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疲弊一年送別子鼠　辛丑墾荒牛氣沖天

庚子鼠年終於就要過去，迎來辛丑牛年。中國文化中，鼠和牛的形象截然不同：前者膽小怕事、畏首畏尾；後者埋頭苦幹、任勞任怨，更具有開拓進取精神，所以有「開荒牛」之稱。在新一年，香港除了希望能早日告別新冠疫情，政府又是否願意正視疫情暴露的社會問題和各種矛盾衝突，再當一回開荒牛，創一片新天地？

鼠年的香港既未擺脫反修例運動的政治餘波，更碰上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民生問題暴露得一清二楚—劏房不適切的居住環境、無薪假變得普遍、失業成為許多打工仔的噩夢……這不只源於政府後知後覺，防疫措施不夠果斷，更在於官員對社會治理的理解不足。例如在歲晚疫情較為嚴重的佐敦，政府沒有洞悉舊樓環境和人口組成的特殊性，低估了防疫的複雜程度。

疫情引出的諸多問題背後，是更為嚴重且長期未能解決的結構性問題。佐敦爆疫下住房環境引發的公共衞生問題，其根本就是香港人的住屋難題。這必然不能僅靠加強檢測來解決，而需要政府在未來落實增加公營房屋，讓人人都有適宜居所，如此才能避免因居住環境惡劣所引發的公共衞生危機。又如香港經濟重創，固然有疫情帶來的負面影響，但本質是香港的產業結構脆弱單一，讓許多行業不堪一擊。政府的財政補助能緩解部份企業和行業的燃眉之急，但長遠而言，只能透過調整產業政策與產業資源分配，才能幫助香港建立更多元、穩健的發展空間。

由此可見，政府「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做法，並不能長遠解決疫情及其連帶的諸多問題。官員缺乏問題導向意識，不習慣思考問題成因，遑論提出解決方案。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政府不僅要敢於用藥，即提升管治行動力，更要學會斷症，即通過問題的表象，看到結構本質。

以嚴峻的房屋問題為例，過往一年，政府只收回了24公頃土地，難言積極。佔地172公頃的粉嶺高爾夫球場獲得「放生」，讓本可興建三萬公營單位的土地只能興建約4,600個公營單位，承諾收回的32公頃在去年亦獲續租三年。政府知道香港房屋問題的緊迫，也知道可採用的解決方法，那麼問題到底出在哪裏呢？

只有踐行社會公義　始能享有真正自由

或許在討論如何斷症和下藥之前，我們更應問問政府，它到底如何理解自己的角色與職責？農曆新年是重溫中國人傳統智慧的契機。「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禮記》描繪了一個幫扶弱勢、人民有所保障的美好社會，但令人驚訝的是，香港政府似乎沒有這個意識，甚至對疫情暴露出來的社會不公也視若無睹。比如住在渠管殘舊的唐樓，可能比住在光鮮豪宅更易感染病毒；從事地盤、餐飲、清潔等基層工作的工友，比能夠在家工作的白領更大機會受感染。眼下無論是疫情問題，還是更為核心的房屋和經濟結構問題等，政府都有責任作出調整，「二次分配」是繞不開的途徑。 然而，官員一直接受「政府不要管那麼多」的舊思維束縛，至今仍抗拒促進資源公平分配。

政府慣用的理由是「自由」。香港有「自由港」美譽，連續十九年被評為最自由經濟體。也因此，政府常以過度干預會損害香港「自由港」地位為由，對實行各種財富資源再分配的政策諸多推搪，比如更公平的稅制、設立標準工時規管等。然而，這樣的香港真的自由嗎？在疫情纏繞的這一年，基層小孩無法自由地利用電子工具網上學習，父母無法自由地避過疫情下外出工作的風險，家庭無法自由地通過努力打破跨代貧窮的宿命，甚至逾20萬的劏房住戶或許連在家伸展身體的自由都沒有。

自由本應是人人享有的人權，在香港卻似乎變成了一種特權。原因在於政府維護的只是市場自由，任由市場凌駕於人之上，甚至侵害其他自由。它顯然忘記了「自由」是眾數而不是單數！只強調市場自由的樓市勢必會在嗜利資本的自由發展下愈來愈畸形，最終貧富不只會決定住屋面積的大小和舒適程度，更會把基層擠到三無大廈和劏房，釀成影響健康公平、公共衞生的根本問題。同樣，「小政府、大市場」的市場自由迷思，也勢必帶來窮人的教育不自由、醫療不自由等，造成各種不公不義，最終令香港人得不到真正的自由。

所以，政府的積極有為不是「干預」市場自由，社會福利也不是在「劫富濟貧」，而是透過更公平地分配資源，讓人民能享有更平等的自由。政府在跨越年關之前宣布將最低工資維持在每小時37.5元的水平，官員大概以為這只是一道數學題，而不知道這是涉及何為社會公義的大哉問。香港的GDP在國際上名列前茅，但若然是建立在對基層權益與自由的剝削，再華麗的數字又有何意義？更何況最近兩年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升幅10.4%，最低工資的升幅明顯跑輸勞動市場，官員連數學題也不合格。美國政府正尋求把最低工資倍增至15美元（約116港元），這當然不是因為別人的數學比我們好，而是新任總統拜登知道工資關乎社會公義，影響人民能否享有平等的生活尊嚴。

告別「新三民主義」　命運掌在港人手中

過去一年，政府官員不管是暫停開徵一手樓空置稅，或是多番拒絕設立失業援助金，一時拿出教條式的理論或看似高深的數據，一時推說是反對聲音在阻礙施政。特首林鄭月娥上周四（2月4日）提出制訂劏房租務管制、加強舊式樓宇消防安全等五項立法建議時，便聲稱若非立法會大致回復正常，官員也難以提出「大膽但有益社會的建議」。但這無疑是諉過於人，因為泛民即使多生事端，也從未反對政府增建公屋、取締劏房、推動產業改革。香港未能成為一個公平正義的城市，問題從來都在政府的固執與高傲，沒有了解市民真實的生活困難。林鄭去年12月底還表示香港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已恢復穩定，現在是最佳投資時機，似乎以為達致穩定的方程式就是那麼簡單，而沒有看到導致政治不穩的社會經濟結構仍未改變，香港即使表面上有所復元，但市民仍然生活在焦慮當中，年輕人依舊浮躁。

庚子鼠年不易，甚至有不少人談論「新三民主義」—即香港人只能選擇做暴民、順民或移民。「新三民主義」當然有開玩笑的意味，但它是一個讓人笑不出來的玩笑。試問若有選擇自由，誰會希望做暴民或「順民」，或者捨棄生於斯長於斯的家，遠走他方？想否極泰來，有些人會在農曆新年算命，有些人會為香港求籤問卜，但香港的命運其實沒有寫在牆上，而是掌握在每一個香港人的手中。辛丑牛年，香港有一百個理由繼續消沉：政治鬥爭的餘波、未見曙光的疫情、中美之間的角力⋯⋯但同樣也有一百個理由轉危為安：對「一國兩制」的堅持、推動公平正義的共識、立足中國面向世界的經濟契機。

特首的五項立法建議若然只是一個起點，並能夠盡快透過收回土地及重新規劃，徹底解決居住難題，藉着增加就業機會及再分配資源，從根本賦權基層市民，那麼，《禮記》中的美好願景絕非遙不可及。兩星期後發表的《財政預算案》若能改革稅制，開拓財源，敢於投放資源支撐社會經濟改革，香港的前途是無可限量的。只要不做遇事畏縮的鼠輩，而做敢於革新的開荒牛，新一年的香港必然可以「牛氣沖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