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制無能 為什麼甘作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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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修訂《逃犯條例》引起的風風雨雨,使香港政治人物參政議政水平之低下盡露人前:泛民主派昧於意識形態,卻無法再靠空洞政治口號打動人心,在社會衝突中淪為陪襯品:建制派更顯得進退失據,參與決策者盲目為政府背書,一眾代議士則嚴重誤判民意,成為霸道政府的「共犯」。

諸如民建聯等建制勢力,長年積極在地區耕耘,理應對民生困頓了然於胸,對日積月累的深層次社會結構問題有所認識;再加上坐擁政府管治聯盟這一優勢,它們本可善用自身的政治及社會資源,主動出謀獻策,促成政府大刀闊斧推動社會改革。然而一路以來,各建制黨派卻未有克盡己任,而是甘當政治附庸,困於既得利益結構之中,背棄社會大眾所託。直白地說,「一國兩制」遲遲未能在香港紮穩根基,這些缺乏腰骨的建制派難辭其咎。

若說泛民主派在反修例運動中淪為跑龍套,建制派則可謂風波裏的政治小丑。他們本是管治聯盟的重要板塊之一,不僅獲政府招攬入行政會議作施政決策,亦是中央賴以了解香港問題,了解社會民情的耳目。他們享有龐大的政治及社會資源,影響力毋容置疑,又在區議會與立法會佔據多數議席,理論上亦比政府更理解市民的心態、同時也肩負為選民監察政府施政的重任。

然而觀乎近月事態發展,建制派明顯有負為政府審時度勢的重託。他們從啟動修例之初便赤裸展現只求為自身謀求政治資本或守護自身所屬群體利益的行徑漠視社會整體訴求。當政府無視民間焦慮及各種理性改良建議,用粗暴傲慢態度硬闖,使得一件原本意在完善跨境司法公義的好事變成激發民怨的劣績時,他們依舊盲目為政府護航。

6月9日第一次數十萬人計的大規模遊行之前,民怨雖未全面爆發,但對政府蠻橫作風的不滿情緒已不斷累積。可是,一眾建制黨派竟然未能洞察、甚至主動無視反對聲音,大大小小的民意代表嚴重失職。正因如此,愚蠢的政府高官才會有恃無恐、肆無忌憚地粗暴修例。可笑的是,建制派亦非單純的扯線木偶,尤其是在議會擁有議席的黨派,他們同時顧慮選民觀感,一旦風頭不對,他們未必甘與政府共渡患難,甚至可能在關鍵時刻「出賣」對方。當政府後知後覺宣布暫緩修例工作後,作為施政盟友的建制派便沒有選擇風雨同路,而是紛紛割席,不少建制中人頓時與政府顯得貌合神離,在市民眼中如同演繹了一場惹笑非常的鬧劇。

建制派議員嚴厲譴責示威者違法的暴力行為,嚴重地干擾市民正常生活和破壞社會秩序。(資料圖片/李澤彤攝)

平情而論,建制派其中不少人確實真心實意想服務社會,可是他們身處龐大的既得利益結構,缺乏勇氣與決心擺脫桎梏,結果是獨立思想與判斷不斷消殆,自我矮化為政治過程中的橡皮圖章。在既定的政治結構裏,他們毋須時刻直視民眾,要理解年輕人的躁動、訴求,本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當他們抱持菁英心態,自視過高地以狹隘視野指點天下,更往往適得其反,為民怨煽風點火。

近期一波波的示威衝突中,他們便多次妄下判斷,甚至醜化、曲解大部分和平示威者的行動,對其背後訴求置若罔聞。結果只會加深他們與示威者的敵對。尤有甚者,他們甚至未有認真了解運動參與模式便胡亂作出政治判斷,大放厥辭指控示威者受外國勢力「操控」。此舉既說明不了問題,更無謂地激化衝突,陷絕大部分和平示威者於不義,會誤導政府錯判形勢,對社會整體有害而無利。

建制派的無能為力,還與他們身處的政治環境有密切聯繫。除了配合政府施政,他們還要與中聯辦打交道,正是在這個層面上,他們的「政治附庸」角色更為明顯,而當後者長年錯誤認識和定義香港問題,錯誤研判民情,建制派只能無奈地成為陪葬品。中聯辦無疑要為這種錯誤定位承擔最大責任,但建制派自身也需要有足夠政治智慧,正確認識「一國兩制」及主動促進其積極實踐,幫助中聯辦彌補官員離地的不足。

作為可在中央與香港之間發揮橋樑角色的政治力量,建制派是否擺正心態與位置,是否發揮應有的角色、挺直腰骨,都影響着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隨着中央着手扭轉一些官員長期以來對「一國兩制」的僵化認識,放棄過往消極區隔的主調,改為重視積極融合,建制派面對着更大的挑戰。

葉劉淑儀表示,現在的抗爭活動帶有「顏色革命」的特徵,要考慮採用採用刑事、民事等多種法律手段,儘快平息各種暴力違法行為。(資料圖片)

新界西立法會議員何君堯被指在街上與多名白衣人握手,對讚對方是英雄。(資料圖片)

建制派若一味充當附庸,自然是沒有出息,更愧對其在香港社會中應該承擔的重大責任。反修例風波恐怕已讓他們提心吊膽,盤算着如何減少代價。示威人士鼓吹「血債票償」,欲於未來連場選舉中「踢走」建制派,年底區議會選舉的選民登記人數創新高,印證有關說法並非流於空中樓閣。懂得害怕其實也是件好事。如果建制派能夠全身心擺脫原來的桎梏,挺起腰桿要求政府推動全面而深刻的社會改革,打破既得利益結構、刀刃向內,構建真正重視公平正義的和諧社會,對其自身與香港社會整體而言,都可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近日,兩位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與葉劉淑儀分別為如何使香港社會走出當前困局提出解方,前者主張效法南非成立「真相和解委員會」,後者建議借鑑法國處理「黃背心運動」的做法。兩位此前因被指「盲撐」政府推動修例而飽受非議,就連建制陣營內部也有聲音要求他們辭任行會之職。《香港01》亦直言不諱地批評過他們失職,同時也認為香港與法國,乃至南非當年設立真相和解委員會的處境並不相同,難以簡單照搬它們的經驗,但我們也樂見兩人想方設法為社會排憂解難。

只是,我們要再提醒,表面的傷痕或許容易撫平,但要真正根治由於經濟結構長期扭曲而造成的沉痾,香港需要的是一劑重藥,在房屋供應、青年發展空間、勞工保障等各個環節消除頑瘤。這些都應該是建制政黨應該隨手撿來的政策倡議,就看他們是否真正痛定思痛,徹底「站起來」,而不是繼續做既得利益群體的打手和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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