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或猜忌——國安法之後的「二次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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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立法在香港已經持續爭論了十七年,依然無法完成,加上香港近年社會騷亂、「自決」與「港獨」意識抬頭,中央決定主動立法,據聞人大常委將於本月底完成審議,港區國安法會在通過之後即時生效。這次中央立法與2003年香港《基本法》23條立法的內容有重大差異。國安法的實施由香港司法體系負責,特首是香港國家安全機制的主要責任人,這樣的安排釋除了大多數港人的疑慮,但中央立法包括在香港設置「國安公署」,委派「國安顧問」,小部分案件因「特殊情形」將轉由內地國安人員處理,如此架構亦會讓港人再次感到憂慮。

稍微年長的香港人都熟悉「憂慮」這個詞,因為在香港回歸過程中,它不斷重複出現。從八十年代初中英談判開始,憂慮的感受此起彼伏,早期甚至因為憂慮而發生港元貶值、資金外流、樓價暴跌,超市搶購等情況;六四事件讓憂慮再次冒起,接近九七回歸的時候又重新出現。回歸之後,對於一部分人,憂慮從來沒有減少,每一次發生不論大小的政治爭議,憂慮都會成為輿論慣常用語。2003年因為國家安全立法,「憂慮」又一次成為市民的口頭禪,政客當然利用機會,繼續強化憂慮,目的是要鞏固自己與市民之間的聯繫,佔據話語權,這是選舉政治的方便手段。自此以後,憂慮成為香港政治的最常用武器,它一方面激化市民與中央之間的猜忌與偏見,另一方面通過不信任固化憂慮,讓「反對政治」逐步成為香港政治的主流形式。

國安法的實施由香港司法體系負責,特首為香港國家安全機制的主要責任人。(鄭子峰攝)

抗拒信任只會固化偏見

香港與中央政府長時期發生的衝突都源於兩地之間猜忌、偏見以及不信任關係,結果就是去年的反修例騷亂和最近的人大國安立法。一些曾經反對23條立法的政治人物最近轉換立場,認為香港自行立法未必不好,但它已經無法改變中央為港立法的決心。就算香港盡快自行立法,履行憲制責任,中央亦不會在香港完成立法之後,撤回或調整這一次的港區國安法。理由很簡單,如果香港人一直對內地缺乏信任,中央亦會失去對香港的政治信任。中央當然應該盡量瞭解香港的民情,但香港社會也應該徹底檢討自己的猜忌與偏見,認真反思央港互信的必要性以及「一國兩制」的現實與真正意義,理清國家安全與「一國兩制」的關係、香港人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國家安全責任,以及檢視自己是否真的堅持和深信「一國兩制」。我堅信,與中央政府進行政治對抗絕非香港人的原意,許多參與反修例示威的人只是要表達對香港政府的怨氣和怒氣。民粹政客以為可以借題發揮,扭曲「逃犯條例」為「送中條例」,甚至不惜鋌而走險,鼓勵社會破壞、激發騷亂,鼓吹外國政府制裁中國,變相走上「叛亂」的道路,但這是香港人希望參與的政治嗎?

大多數人的政治認識是淺薄的,未必看得見政客如何因為私利刻意扭曲怨氣和怒氣的源頭和性質,誘使普羅市民將矛頭指向中央政府,鞏固已有的猜忌與偏見,更直接介入中美主權之間的政治鬥爭,甚至意圖改變香港與中央關係的性質,走上與「一國兩制」背道而馳的政治道路,結果是踐踏了「一國」的紅線。然而, 任人利用的代價沉重,當中央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行使「全面管治權」,市民面對泰山壓頂,卻也只能無奈地有種被迫陪葬的感覺。香港人必須反思究竟是要在穩定的社會裏安居樂業,還是要追求獨立建國的海市蜃樓?究竟是要維護「一國兩制」,還是沉溺於「一國一制」的憂慮,甚至幻想只有香港的「這一國、這一制」?究竟是要維護國家安全,還是要成為國家安全的缺口?

國家安全顯然是以一個國家為主體,英國的國家安全絕不會以美國的利益為依歸,法國的國家安全同樣不考慮德國人對安全的要求。香港沒有自身的國家安全議題,就好像紐約或東京不會自己討論國家安全,因為都不是國家。在香港維護國家安全,是以中國的國家身份為主體,根據中國的國家安全要求,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參與建設國家安全體系,承擔責任與扮演角色。部份人以為「一國兩制」就是指香港與中央政府在國防與外交之外沒有聯繫,這是錯誤的。相反,因為「一國兩制」中的「一國」根本原則,香港必須直接參與國家安全的工作;作為「兩制」的一部份,香港在推進國家安全工作過程中,或許會出現形式或程序上與內地城市的差異,但本質上依然是國家安全整體考慮的一部份。任何因為「兩制」而要將中港關係斷裂或分割的想像和行為都毫無意義。部份政治人物希望通過混淆國家安全與民主自由的關係,激化社會上一般人對國家安全的誤解,挑撥離間香港與中央的關係。這種舉動無法成功,只可能讓香港人產生更大憂慮,製造社會不安。香港必須自己建立國家安全與「一國兩制」究竟是什麼關係的基礎認識,才可能避免受到外部的煽惑與消極影響。

香港人必須反思究竟是要維護「一國兩制」,還是沉溺於「一國一制」的憂慮,甚至幻想只有香港的「這一國、這一制」?(中新社)

向政治投機說不

現在的香港確實讓不少人生活不安穩,夢想難以實現,但對生活沮喪就應該在政治上投機嗎?顯然不是,更何況這是以卵擊石。解決問題的方法既應該是在事業上拼搏,爭取實現夢想,也應該是推動政府改革經濟民生的施政,讓香港真正成為香港人安身立命之所在。國家安全與個人生活從來不是二中選一,只有政治投機者才會借機會顛倒是非、渾水摸魚。中央對國家安全強勢立法,只是回應政治投機者挑釁的一部分,撥亂反正的措施也許陸續有來,包括修改《基本法》。大家應該想想,如果對危害國家安全和香港利益的根本問題視而不見,袖手旁觀,甚至在旁呐喊助威,以為自己沒有直接參與就不需要承擔責任,這種曖昧和投機的態度算是聰明嗎?大家更應該認真思考如何選擇,是要積極建設繁榮穩定的香港,還是走上與國家分道揚鑣,波濤洶湧的險路?香港是要做中國對外開放的領航者,作為與國家共榮辱的特別行政區,還是要與國家割裂,為一小部分投機政客的癡心妄想賠上家庭與事業?

過去十多年香港政治究竟發生什麼變化,讓「港獨」和激進政治成為年輕人的主要政治訴求,迫使中央即時立法,而且要杜絕惡毒的政治主張,讓它們從香港人的意識中,特別是從年輕人的意識中徹底消失?年輕人正處於思想和判斷能力的發展階段,不具備成熟的法律承擔能力,法律甚至要求為未成年人委任監護人,這是成長過程中的正常軌跡,而不是年齡歧視。年輕人是香港大家庭的年輕人,如果作為成年人的我們對他們的變化不聞不問,甚至蓄意誤導他們,就是犯下十惡不赦的錯誤。反過來,如果只是用粗暴手法高壓對待,同樣無法根本解決問題。香港社會必須建立共識,齊心協力為年輕人創造環境,讓他們擺脫政治魔咒,積極認識香港的政治定位與「一國兩制」的重要作用,重新建立對國家與香港關係的認識,認真建立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只有這樣,香港才能積極發展「一國兩制」,香港人才能成為傲立於中國和國際的群體。

過去十多年香港政治發生什麼變化,讓「港獨」和激進政治成為年輕人的主要政治訴求,迫使中央即時立法?(美聯社)

起點是三大基本認識

香港應該以重新認識「一國兩制」來啟動「二次回歸」,這是香港應該探討的唯一出路,而它必須對今天香港情況的來龍去脈有基本認識。我認為這種基本認識主要圍繞三個方面。

首先,《香港01》從創立開始就強調「公平正義」是任何現代社會必須堅守的底線,它既可以為市民提供幸福生活,亦是推翻繁榮假像的政治槓桿。香港表面上是現代社會,用國際間任何衡量財富的標準來看都是富裕的,但卻避免不了長時期陷入矛盾和動盪,原因正是社會不存在現實作用的「公平正義」。美國的民主自由為什麼解決不了種族歧視?同樣是因為它的制度完全不重視「公平正義」。兩者的共通點是:現代與財富在缺乏「公平正義」的前提下,無法保證社會的繁榮與穩定;民主與自由如果不是建立在「公平正義」之上,種族歧視和貧富衝突無法緩解。試問,沒有公平正義的社會能維持其繁榮假像多久?財富如果無法有效分配,社會可能安穩嗎?有效分配是合理分配,不是平均分配,更不是被一些人醜化為蘇聯共產社會的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從來沒有要求大多數人犧牲自己的利益,部分人自私地將自由經濟扭曲為放任經濟,讓大多數人利益被少數人剝奪,這才是真正的奸詐與虛偽。改革分配並不就是共產主義,而是要讓經濟增長真正服務於大多數人,新加坡和德國在這方面都做得不錯。香港人稱得上是世界上最勤奮的就業群體,即使工時長工資低,在狹小空間蝸居,也任勞任怨。當付出長期無法得到合理回報,他們表達怨氣和怒氣又何罪之有?我絕不認同暴力,但控訴社會不公卻是合情合理的,一旦造成混亂,責任必然和完全是政府的。缺乏公平正義是香港社會所有矛盾的根本源頭,已經惡化為挑戰經濟和政治穩定的病毒,如果不全面改革,其他一切對穩定的努力都只是鏡花水月。

其次,香港政治已經徹底進入民粹階段,全面惡質化,形成了「敵對政治」模式,不只是西方流行的執政黨與反對黨之間的政治攻防,甚至挑戰香港隸屬的國家主權。香港一些反對派政治人物竟然無視主權原則,以致發生踐踏「一國」底線的政治投機行為。他們口頭上堅持「一國兩制」,卻將香港政治當作主權政治,無視香港只是「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將「香港人」和「中國人」放在爭議的兩端,結果是當中央政府強勢行使主權,他們只能尷尬迴避。民主自由是大多數現代人所爭取的目標,香港人要爭取當然合情合理,但無論是政治投機還是不切實際的抗爭,都不利於香港的穩定繁榮和發展民主制度。《香港01》主張樹立「香港公民」身份,以突顯「一國兩制」賦予香港人的獨特權利,但「香港公民」必然歸屬於「中國公民」這個大家庭。作為國家「公民」的當家作主是以國家為主體,但作為主權國家裏的城市,就算是「特別行政區」,亦絕不具備同樣意義的政治權力。一些政客故意扭曲,而且毫無邊際地蠱惑年輕人,企圖將香港與內地對立起來,將香港與中美政治捆綁一起,任性地介入主權政治,中央政府豈能坐視不理?香港人如果意識不到這是引火自焚,又用什麼理據去怪責中央直接為香港立國安法?國家安全立法會否約束港人重視的民主自由和人權保障,當然是大家應該關心的。到目前為止,各種跡象顯示中央堅持最大程度上照顧香港人對立法的疑慮,在香港政治形勢如此複雜的背景裏,這種信任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與啟示,只要細膩咀嚼與消化,就能體會中央對「一國兩制」的堅持與信任。

最後,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市民估計不會對世界近年的變化毫無警覺。世界政治被西方統領接近兩百年,中國過去幾十年的逐步崛起正在挑戰原來的權力格局。以往的歷史說明,一旦權力格局發生變化,通常伴隨着戰爭的到來,這一次能否例外,視乎守成大國和崛起大國能否成熟應對。十年前奧巴馬政府宣布「重返亞洲」就是為了圍堵中國,特朗普提出「讓美國再次偉大」同樣是回應中國的崛起。中美近年的貿易戰毫無懸念就是一場圍堵戰役,目前依然進行的科技戰與國家安全鬥爭是圍堵戰役的縱深發展。當兩岸交往觸礁,香港政治動盪,美國積極介入,借機削弱中國復興動力的企圖非常明顯。把香港不穩歸咎於外國勢力主導或許不符合事實,但認為外國勢力沒有在動盪中推波助瀾、趁火打劫,何嘗不是幼稚判斷?中央的國家安全立法既是要防守,也是要預防。作為主權國,中央政府因為反修例騷亂而要為香港的國家安全立法,全面應對來自美國和其他西方敵對政治勢力的威脅,無可厚非,這是任何成熟國家慣常和必要的政治和法律手段。香港應該堅持自己作為國際城市的角色,但如果無視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的權力更迭,對中國崛起以及地緣政治的重構視而不見,在進退失據的情況下只會被邊緣化,由中央直接承擔本應香港自己完成的工作。

「公平正義」是任何現代社會必須堅守的底線,它既可以為市民提供幸福生活,亦是推翻繁榮假像的政治杠杆。(資料圖片/鄭子峰攝)

「一國兩制」依然是解決方案

中國的崛起必然威脅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歷史不止一次預警摩擦將會出現,現實形勢證明衝突無法避免。只要摩擦和衝突不惡化為戰爭,大多數人仍可釋懷。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港人竟然請求其他國家介入中國內部事務,甚至提出制裁自己的國家,這是完全無視自己的政治身份,也徹底抵觸現代國家及公民最基礎的政治道德。這種情況絕對不應容許持續,更不能借用「一國兩制」來拒絕承擔國家安全責任。國與國之間的矛盾與人與人之間的矛盾分別不大,既是出於利益爭奪,亦可能是因為認識不深造成誤會,交往久了,大家如果秉持開放與包容,矛盾終會解決。無論是利益爭奪或是認識不深,要解決問題,就必須徹底與全面。國與國之間關係發展有其自身的軌跡,既有協作亦有鬥爭,國家安全立法就是從國家內部消除危害國家安全隱患的法律手段,亦是對可能的犯罪者提出警示,幫助他們不至於陷入法網。如果國與國之間都堅持以人民利益為依歸,摒棄意識形態偏見,拒絕將自己不認同或不熟悉的制度妖魔化,更不低估各方維護自身利益的堅持,用大智大勇化解矛盾,世界和平還是指日可待。人類如果無法從長年戰爭中汲取教訓減少衝突,只會是對人類智慧的自我羞辱。

香港不少政治群體與中央政府之間極度缺乏相互信任,然而回歸二十三年以來,香港的生活模式沒有絲毫改變,社會政治活動百花齊放,甚至發展為世界著名的「示威之都」,這足以證明中央在處理香港事務時極為克制,尊重「一國兩制」。既然如此,為什麼兩地之間的信任持續惡化?首先,傳統民主派政黨的新生代偏離共識與妥協等價值,應對近年興起的民粹政治毫無抗禦能力,甚至被其牽制,失去曾經賴以獲得市民敬重的政治理性;同時,民粹政治力量完全缺乏自我約束,只知道任意綁架香港人的憂慮,隨意踐踏「一國」紅線,就好像文革時期的紅衛兵,毫無原則,更無道德,逐步從歧視內地人的仇外態度轉變為主張陸港區隔,由「本土」惡化為「自決」與「港獨」。在極端思想影響下,和平佔中變為旺角騷亂,就連以專業形象示人的公民黨也提出「港人自決」。如果法律界精英和大學教授都能夠被民粹政治利用,失去方向和原則,香港社會走向極端主義或無政府主義就是早晚的事。中央政府提高警惕,主動立法也就不再是小題大做,甚至是應有之意。

香港實施「一國兩制」是因為與內地有不一樣的社會制度與生活習慣。英殖時期,英國政府對香港有完全管治權,香港人從不質疑殖民地政府維護英國國家安全的安排,港英政府的「政治部」監控民間政治力量並沒有被民主派政黨抗議。回歸之後,香港人的民主自由意識上升,對任何可能影響民主自由的措施更為敏感,這是進步。但作為中國與西方經濟政治交往的中心,香港局勢直接影響國家安全的機會亦同樣在上升。回歸時,中西方之間的利益衝突不明顯,中國對西方的影響微不足道。今天中西實力對比已經發生徹底改變,港人應該思考如何適應。大家對此不習慣可以理解,許多人對國家的意識不清晰與不堅定也是事實,但就算這樣亦不能拒絕承擔憲制和「一國兩制」的責任。

任何現代國家都不會將國安權力下放到一個城市手上,但中央卻通過國家安全立法將國安執法和審訊的重大責任委託香港政府,考慮到近年發生的衝突,這是極大的信任。(資料圖片)

攜手改革 消除猜忌與偏見

逃避永遠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猜忌只會加深和固化已有的偏見。由於中央和香港政府都沒有正確認識回歸之後香港面對的挑戰,兩地之間的隔閡沒有因為回歸而有所減少。事實上,中國在香港回歸之後發生巨變,經濟強勢崛起,香港人的生活已經直接和間接地被內地經濟的磁吸作用所主導、主次易位。香港一直利用國家的發展為自己創造財富,只是香港的制度沒有將財富有效分配,甚至激化香港回歸前已經存在的結構性不公平,讓年輕人無法解決生活和事業上的挑戰。如果香港繼續深化與內地經濟連接,繼續發揮自己作為中國最開放和最自由特別行政區的優勢,對香港的分配制度推動合理公平的改革,香港將切實感受到自己與國家的利益共享、榮辱與共。相反,如果繼續堅持猜忌與偏見,香港人的憂慮將持續上升,任何管理手段都無法避免情況的惡化。

信任是化解權力衝突的有效方法,特別是政治意識形態差異極大的兩個群體。由於存在不信任,就有機會被某些人利用以求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他們逆其道而行、見縫插針,繼續鼓吹兩地區隔。如何扭轉相互不信任的狀況,是香港市民與中央都應該專注的緊迫任務,它直接影響「一國兩制」的發展與建設。任何現代國家都不會將國安權力下放到一個城市手上,但中央卻通過國家安全立法將國安執法和審訊的重大責任委託香港政府,考慮到近年發生的衝突,這是極大的信任;同時,中央保留了介入的權力,這是因為對香港依然存在一些不信任。香港社會應該用信任回饋信任,以信任消除猜忌、化解偏見,包括徹底消除中央政府對香港剩下的顧慮。只要大家坦誠認識中央政府對「一國兩制」的堅持,深切明白中央一直通過各種手段鞏固和發展香港的優勢,希望香港的繁榮穩定得到保障,並且意識到香港必須在現有的基礎上強化社會的公平正義,應該與中央共同推動改革,就能徹底化解正在積累的不信任感。

在去年的騷亂中,一些人希望中央動用解放軍或武警平息香港的動盪,以為這樣可以證明中央的專制,甚至美化其為「攬炒」,但事情沒有發生。中央在騷亂發生之後依然堅持「一國兩制」,在制訂國安法之後依然依靠香港的司法力量,就憑這一點就可以看到「攬炒」如何荒謬和低級,其鼓吹者如何製造謊言和假新聞,立意分化香港的內部團結。事實上,如果真的要「炒」,那也只會是「自炒」。

誤解只能通過認識才能化解,這是香港人應該堅持的;拒絕認識就是鴕鳥,刻意將問題激化、扭曲事實更是罪大惡極,在強大的政治力量面前,最終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大多數香港人確實不願意看見中央制定港版國安立法,但估計愈來愈多人會相信中央的做法是合理的,符合香港的整體利益,更會開始認識它是用來應對極端政治的苦口良藥。香港雖然是個小地方,對中央有誤解的市民很多,但香港人並不缺乏智慧,一段時間的冷靜之後,大家都會看清混沌表像背後的事實。鼠目寸光的政客又能否看得清這裏的政治?是否意識到自己的渺小,或者看得見對手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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