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山火教訓慘痛 不能為反環保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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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9月,澳洲新南威爾斯州山林大火已燃燒近四個月,且尚未受控。這場舉世矚目的怪獸級災難至今已焚燒超過千萬公頃土地,即超過100個香港的面積,其火頭面積尚有近6,000公頃。大火失控更對生態有滅絕性破壞力。除了有25人遇難外,更燒死近5億動物,包括近25,000隻瀕危的樹熊。另一方面,大火排放大量廢物和溫室氣體,量度空氣懸浮粒子數量的PM2.5更由原來的25一舉突破千位數;溫度亦隨之急升,首都坎培拉今年年初曾錄得攝氏44度高溫。

澳洲山火自去年9月開始持續至今。(AFP)

為了從這次滅絕性災難中吸收經驗,不少人開始探討其山林大火失控背後的成因。與地震等天災所不同,很多氣候學家指出山林大火並非一場單純天災。雖然火災的直接成因可能由落雷等自然因素造成,但不少環保專家都指出,過去人類不重視環保,引發溫室效應,引致全球氣溫過去數十年不斷升高,才是澳洲大火的背後成因。夏季長期高溫加上乾燥,令大量植被如「乾柴」一樣,一碰上火災便一發不可收拾。從某種意義上講,澳洲大火也是一種「人禍」。

澳洲山火持續至今仍未撲熄。(Reuters)

除了這類環保見解之外,有不少人提出質疑。例如在山林大火同樣頻繁的美國,就有不少人提出定期適量地伐去森林中部分樹木,做好良好的「森林管理」,可有效減少植被密度,令一旦起火時火災更易受控。這些講法針對環保分子強調保護樹林的做法,認為他們提倡完全禁止伐林以保護森林的做法過度「原教旨」,更可能比起適當伐林更易起大火災。

澳洲不少樹熊在大火中燒死或受傷,圖為消防員為一隻樹熊餵水(美聯社)

綠黨躺着中箭?

很自然地,這種講法在這次澳洲森林大火中又再甚囂塵上。去年11月,澳洲保守派專欄作家Miranda Devine在《每日電訊報》發表署名文章〈綠黨而非氣候改變該為大火負責〉,指責以環保為中心理念的綠黨推廣的政策禁止適當伐林作「森林管理」,才是致使今次澳洲大火失控的原因。不過這種講法卻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不禁令人其背後是為政治和經濟作「文宣戰」轉移觀眾視線。

就政策角度而言,澳洲綠黨在議會內只是小眾,澳洲眾議院151席中僅佔1席,他們的政治影響力極有限。很多保護森林的法律都與綠黨無關,將問題歸咎於綠黨根本只是推諉他人。更重要的是,正如之前所言這並非獨例,更反映了一種流行於西方的「反環保」理論。這些理論往往提出一些看似專業,但卻似是而非的理據。這些理論大量在媒體、網絡上流傳,吸引了不少「信眾」。

大量樹熊家園被毀,有不少被活活燒死。(Getty Image)

環境論述需實證數據

以良好「森林管理」可以預防大火為例,近年亦在美國甚為普遍,不過專業的學術研究卻說明這講法的錯誤。例如學術期刊《Ecosphere》於2016年10月便刊出了一篇名為〈強化森林保護是否與美國西部火災更嚴重火災常發森林有關?〉的文章,以科學的觀察數據指出實際情況與「反環保」理論剛好相反——所謂的森林管理不單不能減低,更可能增加火災嚴重性。當然,美國西部的情況與澳洲可能不盡相同,但研究至少客觀指出問題所在,「反環保」理論卻又經不起同樣的科學檢查。

無獨有偶,除了「森林管理預防森林大火」外,坊間尚流傳一些如「溫室氣體與全球氣溫升高無關」之類的「反環保」理論。客觀而論,一部分人不斷利用傳媒傳播一些似是而非的「反環保」理論,似乎是為先進國家的環保責任、為國家或財團合理化其不環保的產業政策。除了「反環保」理論,尚有不少資訊刻意營做一些該落後國家破壞環境的印象,為先進國家的「不環保」開脫。就如去年2月,美國太空總署(NASA)發表了文章「中國與印度的人類活動主宰了地球綠化」,內容一反「常識」,指出通過衛星監察,2019年地球的表面植被比20年前多出5%,更為「綠化」,而中國與印度則貢獻了近3份1的增長,但部分地區如澳洲、加拿大更有植被減少的情況。當然,綠色植被增長只是環保的一角,但無疑中國或印度大規模重新植林對環保必然有其正面意義,亦與大部分人心中的「印象」相距甚遠。

過去20年,中國與印度增加的植被面積佔地球3份1。(圖片來源:NASA網站)

澳洲的森林大火再次向人類響起了危機的鐘聲。環保是全人類的共同責任,氣候變化所造成的災難其實是人類的「共業」。在氣氛變化影響愈發嚴重的同時,所以人都更應該正視環保問題,而非道聽途說。更重要的是,各國政府,尤其是大國更應負起更大責任推廣環保,而非選擇性向經濟發展傾斜。美國總統特朗普為了經濟發展而退出巴黎氣氛協定,便是一個重要的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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