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運動員創佳績 文體旅局任重道遠

撰文:評論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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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盃外圍賽港隊周二(14日)雖然以零比四不敵印度,但仍以小組次名出線,為54年來的首次晉級決賽周。隊長黃洋表示與全港球迷一樣開心,民政事務局及立法會議員霍啟剛則分別在社交平台為港隊打氣。

香港過去曾經三次擠身亞洲盃決賽周。1956年第一屆亞洲盃,香港以主辦地區身份自動獲得決賽周資格。其後在1964年及1968年兩度晉級決賽周,但兩屆均未嘗一勝,敬排末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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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隊與傑志齊創佳績

除了教練的逼搶策略、球員的發揮出色之外,亞洲盃自2019年起將決賽周名額增加至24個,而港隊在今屆的分組賽對手亦包括了實力較弱的阿富汗和柬埔寨。種種原因之下,港隊在相隔54年後終於重返亞洲盃決賽周,振奮香港人心。

此外,包括了不少港隊成員的傑志早前在泰國集訓及出戰亞冠盃,亦操起了球員的狀態。傑志早前在亞冠盃分組賽中先後擊敗清萊聯以及逼和神戶勝利船,以兩勝一和一負的成績,亦成為首支打進亞冠盃16強的香港球隊。

鎂光燈以外的精英運動員

要數香港體壇的佳績,當然不只足球層面。早前在首爾舉行的亞洲劍擊錦標賽,江旻憓便奪得女子重劍個人賽金牌,而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張家朗,亦拿下男子花劍個人賽金牌。去年7月曾經掀起的東京奧運熱潮至今過了接近一年,社會對運動員的關注難免有所退卻,但他們仍然無比努力,屢創佳績,值得我們的支持以及政府政策的鼓勵。

政府雖有體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的「三化政策」,但正如我們曾經指出,全職精英運動員若未能在頂級賽事中取得佳績,每月津貼可能只得幾千元。一些運動員甚至為了更安穩的生計,被迫放棄體育事業,不利香港培訓有潛質的體育人才。另一方面,「三化」政策未能針對體育產業化,亦為目前體育政策的一個弱點。

張家朗(左二)和蔡俊彥(右一)分別成為今屆亞錦賽的金牌和銅牌得主。(FIE)

財政難題容易造成惡性循環

以足運為例,政府雖然曾經提出鳳凰計劃,每年預留多達2千萬元給香港足球總會,但成效仍然有限。百年球會南華在2017年因為資金問題而由港超自願降班至甲組,便說明了欠缺商業化、靠班主財政支持的「老細足球」並非出路。而港超聯在來季的隊數至今也未敲定,若然不足九隊參賽,那麼連參加亞冠盃的名額也會少於三個,本地球壇對於高質球員的吸引自然大減,容易陷入競爭有限及實力難以提升的惡性循環。

就數據來說,足總在2019至20年度的門票收益、商業積助等僅佔總收入15%,政府及香港賽馬會的資助則佔高達七成,可見香港的體育產業遠遠未能實現商業化。先不說歐洲和英國的球會往往有龐大的門票、廣告和轉播收益,就連日本也在政府的商業夥伴配對、稅務寛減等政策推動下,令中型體育總會的商業收益佔比增加了一倍。香港政府明顯須要做得更多。

產業化政策仍在研究階段

梁振英政府2016年在民政事務局轄下增設體育專員,職責是協調各決策局和部門、體育總會及相關組織,推動和落實政府的體育政策目標,即體育普及化、精英化和盛事化。因東京奧運延期,首任專員楊德強又延任至今年10月才屆滿。與此同時,亦因為東京奧運的佳績,特首林鄭月娥在其最後一份《施政報告》中提及,要研究在「三化」以外也追求體育專業化和產業化,並由民政事務局局長主持探討體育產業發展的工作小組,向其提交報告。惟不知是否受原局長徐英偉的離職影響,相關工作未見有多少進展,民政事務局僅在今年4月表示已聘請顧問公司,研究如何進一步支持香港體育產業發展。

現屆政府已快將卸任,而新一屆政府亦將設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對體育的重視程度顯然較以往為高。不管局長是否如外界盛傳般由現任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出任,亦必須對促進體育商業化有全盤方略。再者,按政府的計劃,體育專員亦將採取新選拔聘任機制,同時內部及公開招聘,以找到更合適的人選。文體旅局將選用什麼人來擔任此首長級職位,統籌體育政策,必然亦將關係香港體壇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