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症室加價，電腦掃描加價，磁力共振加價，「牛肉乾」怎會不加價？違例泊車罰款額由320元調高至400元，超速駕駛等「入場費」加至480元，最高罰款由1000元增加至1500元。咪錶由每15分鐘2元加倍至4元，電動私家車目前牌費平均每年1100元，新五級制下將介乎1500元至11000元。這裏加價，那樣加價，加幅比起茶餐廳還要進取，街市賣菜的那位都知道原因在於一個字——窮。

「連年財赤」、「近千億財赤」，在連日辯論《財政預算案》的立法會，一個又一個議員關注公共財政的問題。什麼「複雜多變的內外環境」，有人說香港處於最壞的時代，也有人認為香港面臨回歸後最嚴峻的危機。「我需要的是有擔當、有勇氣的官員來為我們把關」，何君堯不但抱怨政府連年赤字預算，更加明確表態不會支持今份《財政預算案》，是兩日加起來所有發言議員中的唯一一個。其他議員雖然不乏批評，但支持政府議案的為數不少，相信陳茂波司長可以無風無浪又過一關。

改革欠擔當　節流沒勇氣

如果說「擔當」意味直面問題、銳意改革的責任心，審視這份預算案，我們很難不對財政司司長的「擔當」打上問號。所謂的「改革」只是停留在口號，創科政策依舊是「數白欖」式地羅列項目，卻未能釐清發展瓶頸，更缺乏衡量成效的指標。鞏固金融中心地位的措施不少是「研究、計劃、探討」的舊調重彈，至於國際貿易和航運中心的困境，預算案更是著墨甚少，近乎迴避。

立法會議員也不是看不出問題。例如江玉歡提到創科投入巨大，但科研成果商業化率低，擔心「重投入、輕轉化」。備受期望的北部都會區，雖然預計投入巨大，但議員已指出吸引私人市場參與的進展緩慢，田北辰更質疑單靠港鐵發債推動鐵路建設的可行性。若未能有效引入市場力量，並確保基建規劃連貫，巨額投資最終能否轉化為經濟回報，實屬未知之數。面對結構性困境，預算案提出的似乎仍是小修小補，未能展現「勇於改革、敢於破局」的決心。

至於「勇氣」，則代表不畏艱難、敢作敢為的魄力和果斷。但從節流措施，足見議會對於司長的不滿是何等普遍。公務員體系只是「凍薪不凍point」，削減編制亦被指為「表面工夫」，反觀對基層和中產，削減福利、大幅降低退稅上限卻毫不手軟。根據政府向立法會提供的數據，過去三年只得40名公務員因表現欠佳而不獲增薪點，相當於每年13人，佔17萬多公務員的0.0077%。單是香港電台的大幅開支增長，就可以見到陳茂波未能為公帑嚴格把關。這邊廂對內部改革沒有勇氣，那邊廂對社福界「一刀切」削減資助，無怪乎管浩鳴質疑高官安然無恙，卻「開刀」向弱勢社群下手，所謂的「共渡時艱」難以令人信服。

斟酌微枝末節　誰人值得留下？

立法會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負責審核、通過財政預算，批准稅收和公共開支，也就是說他們作為治港者的一部分，有責任監督政府施政。如果說司長的「擔當」和「勇氣」在於改革公共財政，議員的「擔當」就是提出具體、可行的改革方案。然而，縱觀各人發言，批評聲音不少但流於籠統，充斥着「優化」、「加強」、「提速」、「檢討」等字眼。議員更多時候只是將皮球踢回給政府，要求政府去研究、去行動，卻鮮有提出經過研究分析、具體可行的改革藍圖。他們的「擔當」就好像坊間評論那樣，卻不在輔佐施政上。部分人甚至天南地北說美國政府、歸咎於外部因素，而未能聚焦於施政改革的內部責任。

至於「勇氣」，別的不說，只看敢於對政府提出反對意見的，在立法會中已是少之又少。絕大多數議員即使表達了不滿，或者對於政策有保留，但依然選擇「歸隊」，表示會支持通過預算案。議員的「勇氣」似乎只體現於斟酌零散政策、個別細節，而非對香港經濟發展、產業結構、財政規劃作出根本挑戰。這是政治現實使然，抑或是議員自甘如此？立法會改制後的這一屆運作快滿四年，多少人做實事，難道可以瞞得過社會公眾？七個多月後就是換屆選舉，他們當中多少人值得留下？

立法會議員的酬金及工作開支一年五億，支援他們的秘書處又花五億。審議《財政預算案》，推動政府大刀闊斧改革，應有的擔當和勇氣誰又可以展現？當改革的責任被輕輕帶過，監察的聲音流於形式，香港又如何掙脫結構性的困局，應對眼前的驚濤駭浪？市民對於議事廳、公共政策的冷感，對於政府財赤、各項加價的無奈，本身就反映了香港坐困愁城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