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化的世界文化遺產

撰文:評論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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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最高法院於周四(2日),對聖索菲亞大教堂(Hagia Sophia)重新改建成清真寺的要求作出裁決。然而,總統埃爾多安欲意改建這座見證着伊斯蘭世界興衰的建築物,實非單純出於城市規劃或宗教考量,亦是摻進了宗教—民族主義的政治伎倆,好讓其在經濟滑坡和疫情中,鞏固江河日下的民意。

由查士丁尼皇帝建造聖索菲亞大教堂,現在是一個博物館,只要手持門票就可以參觀。(Unsplash@fatihyurur)

聖索菲亞大教堂佇立於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爾,其拜占庭式建築風格和歷史,不單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選為世界文化遺產,每年吸引逾百萬大批旅客慕名前來,更是過去近1,500年世界東、西方權力更迭,以及伊斯蘭世界由盛轉衰而沒落的見證人,故大教堂在世界史的地位不言而喻。

雖然聖索菲亞大教堂現為博物館,但其磚塊卻承載着伊斯蘭世界的大歷史。這座於公元6世紀建成的教堂,原為拜占庭帝國(東羅馬帝國)最重要的教堂之一,但其宗教意義卻因奧斯曼帝國崛起而改變。在穆罕默德二世帶領下,奧斯曼帝國在1453年派出大軍征服戰略要塞——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並以打造一個橫跨亞歐版圖的世界帝國為目標。經歷約50多天的圍城戰,東羅馬帝國終於隨着君士坦丁11世陣亡而成為歷史。相反,奧斯曼帝國的勝利不但代表着掌有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控制權,更是隨後數世紀伊斯蘭帝國統治地中海東部及巴爾幹半島、踏上世界權力之巔的開端。

入主君士坦丁堡後,穆罕默德二世為宣揚伊斯蘭教,便下令將聖索菲亞大教堂,由東正教教堂改建為帝國的清真寺,但其宗教核心的地位,同因為奧斯曼帝國崩解而離去。自一次大戰令外強中乾的奧斯曼帝國被分拆成不同的民族國家後,現代土耳其國父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為仿效西方的現代化、世俗化進程,在1935年決定將聖索菲亞大教堂變為博物館,正式除掉其千年的宗教意義。

埃爾多安成關鍵

不過大教堂的世俗地位亦快將迎來巨變。土耳其的最高法院在周四,將審議凱末爾於1934年改建大教堂為博物館的法令有效性。但據該國的前國會議員Aykan Erdemir指出,即使過去亦有改變博物館地位的訴訟,且全數均告失敗,但法院的決定只是為改建工程「提供合法性的說法,並非是改建的先決條件」;而反對派共和人民黨的副主席Öztürk Yılmaz亦認為,「這不是法律問題。如果政府想將博物館改建為清真寺,那只需要總統(行政)命令⋯⋯」,故大教堂未來的地位,還須端視埃爾多安的最後意願。

有趣的是,埃爾多安自2003年就任政府領導層後,一直都對大教堂的地位保持沉默,情況要到2019年才突變。在2019年3月的市議會選舉前,埃爾多安眼見其所屬的正義與發展黨(AKP),在伊斯坦布爾的選情中落後於反對黨時,他向其支持者放話,首次明言有意將大教堂改建,以回應美國總統特朗普認可耶路撒冷為以色列的舉動。

即使改建大教堂只是用途更改的決定,但同可對埃爾多安的政治生涯,可起到救亡之用,特別是在經濟表現疲弱、新冠病毒大流行和江河日下的民意夾擊下,轉移焦點乃是換取空間的慣用伎倆。尤其在希臘、歐盟和美國齊聲反對改建計劃下,埃爾多安此舉不但可固鞏原有的保守派支持者,亦可借人們對奧斯曼帝國榮光的鄉愁,打破政治上的分歧,重新團結民眾。可見上月有民調顯示,該國有73%的受訪者支持改建,數字更高於其個人支持度。可是,埃爾多安不是穆罕默德二世,改建也不是象徵帝國的開端,故改建終歸還是種煽動民族和宗教情緒的社會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