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周報社論】新冠疫症蔓延是社會不公肆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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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三(1月2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與特首林鄭月娥的述職視像會議中,直言對香港第四波疫情「很關心、很擔憂」。環顧兩岸四地,澳門早已清零300餘日,台灣和內地疫情也大致受控,民眾工作出行未受影響,唯有香港反反覆覆,第四波疫情更是纏綿近兩個月仍未見有消退之勢。這其中除了防疫措施的不力,究其根本,還在於香港政府未能意識到這不僅是場醫學的疫症,更是社會不公的疫症。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與特首林鄭月娥的述職視像會議中,直言對香港第四波疫情「很關心、很擔憂」。(新華社)

疾病面前是否人人平等,成為新冠疫情爆發一年來縈繞在人們心頭的疑問。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研究顯示,相對於白人0.23%的新冠肺炎感染比例,美國拉丁裔和非裔的感染比例分別達0.73%與0.62%。在香港,貝沙灣、半山等豪宅區雖然不時出現確診個案,但油麻地、佐敦等地顯然病例更集中、疫情更嚴重,甚至成為香港首個須封區檢測的區域。

面對美國不同族群感染新冠肺炎的比例差異,有人認為是因為非裔人士衞生防疫意識差,「自作自受」。類似言論同樣出現在香港,網上便有不少評論認為佐敦少數族裔不注重衞生、缺乏防疫意識,甚至還出現「(南亞人士)不會主動檢測」的不實指控,更有人無理拒絕南亞裔外賣員的配送。這些評論何等偏頗,從客觀數據可見一斑。

美國2019年經濟統計顯示,非裔人口的總體貧困率為18.7%,白人則為7.3%,這一差距在低於18歲的年齡段被拉大,非裔為25.6%,白人只有8.3%。從幼年就開始的財富不平等,造成了教育、健康等各方面的差距。在新冠肺炎疫情中,最直接的例子便是非裔、拉丁裔家庭因為貧窮問題,不得不多代同居,又為生計所迫,不得不出外工作,增加了受感染的機率。也即是說,財富、教育、醫療、就業等各方面的社會不公,增加了基層人口暴露在感染環境下的客觀機率,這絕不是增強個體防疫意識便能彌補的差距。

網上有不少評論認為佐敦少數族裔不注重衞生、缺乏防疫意識,甚至還出現「(南亞人士)不會主動檢測」的不實指控。(資料圖片/梁鵬威攝)

疫情面前 並非人人平等

同樣,佐敦封區表面看來是因為政府前期強制檢測不及時、檢測範圍不足,但實際上,區內人口構成及其社區環境早讓其防疫「先天不足」。佐敦爆疫初期,不少確診居民或為將藍隧道地盤、中九龍幹線群組的工友,或為他們的親友。這正顯示,由於該區基層人口眾多,大多從事地盤、餐飲等工作,難以居家辦公,增加了感染機率。同時,基層工作者或物資貧乏,或忙碌,或文化程度不高,未必有足夠物資和資訊應付防疫需求。

另一方面,該區唐樓林立,劏房雲集,增加了交叉感染的機會。比如,個案較為集中的新填地街26號便是一幢超過六十年樓齡的老式樓房,與其相鄰互通的20至24號樓房同樣是老式唐樓,空間擠逼,又缺乏管理,樓梯間多擺滿雜物,以至於20至26號樓居民共用同一個樓梯出口。香港測量師學會前會長何鉅業便指出,26號樓污水渠未必每層安裝反虹吸喉,坐廁沖廁時水封位或失效,居民不僅需要時常忍受臭味,更不排除病毒經渠管入屋。可見舊樓內部空間狹小,通風不便,設施共用比例高,加上喉管渠道多不符合衞生標準,增加了傳播風險,不是靠居民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就可抵禦的。

由於社會資源分配不公,基層不得不面臨更大的感染風險,這正是我們說的疫情面前並非人人平等。

佐敦封區表面看來是政府前期強制檢測不及時、檢測範圍不足,但實際上,區內人口構成及其社區環境早讓其防疫「先天不足」。(資料圖片/高仲明攝)

我們當然可以從公共衞生管治的角度去處理這些問題,比如加強強制檢測,甚至封區檢測。但若只能從醫學角度去理解防疫,洞悉不了造成不同群體染疫機率不同的社會結構問題,那麼,公共防疫措施的有效性、針對性終將有限。因為社會資源不均造成的弱勢防疫困境,並非市民靠個人力量便可抗衡。就好比政府一再收緊公共場所的社交距離限制,但市民下班回家,唐樓狹窄、不透風和不合格的渠管都讓社交距離限制功虧一簣。這也是為什麼防疫明明需要官民配合,而我們一再強調政府角色的原因。因為社會不公導致部份群體處於防疫弱勢、甚至失效,只能通過政府進行「二次分配」,扭轉結構性不公,才能藥到病除。

然而,香港政府顯然沒有意識到隱藏在疫情背後的社會問題。上周三,林鄭月娥發放的《抗疫一年總結經驗》,雖名為經驗總結,卻只停留在總結陳述,甚少反思防疫舉措的漏洞,更別提洞悉社會結構矛盾是催化疫情的助燃劑。香港政府不僅平日缺乏「二次分配」的魄力,沒有解決土地、房屋、退休保障等問題,在防疫中也未能平衡各方利益。以佐敦封區為例,當受限區有居民可能被扣減人工,政府除了呼籲僱主體諒,卻沒有任何實質性的規管和幫補,顯然沒有平衡基層僱員和僱主在這一強制措施中所受的影響。

香港政府顯然沒有意識到隱藏在疫情背後的社會問題。(資料圖片/高仲明攝)

基層重創 加劇社會不公

政府意識不到疫情背後的社會不公,因此既難做到精準、高效防疫,反過來更讓社會結構問題隨着疫情蔓延而加重。上周一(1月25日),國際慈善機構樂施會發表報告指出,無論是彌補疫情損失的速度,還是疫情下的財富增減狀況,貧富兩極都在奔向不同的方向。全球最富有的1,000人僅以九個月時間彌補疫情期間全部損失,但最貧窮的人口可能需要超過十年時間才能復元。當世界各地失業率都在大幅上升時,全球億萬富豪在去年3至12月期間加起來的財富,暴增了3.9萬億美元。

顯然,基層相較白領、富人更容易受疫情影響。以在家工作為例,基層從事的地盤、餐飲行業都難以實現在家工作,也令這些行業在疫情下失業率相較辦公地點靈活的行業更高。政府最新公布的2020年10至12月失業率中,「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失業率為10.6%,「餐飲服務活動」失業率為13.8%,「建造:樓房裝飾、修葺及保養」失業率更高達14.6%,均遠高於整體平均水平的6.6%。

政府漠視基層在防疫中的困境,比如工作上很難居家辦公、財政上缺乏抗風險能力、住房環境更易播毒等,更不用提針對基層困境提供切實的就業保障、經濟援助或住房改善和安置措施等。這一方面積累民眾的不滿,難以團結社會上下、齊心抗疫;另一方面,這種「放任」長遠會影響社會結構的健康和在未來天災人禍面前的抗壓性。然而,相對於樂施會呼籲各地政府透過更公平的稅收政策等方法有意識地「二次分配」,香港政府卻沒有這樣的遠見。面對疫情下月月攀升的的失業率,政府只推出漏洞百出、被視為偏幫僱主的「保就業」計劃;政府雖手握千億財政儲備,卻堅拒提供失業救助,只知道讓基層百姓走到山窮水盡時領取綜援以「吊命」。

疫情爆發一年有餘,在最初的慌亂、驚恐之後,我們必須沉住氣,思考過去有哪些問題、未來又有何挑戰。香港疫情反覆的背後,固然與防疫措施不到位有關,然而,為何一年過去,防疫措施的制定仍漏洞百出?這背後正是政府思維的盲區。他們沒有意識到疫情只是催化劑,讓過去隱藏在燈紅酒綠下的貧窮、歧視、住房等社會問題直陳眾人眼前。短期來看,政府防疫措施需要更多地考慮基層需求,譬如思考如何保障基層生計,讓他們可以安心居家抗疫;又例如政府是否能夠提供基層防疫物資補貼;又或者與業界商討能否在短時間內改善所有的老舊喉管,如果不能,能否另覓地點臨時安置劏房住客等。長遠來看,政府必須扭轉「小政府」思維,加強「二次分配」的意識,既要釋放棕地、農地等解決住房問題,也要建立全民退休保障制度,讓社會老有所養。社會唯有漸趨公平,才能愈加穩健,更能經受住天災人禍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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