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周一（18/2）《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下稱《綱要》）出台後，社會上下對此議論紛紛。可是，無論《綱要》象徵「被規劃」，或如特首所稱是港府有份主導也好，區域經濟整合乃後全球化年代，應對競爭日趨激烈的戰略需要。回歸後歷任政府規劃上因循守舊，本港發展漸見樽頸。在比較優勢縮窄之時，社會更應集中思考如何能藉此契機，解決多年來施政失妥積累而成的社會矛盾，而非像坊間評論般繼續盲目拒絕融合。

近日，坊間有評論以雄安新區與大灣區作比照，指出「（新區）掛牌兩年仍毫無建樹」，並引用學者的意見指「（新區）可能因沒有體制機制上的創新而失敗」。可是，單以短短兩年時間，來評價建設新型經濟體的成效，並以雄安新區比較大灣區的做法是否公允，值得商榷。

大灣區與雄安新區不單是習近平親自謀劃的項目，也屬於國家長期發展規劃，故以兩年眼光判斷功過，實為短視。《綱要》的性質本為指導性文件，在中央政府制定宏觀戰略定位和目標後，也要待地方政府提出相應對策。正如《綱要》提出的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生活圈等目標時，各城亦須時協商打破制度壁壘，不宜妄下判斷。

再者，文章又抱有一種守舊且高傲的視野，認為「《綱要》的主要是目的是把港澳融入珠三角，接受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的規劃和指揮，讓香港龐大的財政盈餘和外匯儲備可化整為零流入聯合創新基金⋯⋯讓香港成為引進美歐先進科技的白手套」。此等論調，不僅無視了特首在大灣區規劃過程的角色，也反映部分港人夜郎自大。當然，對比大灣區各城，本港在金融、航運、專業服務等領域，仍有一些比較優勢和國際聲譽，但這又是否等同本港能在未來數十載將會長治久安？當然不是。

一如《綱要》指出，本港產業高度單一化，加上歷任政府又欠長遠的產業政策，皆使本港長遠發展出現暗湧。例如在金融服務上，本港不僅正面對深圳和上海從後追趕，更有新加坡這位國際勁敵。若不及早變革，續活在舊日餘輝、因循守舊，可預示未來數十年香港對內地、以及全球的重要性將大不如前。現實上，兩地融合實為無可避免，輿論對《綱要》若有任何疑問，理應直接提出，甚或可提出政策倡議，而非為排拒而排拒，撒播恐懼。

上述一例，不只反映出部分港人對大灣區消極、看淡，也是一種「逢中必反」、立場先行的取態，沒有理性地討論本港的長遠發展，以港人的福祉為依歸。平情而論，2003年中央推出CEPA和「自由行」後，兩地居民生活上的交雜增多，但普羅大眾只體會到民生的影響，政策的果實幾乎由商界獨佔，再加上港府無法將做好資源再分配的己任。在種種因素交雜，激化起中港矛盾，自然也會孕育出對兩地融合的排拒心理。

因此，不論《綱要》是「被規劃」還是「意見接納」，社會上下實在需要正視本港發展停滯的現實，並按着一國兩制的大原則，積極融合國家發展大局。更重要的是，大灣區不但是國家發展的戰略所需，同是本港突破發展樽頸、解決深層次矛盾的機會，讓兩地共利。若港府可切實地藉此推動經濟轉型，讓民眾共同分享到融合的好處，相信上述逃避現實、拒絕融合、不思進取的聲音亦自可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