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疆大吏破格掌中聯辦 駱惠寧「聯絡」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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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伊始,一個中央駐港最高層級官員的調動引發政界熱議:中聯辦主任王志民遭免職,由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曾任青海、山西省委書記的駱惠寧接任。這則新聞之所以受到輿論關注,一來在於駱惠寧已屆65歲退休之齡,卻在出任人大「閒職」後突然獲委以重任;二來在於他毫無港澳經驗;三來他開創了「封疆大吏」執掌中聯辦的先河。上述幾點都證明這項任命極不尋常,不能以簡單的人事調整來理解。駱惠寧的地方主政資歷與經濟學博士頭銜固然吸睛,他這次來香港卻不是出任「香港市委書記」,而是「聯繫」及「促進」陸港之間的交流,因此,對其任命更應放在梳理「一國兩制」這個大政治框架去看,從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堅持與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裏尋找答案。

對香港而言,中聯辦是中央權力「在地化」的象徵,是中央在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的關鍵部門。根據國務院所賦予的職能,中聯辦既負責聯繫中央駐港機構與駐港部隊,更要聯繫香港社會各界人士,增進內地與香港之間的交往,反映港人對內地的意見。簡單理解,中聯辦肩負「統戰」責任,需要成為紓解陸港矛盾的橋樑,維護「一國兩制」良性運作。可惜的是,中聯辦近年經常被指越俎代庖,高調介入本地事務「拉幫結派」,成為香港社會撕裂的幫兇。

中聯辦的走樣變形

在這種情況下,中聯辦形象欠佳,「西環治港」甚至成為「一國兩制」走樣變形的代名詞。同樣嚴重的是,中聯辦與香港社會嚴重脫節,無法掌握民情。持續半年的反修例運動之所以爆發,特區政府固然有責任,中聯辦也難辭其咎──倘若它不是一味向建制派、商界「箍票」,而是盡力了解大多數市民對修例的憂慮,疏導民怨,局勢未必像今天這麼惡劣。

以往中聯辦主任多由原本已在港澳體系工作的人擔任,駱惠寧缺乏相關經驗,似乎是弱點,但只要處理得宜,弱點也可以轉化為強項。張曉明、王志民長期在港澳系統任職,不見得有能耐讀懂香港這本難讀的書,否則怎會引發「佔中」、反修例運動?相比之下,駱惠寧完全是港澳系統的「局外人」,不受原有框框和利益結構限制,加上其出身地方大員,政治經驗豐富,熟習社會民生議題,這種背景說不定可以讓他擺脫包袱,較好地發揮「聯絡」本地不同社會力量的作用。

駱惠寧出掌中聯辦的消息一出,各界紛紛猜測中央的動機。駱惠寧是經濟學博士,有觀點認為他來港旨在協助港府推動經濟民生改革;另有觀點指出他曾整頓山西官場,來港是要收拾反修例風波的爛攤子。這些觀點並非毫無理據,卻忽略了不容忽視、甚至更加重要的角度。

駱惠寧的登場戲

駱惠寧的「任務」可從他履新後首次記者會看到端倪。在對港人的「開場白」裏,他指出:「對香港來說,『一國兩制』是最大優勢,我將繼續帶領中聯辦的全體同事,忠實地履行職責。相信在林鄭特首、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下,一定能確保憲法、《基本法》在香港全面貫徹實施;一定能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一定能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對此我充滿信心。」

這番簡短言論既重申了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亦指出香港社會上下是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關鍵,同時還呼應中央在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言明的「一國兩制」原則底線及要求,即「健全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特別行政區行使全面管治權的制度」。

甚麼是「一國兩制」?

提及「全面管治權」,必然涉及它與「高度自治權」之間的張力。中央當年提出「一國兩制」構想和起草《基本法》時,沒有說明中港關係當中許多不清晰之處,導致「一國兩制」應該如何實踐,言人人殊。在這種情況下,當中央在2014年發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指出它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時,許多市民心理上接受不了,批評中央肆意踐踏「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在去年10月底的四中全會上,中央提出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與高度自治方針,一方面強調「一國兩制」是港澳兩地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而它作為一項制度創新,需要在實踐中不斷完善;一方面指出「兩制」從屬和派生於「一國」,必須「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憲制秩序」,具體體現是維護中央在香港行使「全面管治權」。港澳辦主任張曉明隨後就此作出明確解讀,詳列屬於中央的十項權力。

香港社會應看到,要讓香港持續享有「兩制」優勢,關鍵是堅持「一國」原則。這是必須正視的政治現實,中央的原則底線從取締「香港民族黨」、立法會議員宣誓風波等事件中清晰展現。惟必須強調,中央重視「全面管治權」,並不意味着「高度自治權」的喪失。如果香港沒有「高度自治權」,為甚麼基於人大「八三一」決定制訂的政改方案當年會被香港立法會否決?如果香港沒有「高度自治權」,為什麼中央一直未強硬介入處理反修例風波?

在反修例運動加劇中港矛盾、「一國兩制」前景受到部分人質疑的背景下,有關「全面管治權」和「高度自治權」的爭議難在頃刻間平息。如今中央派駱惠寧出掌中聯辦,反映中央意識到「一國兩制」在香港遭遇逆風,不能靠技術型官僚解困。改用駱惠寧這樣的政治型幹部,也許正是希望這類政治人才發揮「聯絡」作用,把中央治港政策說明白,同時也更準確地理解香港社會問題,從而協助特區政府有效施政。駱惠寧曾成功重建山西政治生態,正如其所言,來香港工作對他而言確是「新使命,新挑戰」,他能否幫助香港重回正軌,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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