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大年初二（2月9日）因小販問題引發被稱為「魚蛋革命」的旺角街頭騷亂，事件中35人被律政司提出檢控，當中20人分成4案被安排於區域法院審理，首案3名被告被控以《公安條例》第19條──暴動罪，法官今天（15日）裁定3人罪成。此宗案件固然彰顯香港是法治之區，不容暴力，除此之外，為何年輕人要走上街頭參與「暴動」，或許更值得深思。

裁決彰顯法治　犯事者於法不容

毫無疑問，香港是一個法治之區，犯事者、特別是使用暴力者，理當得到應有懲罰。根據案情，今次被判罪成的3名被告，當日在彌敦道北行線近豉油街一帶不斷向警方防線推進，分別向在場警察投擲玻璃樽、竹枝，有警員被竹枝擊中，過程亦被附近閉路電視及傳媒拍下。他們的過錯經嚴謹的法庭審訊、定罪還柙、等候判刑，若以法論案，不論站於任何政治立場的人士，都應該尊重法院判決。當然，3名被告若要求情或上訴，亦是其權利。

今次的判決，其實是對香港社會的一次警醒。的確，不少香港人心裡相信司法獨立，亦誠心期望它在香港長久行之有效，但每當法庭裁決與自己政治取態不符，又似乎按捺不住心情，不自覺地產生輸打贏要的念頭。回想月前的「七警案」，全部被告被裁定罪成後，有所謂的「撐警」團體以至警務人員組織發起集會抗議「司法不公」，更有部分人士在法庭外高舉對法官有侮辱性的標語及展板。如今3名涉案人士暴動罪成，當日曾狠批司法制度的人，今天又作何想？是否因為被判罪者和他們的政治立場相對立，不公的司法又變得公道起來？

社會大眾固然有其言論自由，對定罪、量刑等問題作出理性討論，但若使一切之批評抽離理性，使之由情緒或單純政治立場所主導，甚或變質為個人情感宣洩，此則恐非在為香港這個法治之區下應有之公民質素。

青年為何變暴徒　疑問仍待解答

暴動罪是嚴重罪行，最高刑罰為監禁10年，自1970年修訂以來鮮有案例，是次案中2男1女的被告年紀由19至32歲，女被告更正在港大就讀，全部本有大好前途，他們固然須為自己的違法行為負上法律責任，但事件背後的深層次問題，卻不會隨案件審結而解決，此仍有待香港政府，以至社會正視。

無論對人、對事，從來不會有無緣無故的恨。去年騷亂中，縱有存心滋事者，但不少年輕人參與其中，押上自身前途，走上街頭訴諸暴力手段，要問的是，到底一個又一個普通的香港年輕人，為何一下子會變成於法不容的「暴徒」？他們的憤怒，到底是來自對當時政治環境的不滿？對社會流動停滯的無力感？對近年警察執法手法的厭惡？還是出於甚麼原因？

在一年多以後的今天，3名年輕人將要面對最重10年的監禁，尚有更多人等待法庭的審判，但上述問題，仍然沒有答案，留下一堆問號。

設獨立調查委員會　港府應有之義

回顧1966年的天星騷亂，時任港督戴麟趾軟硬兼施，除刑事拘控滋事者，同時亦下令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寫成長達167頁的《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抽絲剝繭地分析為何香港會出現引發暴動的氛圍，並以調查報告為依據，從勞工、政治、經濟、教育、住屋、社區政策全方位著手，化解當時的種種社會矛盾、紓解社會怨氣，更為其後香港的經濟、社會騰飛，打下穩固基礎。

可惜的是，現屆政府卻拒絕成立調查委員會，如此，即使成功將滋事者定罪，但造成騷亂事件的因素是否已經消失、又或仍然存在、甚至是否仍在進一步激化，仍然未有人深加查找，此無異是將香港社會置於難以逆料的風險之中，無助化解背後根本矛盾。若政府要撥亂反正、達成善治，除將滋事者繩之於法，現屆政府也好，又或即將在七月上任的新特首，都應該成立一個具公信力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全面查找造成騷亂事件的因由，如此才是一個負責任政府的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