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荊黨｜香港的十字路口：從全球化紅利到多極化挑戰

來稿作者：石磊

香港作為一個全球金融中心，其歷史發展、政治生態和當前面臨的挑戰，確實與冷戰後全球化、去監管化和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密切相關。同時，香港也正處於全球大格局變化的前沿，受到多極化趨勢、中美博弈以及自身身份認同問題的深刻影響。以下是對香港現狀的分析以及其與我們之前討論的全球趨勢（如AfD的思想、美國霸權邊界的測試等）的關聯性。

香港的歷史與全球化背景

香港在過去50年中，特別是在冷戰結束後的全球化浪潮中，迅速崛起為與倫敦、紐約齊名的全球金融中心。這種地位的形成與以下幾個因素密切相關：

英國管治與西方綁定：香港曾長期為英國所管治，其法律體系（普通法）、語言（英語作為官方語言之一）以及經濟政策高度嵌入西方英語文化世界。1997年回歸中國後，香港通過「一國兩制」框架保留了高度自治，繼續作為連接中國內地與全球資本市場的橋樑。

去監管化的全球化紅利：冷戰結束後，全球金融體系進入去監管化階段，資本流動自由化推動了香港作為離岸金融中心的繁榮。香港低稅率、自由港地位以及與中國內地的地理和文化聯繫，使其成為吸引外資和國際貿易的樞紐。

金融為核心的產業結構：香港經濟高度依賴高端金融服務業（銀行、保險、資產管理等），其GDP中服務業佔比超過90%，其中金融業貢獻了顯著份額。這種結構使其與紐約、倫敦形成「全球金融城市網絡」，共同服務于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金融體系。

香港的經濟成功和政治生活，長期以來與美國為領袖的西方世界深度綁定。美資企業在香港有大量投資，美元與港幣的聯繫匯率制度更是直接將香港金融體系與美國貨幣政策掛鉤。這種綁定在冷戰後初期為香港帶來了繁榮，但也使其在全球格局變化中變得脆弱。

全球大格局變化對香港的衝擊

當前全球格局的變化——包括中美戰略競爭、多極化趨勢、反全球化浪潮以及對美國霸權的挑戰——對香港產生了多重影響。香港正面臨經濟、政治和身份認同的三重轉型挑戰。

經濟層面的挑戰：金融中心地位的動搖

中美脫鉤與資本流動受限：隨著中美關係的緊張和部分經濟脫鉤，香港作為中國與西方資本仲介的角色受到衝擊。美國持續對香港政府、企業施加制裁壓力，部分美資撤離或減少投資。同時，中國內地加強資本管制和金融安全審查，也限制了香港傳統的離岸金融功能。

全球去美元化趨勢：因應特朗普關稅戰，全球去美元化趨勢（如中國和俄羅斯推動的貿易本幣結算）可能加速，對香港的聯繫匯率制度構成潛在威脅。這是因為，香港的金融體系高度依賴美元流動性，一旦美元霸權受到削弱，香港可能需要重新調整其貨幣政策和金融定位。在這裡筆者尤其建議香港的決策者將這一事項優先考慮。

區域競爭加劇：新加坡、深圳、上海等城市在金融和科技領域的崛起，對香港的區域金融中心地位形成挑戰。尤其是深圳和上海在人民幣國際化中的角色增強，削弱了香港作為「中國金融視窗」的獨特性。

政治層面的挑戰：自治與國家安全的平衡

「一國兩制」的張力：香港回歸後，「一國兩制」旨在維持其獨特地位，但近年來尤其是2019年反修例風波和2020年《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凸顯了香港自治與中央政府國家安全目標之間的矛盾。這導致部分西方國家（如美國、英國）取消對香港的特殊經濟待遇（如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進一步衝擊其國際形象。

西方干預與地緣政治博弈：香港問題已成為中美博弈的前沿陣地。美國和英國以「民主和自由」為名對香港事務進行干預，而中國則強調主權和安全優先。這種外部壓力與內部矛盾交織，使香港的政治環境更加複雜。

「一國兩制」面臨的新任務與目的：在全球多極化趨勢和中美博弈加劇的背景下，「一國兩制」是否需要承擔新的任務與目的，成為值得深思的問題。傳統上，「一國兩制」旨在通過維持香港的自治和國際性，服務於中國改革開放和與西方接軌的目標。然而，隨著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體系動搖，香港可能需要從「西方-中國仲介」的角色，轉型為「（去美化）的世界-亞洲-中國樞紐」。

這一轉型意味著，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不再僅僅作為西方資本進入中國的視窗，而是成為連接亞洲與全球非西方經濟體的重要節點，融入「一帶一路」倡議和大灣區一體化進程，助力人民幣國際化及去美元化趨勢。這種新任務要求香港在保持獨特法律和經濟體系的同時，更積極地適應中國主導的區域合作框架，重新定義其國際和國內角色。

然而，這一轉型也面臨挑戰：如何在中央加強治理的背景下，充分用好「一國兩制」的制度彈性？穆勒提出的「互生互讓」理念，或許為香港提供了一種思考方向——在多極化世界中，香港需要在「兩制」之間找到新的平衡，既服務於國家戰略，又保留自身特色。

香港在大格局中的角色

香港作為冷戰後全球化體系的產物，其過去50年的成功高度依賴於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秩序。然而，當前全球格局的變化——中美博弈、多極化、反全球化——正在重塑香港的經濟基礎和政治環境。香港不再僅僅是西方與中國的「橋樑」，而是成為地緣政治博弈的前沿和多極化世界中需要重新定位的角色。

與AfD的思想聯繫起來，香港的困境反映了全球化體系下中小行為體（城市國家或地區）對主權、認同和經濟自主性的追求。香港的未來，不僅取決於其內部政策和居民選擇，也取決於全球權力結構的再平衡。正如AfD的Hansjörg Müller與觀察者網對談時所批判的「深層政府」和西方霸權對國家主權的壓制，香港的經歷也體現了這種外部力量對地方發展的深刻影響。香港如何在這一大格局中找到新角色，將是未來幾年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之一。

作者石磊是紫荊黨政策研究院研究員。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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