼻咀／白泥一帶、牛潭尾、新界北新市鎮和馬草壟等北部都會區餘下新發展區的初步發展建議，其中在新界北新市鎮方案中，政府首次提出將研究以「自然為本的方法」打造一條「河谷綠廊」並提升生物多樣性，落實方式包括進行大量綠化、建造生境和自然公園，以及活化河流。事實上，「自然為本的方法」（也被稱作「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是本地環境社群在過去兩年間積極倡議、適合應用於發展區域的非傳統保育手段，具體例子涵蓋保育目標明確的藍綠基建和空間綠化等，理論上對人類福祉和生物多樣性均有好處。

此外，月前由本地環境保育團體主辦的「2025年度香港基於自然的氣候解決方案論壇」上，政府土木工程拓展署的代表也分享了北部都會區下新田科技城的最新「自然為本」規劃方案，包括當中的主要原則、藍綠網絡布局和景觀特點以及12項園區生態設計，以回應去年中在分區計劃大綱草圖修訂過程中收集到的公衆申述意見。

這個仍在研究調整的規劃方案，雖然未必全部符合不同團體的最終訴求，但不能否定在一定程度上，仍反映了跨界別的互動協作關係，特別是政府對新保育理念的吸納，以及環境和專業團體對保護自然生態的爭取堅持。當然，「自然為本的方法」兼具經濟可行性的特點，令很多環境保育團體相當警惕其淪為「漂綠工具」的可能性，這也將是規劃方案在未來演變過程中備受關注之處。

空間規劃與發展流程為主流化關鍵

至於全港策略方面，目前當局正制定將適用至2035年的更新版《生物多樣性策略及行動計劃》（《行動計劃》），相信其中最主要目標之一便是推動生物多樣性進一步主流化，制定出能反映《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昆蒙框架》）的城市尺度策略。

《昆蒙框架》是國家在擔任第15届公約大會主席國期間促成，被譽為自然保育領域的《巴黎協定》，其行動目標不但比過去的《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更進取，也更強調務實的落實方案，將生物多樣性價値整合到法規政策和發展進程，並在城市空間規劃中反映，提升支持相關行動的有效資金和監測，也提出協調整合生物多樣性保護與氣候行動之間的重要性，並明確指出「自然為本的方法」在其中能發揮的作用。

如本文開首提到，年前CBD COP16期間各國代表仍未能就資金和監測機制達成共識，有關談判於2月尾在意大利羅馬再續，相信香港當局也會將其最終結果反映在更新版《行動計劃》之中。

談判過程艱鉅，主因是各國之間存在顯著利益衝突，例如不少發展中國家希望獲得更多行動資金的同時，並不想受到更大程度的外來監督，作為主要資金來源的發達國家也可能因為政治和經濟環境波動，對保育資源投放有所保留，類似的分歧不止存在於全球各國之間，也存在於香港城市發展過程中的持份者群體之間。

要推動生物多樣性價值進入香港的城市發展流程中，可能觸及哪些發展環節和持份者群體？當中的阻力為何？又應如何突破？後篇繼續探討。

作者區浩馳是團結香港基金高級研究經理。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