惹哭黃婆婆的 不只是羅致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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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4月2日)立法會的公聽會上,一名67歲的執紙皮黃婆婆向勞福局局長羅致光申訴近年「搵咗十份工無一份有人請」,被羅氏一句「可以搵勞工處協助就業」惹哭。

平心而論,黃婆婆是退休基層公務員,有公屋住,每月也有3,000元退休金,狀況已不算太差,但以香港近年的物價通脹情況來說,自然還是捉襟見肘,入不敷出。我們不清楚黃婆婆為何不申請長生津,可能是因為她想保留一筆現金,以備醫療和生活需要(現時高額長生津的資產限額是15萬港元);也可能是因為黃婆婆深刻認同政府所宣揚的「自力更生」價值,只想靠雙手,不靠特首。

無論黃婆婆屬於上述哪一種情況,都是合理而值得尊重的選擇。但黃婆婆為甚麼哭?哭,是因為劬勞半生,但政府卻不願意保障他們一個過得有尊嚴而舒適的晚年生活;哭,是因為她已經非常努力,已經順應政府「自力更生」和「促進年長人士就業」的口號,即使年屆67歲仍嘗試謀職,但當面對市場問題,羅氏的回答卻揭示出原來政府的配套措施是如此蒼白無力,所謂「自力更生」,其實只不過是「自生自滅」的修辭說法。

拾荒者黃月嫻在會上表示遭受年齡歧視。(立法會網頁截圖)

羅致光可恨 香港政府難道就沒有責任?
 
羅致光作為社會福利學者、民主黨創黨成員,但對基層的態度如此涼薄,自擔任勞福局局長以來,其推出的公共年金、逆按揭和長生津的退休保障組合,不但無助基層長者的退休生活,而在「收緊長者綜援」一事上,更盡顯其刻薄寡恩,對弱勢群體錙銖必較的一面,委實有辱職守。
 
但就算羅致光下台,不代表問題就迎刃而解。「01觀點」曾撰文指出,現任特首林鄭月娥在2015年擔任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主席時,由其親自制訂的《人口政策——策略與措施》文件,就充斥了應對人口老化挑戰時,須嚴控政府開支及規模的思維,恪守「大市場、小政府」的「神主牌」,而其始作俑者正是回歸後首十年(1997年7月至2007年6月),包括董建華、曾蔭權、梁錦松和唐英年等一眾主事高官挾經濟危機和財赤全面推動的「禍港」施政綱領。
 
舉例來說,前特首曾蔭權在一篇宣揚其「大市場、小政府」教義的文章當中,竟洋洋自得地將「地鐵及領匯上市」引為政績,並視之為香港經濟發展和轉型的重要里程碑。在今天讀來,着實令人啼笑皆非。

香港市民應革新思維 全面批判社會深層次矛盾
 
羅致光再有本事,也無法製造所有問題。當我們今天一再對羅致光口誅筆伐的時候,更應該想想,究竟是怎樣的學界和政界環境,將羅致光推到現時勞福局局長這個位置?有傳羅致光與林鄭識於微時,政策見解相近,究竟港府執政官員是在抱持甚麼目光來看待香港面對的問題?羅氏曾經所屬的政黨——民主黨——多偏執於在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上答是非題,但長期忽略了直面埋藏在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是否也難辭其咎?
 
建制派更是如此。自去年陳凱欣擊敗李卓人,於九龍西立法會補選獲勝,民主派的影響力日益式微,建制派、政府可謂坐擁大權,全面執政,今後香港政府再不能如董、曾、梁般諉過於人,「反對派」幾乎沒有任何阻緩政策通過的能力。如果官員不改變政治理念上的偏差、執行上的無能,終有一天,建制派的支持者難免倒戈相向。
 
甚麼是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簡言之,就是香港人回歸前幾十年辛勤積累的經濟基礎其實無法支撐起資源分配嚴重扭曲的社會經濟結構,不論是港英時期或者回歸後,香港都身處一個政治社會經濟受制於以商界和公務員共治的環境,但回歸後由於大多數人將焦點集中於防禦來自大陸的「專政文化」,官商共治不但沒有被批判,甚至進一步得到了鞏固。全體市民每年繳納的稅款,只豢養了一群不願意承擔責任的官商利益共同體,他們懶於改變扭曲了的資源分配格局,社會上大多數人體驗不到收入的上升,經濟增長成果只會落入小部分人的口袋,這就是香港社會貧富差距持續惡化的深層次原因。

香港人,你又需要一份怎樣的《財政預算案》?(資料圖片)

我們不得不追問,政府明明有能力興建動輒以千億、萬億元計算的大型基建,卻為何無法推動全民退保?為何直到2019年的今天,港府還要65歲的長者苦苦守候多五年,直到70歲才收到「生果金」的微薄「敬意」?為何高額長生津的資產限額要設定在15萬元這個苛刻的標準?為何每年《財政預算案》都了無新意,只懂得按照社會既定的貧富結構退稅退差餉,迴避了政府本應作為「資源分配者」的責任?為何羅致光的「退休保障組合」——強積金、年金、逆按揭和長生津——要幫助已經擁有一定資產的長者夯實其退休生活護城河,卻要以削弱基層長者作為代價?
 
以上許許多多的問題,都指向一個事實,就是香港政府不單止將未來人口老齡化視為「海嘯」,實際上更是將承擔港人生活保障視為避之唯恐不及的「海嘯」。黃婆婆傷自身遭遇,感官員涼薄,在立法會上悲慟痛哭,喚醒的不應該只是港人對羅致光本人的痛恨,更應該要了解到港府存在着千千萬萬的「羅致光們」,他們不會因羅氏本人的在位與否而有所改變。香港若要有徹底和真正的改變,必須要擴寬社會運動的想像,直面民主選舉之外的社會經濟結構,全面批判許多在香港日常生活中已經習以為常的價值——「大市場、小政府」、「自由經濟」、「簡單低稅制」、「自力更生」和「獅子山精神」——唯是,香港方有真正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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