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劏房.倡議 (二)】政策收效微 貼身服務靠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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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最新報告,2017年居於不適切居所的人數較往年上升9%,全港逾11.5萬人受問題困擾。居住權屬人權,在社會結構性貧窮問題及政府房屋政策成效不彰的雙重夾擊下,基層市民被迫蝸居劏房,埋下生理及心理隱患。

劏房住戶的心聲是什麼?他們日常生活中最為迫切的需求又是什麼?劏房專題,將從劏房住戶的生活日常、政府措施的效用,以及保障居住權益的「最低居住標準」入手,探討社會應如何為市民的住屋權編織一張安全網。

本文為專題第二篇,從社區中心觀察基層市民需要怎樣的貼身服務。

 【劏房.倡議】專題  

一.  誰偷走了劏房小孩的夢想?

二.  政策收效微 貼身服務靠社區

三.  維護居住權益 正視「最低居住標準」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今年3月將正式推出「煥居生活館」,幫助劏房居民。(陳嘉元攝)

現時公屋平均輪候時間為4.7年,遠超政府「三年上樓」的承諾,市民利益受損,無奈只能「打甩門牙和血吞」。劉太加入等候公屋的長龍已經六年有餘。問她心情如何,劉太脫口而出說「想死呀」,然後又爽朗地笑了笑。上公屋遙不可及,津貼補助雖是雪中送炭,但無法解開劏房生活的死結。專為劏房住戶提供服務的社區中心,對劏房戶而言最為「貼地」。

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於五年前成立,由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協助組織。大聯盟所在的社區中心有兩層樓,街坊和社工在門外種了兩排蔬果,記者來到社區中心的這個下午,正好有小朋友在澆水。一進門,溫馨的氣息迎面而來。乒乓球桌上放有積木玩具,靠牆的書架擺滿讀物,時常有小朋友在這裡消磨時光。

今年3月,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將正式推出「煥居生活館」,離社區中心不遠。「煥是光明的意思,又是『換』的諧音,是搬屋的意思。我們希望能在搬屋期間,跟他們一起度過艱難的時間。」姚冬梅提起即將面世的新項目,眉目間不僅流露興奮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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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姚冬梅作為全職社工加入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平日時常走訪劏房住戶。(陳嘉元攝)

兩前,姚冬梅作為全職社工加入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協助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平日時常走訪劏房住戶,「煥居計劃」在接觸街坊的過程中應運而生。家訪過程中,社工們發現,劏房街坊搬家頻繁,一則是因為家中小朋友成長,需要更大的生活空間;二則因為業主加租加得厲害,或用不同藉口回收房子。而劏房住戶在交完房租後基本沒有積蓄,搬家費用對他們而言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搬家費用高昂,如何才能節省開支?「煥居計劃」中的「義氣搬運司機計劃」為此設計,先由社區中心通過宣傳或街坊介紹,招募司機,以市場八折的價錢幫助街坊搬屋。計劃啟動不久,姚冬梅透露曾有「原價」2,000元的搬屋個案,司機最後只收取300元。計劃還在完善,之後還將推出網站,模仿Openrice提供評價服務,「(司機計劃)不僅看價錢,也可以看服務質素,保障雙方。另一方面,有些司機都未必有錢,也是基層街坊,比較難自己找生意,所以計劃可以給司機一些機會。」 姚冬梅解釋道。現時已有七名司機加入計劃,「有的是街坊介紹的,有的是知道我們宣傳的,有的司機也是劏房房,他們都願意幫助街坊。有的街坊(司機)好好,他們說以前也窮過,知道搬屋過程都很困難。」

「煥居生活館」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一個空間讓街坊親自動手實踐家居維修。生活館內擺放了幾張木桌,提供專業維修工具,開放的空間就像一間設計工作室。將於4月開展的「家居維修班」,有份構思課程內容,包括天花板漏水處理、石屎保留修補、牆身掃油漆技巧、安裝門鎖和水龍頭等。

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所在社區中心提供不同物品予劏房居民。(陳嘉元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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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硬件設施上的幫助,有過基層家庭生活經驗的姚冬梅也關注劏房住戶的心理狀況。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會定期舉行居民關注組會議,邀請街坊一起分享明常生活遇到的困難。「有街坊因為住在劏房,覺得自己能力不夠,總之是會怪責自己,怪自己不夠厲害、沒錢,才會住這些劏房,他們成天這麼說。」一開始只有十人左右的會議,如今已經有二十多人參與。「我們希望街坊多參與(活動)之後,懂得分析住屋問題,(他們住在這樣的環境)不代表他們不勤力,可能是社會因素令租金這麼高,劏房環境愈來愈差也有其他因素。當他們懂得分析問題後,就不會一直怪自己了。」組織街坊會議的姚冬梅深有感觸。

劉太在知道葵涌的社區中心之前,形容等待公屋「等到灰心」,「之前自己沒有找過資料,只是感覺徬徨,亦不知道還有多久才可以上樓。」直到二、三年前,她認識了一些也在等待公屋的人,才有對象分享和討論彼此情況。社區中心除了提供貼地的服務和免費物資,亦教住戶了解自己的權益,例如當財政預算案來臨的時候,住戶會討論政府的方案。

組織社區活動要面對資源不足的問題,對於社工而言,最開心的莫過於看到街坊在參加活動過後有所改變。姚冬梅憶起與街坊的交談,「他們自己會說,自己參加活動後會開心。」接觸了不少劏房街坊後,姚冬梅看到街坊對政策失望,更覺與街坊聯繫的重要性。「街坊參加活動後,懂得講自己的訴求;他們更了解自己的問題,也會更有自信。」有的街坊原本認為自己無知,只當旁觀者,「但當他們懂得之後,會邀請朋友一起來了,」姚冬梅欣喜於發現街坊自身產生的變化。

政府措施成效不彰 「基層的需要,好像總是放在最後」

儘管社區中心能為劏房住戶提供「度身訂造」的服務,但援助畢竟有限。(陳嘉元攝)

儘管社區中心能為劏房住戶提供「度身訂造」的服務,但援助畢竟有限。公屋數量未能達標,基層市民無法上樓,只能委身居住在不適切的居所。因此,對劏訪住戶而言,政府的中短期舒緩政策必不可少。

政府於2016年推出低收入家庭在職津貼,但至2017年6月,政府僅收到7.4萬宗申請,惠及11.9萬人,與預期的20.4萬戶、71萬人目標相距甚遠。申請過程繁瑣、工時及入息資格不合理等問題,是阻擋低收入家庭申請該津貼的主要原因。劉太已是第二次申請低收入家庭在職津貼(下稱「低津」),第一次申請過程對她來說並非好回憶。首先是填表過程繁瑣,在遞交申請之後,職員並未主動跟進,和等待上樓的心情相似,等待津貼的過程是茫然的。時隔半年,「救命」津貼才到劉太手中。

隨着社會對低津政策改善呼聲漸漲,2017年10月施政報告公佈將放寬低津入息資格,一人住戶不再被排除在外,津貼額將調高,工時要求增設中間層(每月168小時),增設四分之三津貼額,允許家庭成員合併申報工時。這些調整或會降低申請門檻,但仍有申請困難的人群,例如難以提供工作證明的零散工。若沒有穩定僱主,無法提供僱傭合約、工作和薪金證明,便無申請資格。

低津之外,N無人士津貼亦是劏房住戶的「救命稻草」。所謂的N無津貼,由2011年成立的關愛基金發放,向「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發放一次過生活津貼,對部分無法獲得任何政策援助的劏房住戶而言,能夠發揮「補漏拾遺」的功用。於情於理,「N無津貼」與低津在目標和作用上並無重疊,不能互相取代。

劏房住戶有份參與種植的蔬果。(陳嘉元攝)

關愛基金曾於2013年、2015年和2016年三度發放「N無津貼」,但2016年底宣布次年不再發放。按照政府說法,「N無津貼」是配合財政預算案推出的短期紓困措施,由於2016-2017年度相關短期紓困措施較少,「N無津貼」隨之取消。數日前(28/2),政府公布2018-2019年度財政預算案,計劃重推N無津貼,料將有15萬人受惠。儘管如此,對於長期處在租金上揚、環境惡劣的劏房住戶而言,津貼仍不過是杯水車薪,治標不治本。

另一方面,針對近年來惡化的劏房問題,政府終於在2017年與社聯共同推出「社會房屋共享計劃」(下稱「共住房屋」),計劃在3年內為1000名住戶提供為期2至3年以上的共住房屋,但接受度不如人意。早前有組織調查深水埗劏房住戶是否願意住在共住房屋,結果七成人拒絕入住。劉太對共住亦有遲疑,由於大兒子今年將上小學,共住房屋期滿後又需要搬屋,學習地點對孩子成長的影響以及搬屋的消耗是家人最大的考慮。回到共住概念,國外以共享房屋舒緩住房問題,但其根本上推廣的是促進社區關係的共住形式,而香港住屋空間本已狹小,共住的居住體驗未必優於劏房。

2014年,社企「要有光」向城規會申請,將深井山邊前身為九龍紗廠職工宿舍改為租住房屋用途,並於2015年展開翻新計劃,最終於2016年完成維修工程,提供45個單位。共住房屋常被拿來與光屋比較,身為光房計劃董事會成員的鍾劍華認為,「要做到共住,又產生正面效果,不是拿出一間屋就可以做,是花費了很多心機。」例如光房計畫會專門配對租客和業主,但鍾劍華坦言,光房計劃只能做到「幫得一個得一個」,要解決根本問題,不能止步於此。「我們做了幾十個光房,我們只是給幸運的少數人一些選擇。」

當劏房儼然成為畸形租屋市場的必需品、將劏房的存在合理化,便容易導致基層市民的基本住屋權被漠視。「幸運」理應屬於「普通的大多數人」,政府應構想適合香港市民的居住標準,摒棄市場為先的教條。社區配套服務與中短期紓緩措施應繼續改進,多管齊下改善基層住屋環境,更應從訂立基本居住標準做起。

>> 【劏房.倡議】第三篇,探討屬於香港的「最低居住標準」真的遙不可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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