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義成外交主軸 世界就能長治久安?

撰文:評論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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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中,法國作為本屆七國集團(G-7)的輪任主席國,主辦了一系列促進性別平等和婦女權利的會議,與會者不單有部長級官員,更有著名女權影星愛瑪屈臣(Emma Watson)。會後,法國承諾將會努力推動全球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Feminist Foreign Policy,下稱女性外交),是繼瑞典和加拿大後,第三個國家以「女性主義」來命名官方政策的主軸。
乍聽起來,女性外交看似高瞻遠矚,惟意指甚麼?具體來說,提升女性在外交的參與度和影響力,又是否會打破數千年來由男性主導的政治、權力遊戲,減少國際間的衝突呢?

2014年,瑞典外交部長瓦爾斯特倫(Margot Wallstrom)首次提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Feminist Foreign Policy)。(VCG/資料圖片)

女性較男性「和平」不是玩笑

儘管女性主義早非新鮮之事,但將其應用於外交政策上,倒是既新潮、也模糊的概念。目前,全球有三個國家——瑞典、加拿大和法國的外交政策在名義或實踐上,被視為女性主義。儘管三國的女性外交,都是立足於2000年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第1325號決議》,但相比之下,瑞典的提案最為全面。2014年,現任瑞典外交部長瓦爾斯特倫(Margot Wallstrom)首次提出女性外交時,其目標是要「反對一個制度性且普遍的問題,就是女性處於從屬地位」(standing against the systematic and global subordination of women),而該國的女性外交框架,不只是社會議題的性別平權,更包括了國際政經的援助計劃、貿易、國防和外交。

雖然,瓦爾斯特倫認為性別平等不僅是權利,也是實現其他目標,如消除恐怖主義,經濟增長的最有效手段,但實證上又否如是呢?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2015年研究指出,經濟上,如果全球能夠縮小勞動市場的性別差異,使婦女與男性有着相同勞動參與率、同樣的工作時數,以及同等的勞工待遇,到2025年或會為全球GDP帶來額外的28萬億美元收益。而將同樣的方法論套用瑞典,則可換來額外19%的經濟增長率。從經濟角度觀之,女性主義為本的政策優點,不難明白。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亦自稱是女性主義者。(路透社)

那麼,提升女性在政治上的參與度,又能否減低衝突爆發的可能性?近年,有愈來愈多的研究開始關注婦女團體在政治進程的角色:例如,有研究指出,雖然婦女團體一般都被排除於商討停戰協議的初期階段,但從菲律賓政府和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BIAF),以及哥倫比亞政府與革命武裝力量(FARC)的談判經驗反映,婦女團體的參與不僅可提升政治共識的代表性,更能使協議持續較長的時間。

另外,聯合國亦對冷戰以降的40場衡突作出研究,留意到多次和平進程中,婦女都是較易被動員起來,且願意為停火協議向當局施壓;另外,在協議落實前,婦女團體都傾向迫使各方留在談判桌上。更有趣的是,在這40個案例中,完全沒有婦女團體動員起來支持衝突。這不禁讓人猜想,若在平行時空上,也門和敘利亞內戰的談判桌上全是婦女,兩國今天都可能已着手於戰後重建了。

哥倫比亞政府與革命武裝力量(FARC)的談判經驗反映,婦女團體的參與不僅可提升政治共識的代表性,更能使協議持續較長的時間。 (路透社)

女性外交應有其原則 

一如現實主義所強調的國家利益,女性主義亦應有其行事原則,才可成為國家行為的規範和標准。如國際婦女研究中心(ICRW)對瑞典、加拿大和法國的分析,女性外交的中心思想可定義為「與其他國家的互動中,以性別平等作優先考慮,並須調配大量資源,賦予婦女和其他被邊緣群體基本人權,以破壞父權制和男性主導的權力結構⋯⋯」。不過,聽起來崇高的願景,現實上總會發覺到箇中的落差。

女性主義應有其行事原則,才可成為國家行為的規範和標准。(Getty Images)

儘管瑞典一直堅持安理會的重要辯論要有婦女參與,以確保性別平等,惟「卡舒吉事件」卻成了該國女性外交的污點。當異見記者卡舒吉被沙特當局殺害和肢解後,斯德哥爾摩卻一反預期,不願放棄價值113億瑞典克朗(約11.7億美元)的合約,拒絕與挪威、芬蘭、德國、丹麥一同暫停出售武器給沙特。同樣地,加拿大在提倡女性外交的態度,其實亦跟瑞典相差無己。去年加拿大外交部公開敦促沙特釋放女權人士所觸發的外交風波,表面上外相方慧蘭(Chrystia Freeland)在局勢升級後,口頭上仍能保持強硬的立場,以及對女性外交的堅持,但如同瑞典一樣,加拿大到現在也沒有明言要中止與沙特的武器交易(價值150億美元)。

21年紀沙特的女性地位,充其量僅比上世紀建國時略有改善,其男性監護制更是把女性視作財產,基本上任何踏出家門的活動(近年當局已允許女性到體育館觀賽和單獨駕駛),都要父親、兄長、丈夫,或兒子首肯,絕非女性外交可無視之物。再者,瑞典所提供的武器,更大有機會被用在也門的戰場上,令婦女在無謂的內戰衝突中受傷害。既然女性主義為兩國的政策理念,其外交政策亦不應容下這種道德偽善之舉。

社交網絡廣泛流傳「沙特女性想廢除男性監護制度」及「我是自己的監護人」(#IAmMyOwnGuardian)等標籤,爭取女性獲得公平對待。(網上圖片)

如上文所述,女性外交強調的「賦予婦女和其他被邊緣群體基本人權」,本該就不應服從於現實政治的功利計算。須知,人權保障的先決條件是一國的國籍,而無國籍人士說穿了就是失去國家法律保障的邊緣群體。如本年初,沙特少女奎農(Rahaf Mohammed al-Qunun)因受虐及該國男性監護制,冒險逃離家園獲加拿大提供庇護一事,她甘願踏上單程路的原因,正是沙特對她擁有的基本人權無視和壓迫。因此,若要落實女性外交,則必須捍衛和保障「人類擁有權利的基本權利」,突破現實政治的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