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海明專欄｜寰海明察

西方經濟學理論曾為香港提供過不少發展框架，無論是自由市場理念、消費驅動增長，還是供需平衡的邏輯，都深植於香港學界與政策圈。但進入今日這個充滿變數的時代，這套理論愈來愈難以回應香港當前所面對的經濟轉型挑戰，特別是在理解中國式現代化與香港本地產業空心化問題上，其局限日益明顯。面對特首9月即將發表的新一份《施政報告》，特區政府與其繼續強調「對接國家」，更應進一步思考如何「理解國家」，從中建立屬於香港經濟轉型、發展的語言與政策工具。

以近期中國商務部回應歐盟「產能過剩」爭議為例，商務部指出，不能單憑出口量來斷定是否過剩，否則歐洲多年來大量出口飛機與汽車，難道不也是「過剩」？這不僅是一場政策層面的辯護，更是一種對西方經濟語言體系的根本反思。中國的發展模式歷來強調政府有序規劃、技術引導與產能前置，透過「供給先行」策略推動產業升級，這與西方市場自發調節的理論大相徑庭，但在中國實踐中卻行之有效，並成為支撐經濟穩健發展的底層邏輯。

西方主流經濟學不懂「超前產能」邏輯

筆者曾對中國的經濟運行哲學做過以下比喻：「你們說10個人吃飯就煮10個人的飯，我們煮了20個人的飯，還用隔夜飯做出了揚州炒飯。」這並非浪費，而是一種積極準備與價值創造。深圳從昔日以玩具工廠為主的低端製造基地，蛻變為擁有大疆等創科企業的創新高地，正是這種「超前產能」邏輯具體而有力的體現。（詳見拙文〈中美「不知道」對方「不知道」？〉）

但這種邏輯，恰恰是西方主流經濟學最難接受的。在歐美國家的自由市場語境中，政府干預被視為扭曲，產能超前是浪費，長期規劃則被視為對效率的破壞。然而，現實卻反覆證明，這些理論未必能應對當今全球經濟的複雜局勢。更諷刺的是，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期推出的「大而美」方案，也大量推行補貼政策、重建工業鏈，實質上正是中國產業政策的翻版。凱恩斯學派認為這是應對市場失靈的必然選擇，而奧地利學派則憂慮這將導致尋租與資源錯配。當連西方自己都無法統一立場，為何香港還要拘泥於這一套理論來理解中國，甚至設限自身發展？

以西方經濟學理解　難掌握內地發展模式

對香港而言，問題不只是理論選擇，而是認知偏差。長年以來，香港特區政府、政策界和學術界普遍以西方經濟學為基礎理解經濟現象，導致對中國內地的發展模式較難全面掌握，更遑論轉譯成自身可用的策略。這套思維下，香港對內地的制度創新長期視而不見，對自身的發展潛力也綁手綁腳。雖然過去依賴地產與金融的模式曾奏效，但在全球進入科技競爭與產業重構的新周期後，這種思維若不轉變，只會令香港錯失發展機遇。

更值得注意的是，歐美國家經濟本身亦陷入瓶頸。高通脹、低增長、社會撕裂與債務問題無一不是警號。當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連其自身國家的難題也無法解釋，香港各界若仍迷信這一套，無疑是將自身發展綁在一艘失速的船上。反之，若能從中國的經驗中提煉可轉化的政策語言，配合本地制度與市場特質，或許正是香港未來突圍的關鍵。

值得強調的是，中國式現代化並不與香港利益矛盾。中國強調高質量發展、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而這些恰恰就是香港當前最需要的轉型方向。香港具備法治制度、專業人才、國際資金與資訊流通等優勢，這些「香港所長」完全可以與「國家所需」銜接，問題從來不在於資源不足，而在於思維與理論工具未能更新。

北部都會區是思維轉型試驗場

特首李家超將於9月發表任內第四份《施政報告》，現正進行公眾諮詢。社會各界對經濟轉型、創科發展、青年向上流動等議題的關注日益殷切，這份報告不應只是政策延續或技術微調，更應展現施政視野與治理思維上的突破。在「一國兩制」下尋找香港的獨特定位，前提是先真正理解「一國」的發展邏輯，而不只是機械式地「對接」。

北部都會區正是實踐這種思維轉型的試驗場。這片土地不僅是新發展空間，更是香港重建實體經濟、推動創新科技與內地深度合作的關鍵節點。如果能擺脫以地產為主的舊有想像，真正將其打造為創科、教育、製造、產業升級與人才匯聚的「新經濟引擎」，北部都會區將成為香港再工業化與經濟重塑的重要突破口。

香港過去被稱為「中西橋樑」，但橋樑的價值，不在於兩邊都討好，而是能真正理解雙方語言與邏輯，進行有效溝通與轉化。今天的香港，需要的不只是翻譯西方理論給中國內地聽，而是在理解內地發展邏輯的基礎上，提煉出一套屬於自己的發展話語體系。西方經濟學不必被全盤否定，但亦不應再是唯一選項。香港要走的，是一條結合內地智慧與本地優勢、以實體經濟與創新驅動為核心的自主之路。

作者梁海明是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