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圍天恩邨一對同為精神病患的母子在四個月內先後墮樓身亡，傳媒揭發他們生前正在面對強制遷出的命令。公屋作為珍貴的社會資源，當然應該用得其所，分配予最有需要的市民，惟精神病患作為社會上的最弱勢群體，我們的公屋制度有沒有充分考慮他們的處境，抑或在執行方面流於官僚僵化？

鄧氏母子分別患有躁鬱症及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於2017年獲派天恩邨公屋。然而，房屋署經調查發現後，兒子鄧先生在2012年申請公屋時曾經名下持有資產而未申報，因此於去年11月29日發出「遷出通知書」，要求他們在一個月內交回單位。

上訴失敗只能執行裁決？

母子於三日後，即12月2日提出上訴。一直跟進其病情的青山醫院亦發出證明書，指出遷出單位的消息已令鄧先生情緒低落，建議房委會容許二人續居。上訴委員會（房屋）於今年2月25日進行聆訊後，房署3月11日通知鄧氏上訴失敗，二人最遲於3月18日須遷出單位。3月19日，房署再度發信提醒母子必須遷出。一個月後，4月20日，鄧母墮樓身亡。

兩日後，即4月22日，因應鄧母身故及鄧先生病情惡化，青山醫院再次發出證明書，建議房委會「暫緩遷出令」。惟三個多月後，即7月31日，兒子鄧先生同告墮樓身亡。

「遷出通知書」發出短短八個月，住戶二人相繼身亡，青山醫院兩次介入均無功而返。社會不禁疑惑，為何精神科醫院的建議不獲接納？在上訴聆訊前，青山醫院已明確指出遷出壓力對病人的負面影響。這份證明書本質上是一封求情信？抑或是一份基於臨床診斷的專業風險評估？無論如何，在鄧母身故後，這已經不只是危言聳聽，也不是事後孔明。青山醫院再次要求暫緩遷出令，不是已經意味患者精神狀況不穩定，有可能釀成更多悲劇嗎？房署負責執行裁決，似乎除了不派人上門直接收樓之外，並沒有其他機制可以煞停程序。

上訴委員會的裁決固然要考慮所有因素，不只是醫療體系的專業意見。前委員黃碧如表示，委員會由獨立人士組成，旨在公平公正地處理個案。然而，根據官方數據，近年租戶上訴成功（取消遷出通知書）的比率極低，由2022年至2024年介乎7%至14%；相反，上訴失敗（確認遷出通知書）的比率則由48%攀升至65%。這意味只要違反了資產申報要求，要留住單位是很不可能的事。事實上，上訴委員會2022年也曾經處理一宗個案，租戶同樣瞞報資產，並以女兒患有精神病為由求情，但最終以「未能提供充分文件證明」及「為了維護公屋資源公平合理分配」為由駁回上訴，並明確表示「情況不足以令小組裁斷行使酌情權」。

申請中轉屋已屬「情理兼備」？

毫無疑問，瞞報資產是客觀、確鑿的違規事實，相反，精神疾病引發的潛在後果只是酌情因素。上訴委員會捍衛制度公平，總不能輕易網開一面。但退一步說，即使精神病患不是充份理由留住公屋單位，但房署的上訴程序本身有沒有考慮過精神病患者的能力和需要？嚴格的15天法定限期、格式化的書信往來、對抗性的聆訊模式，一般基層住戶也可能無能力處理複雜資訊和壓力，更何況是精神狀態欠理想、承受能力有限的市民？官方的所有程序都預設了租戶是心智健全、具備讀寫和理解能力、能夠在壓力下理性行事，甚至擁有足夠社會資源例如尋求法律意見，但精神病患者卻是這個「主流規範」之外的「差異群體」。如果轉介社工、申請中轉屋已屬「情理兼備」，我們會否要預視更多的不幸事件可能發生？

房署不會要求申請人申報健康狀況，這是為免歧視，初衷可以理解。但這不代表房署可以、應該對租戶的精神健康狀況「失明」。當租戶違反規條時，署方的懲罰程序是否應該考慮住戶的狀況，包括精神健康？目前香港的精神健康由醫務衞生局和社會福利署主要負責，然而住所是精神病患者逗留最多時間，甚至可以說是賴以生存的地方，房署能不參與其中嗎？房署、社署、醫管局之間是否應該建立更緊密的協作機制，確保在作出可能嚴重影響精神病患租戶的決定前，進行跨部門的專業風險評估？

程序公義是應該捍衛，但一刀切的程序有時候可能是對弱勢群體的加倍傷害，僵化制度的所謂「公平」反倒成為壓迫。我們不只要增加幾個社工、放寬幾天期限，更要從根本上檢討，讓每一個公民——無論其身心狀態如何——都能有尊嚴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