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稿|立法會選舉:「年輕」不必然能成為「年輕人的代表」
來稿作者:何子煜
在社會科學的領域,如何建立一個具有解釋力(explanatory power)或預測力的模型,往往是作為學者的追求之一。學者們會致力於研究對於某一時期內的社會事實與數據的變化,了解背後造成這種變化的成因和影響因素,並歸納出較具有解釋力的論述,從而反思過去、前瞻未來。然而學者們從中最多能夠分析出一些決定性因素(Key explanatory variable),難斷言某一因素具有唯一性。
縱觀今次立法會選舉,早在提名期之前的幾個星期,「七旬黑洞」就已經形成,即七十歲以上的議員應集體退下火線,仿佛刻意提醒傳媒,年齡將會成為其中一個關注點。在提名期開展的這一周,亦有不少人聲言自己比其他人年輕,要代表年輕人聲音。
若我們以這種社會科學「解釋力」的框架套用在今次立法會選舉,第一個令筆者在意的問題就是——「年輕,就等於年輕人的代表」這一觀點是否站得住腳?年齡是否唯一的因素,甚至退一步來說是決定性的因素,來說明誰有能力代表年輕人?進一步言之,要成為年輕人的代表應該具備什麼條件?有沒有其他解釋力更強的選項?
73歲卡爾基如何成為尼泊爾年輕人選擇的領袖?
今年9月,尼泊爾爆發了全球關注的示威浪潮,最終迅速在半個月之內落幕。Z世代的尼泊爾民眾運用Discord投選出他們心目中最合適的過渡領袖——73歲的蘇希拉卡爾基(Sushila Karki)。當地記者對外地媒體分享選舉結果的時候,刻意強調了自己的觀點,記者吉姆雷(Anish Ghimre)認為卡爾基能夠獲選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民眾期待一個可以被信任和被仰望的人。而當地大學學者亦指出,Z世代的民眾之所以選擇70多歲的卡爾基,是因為她作為尼泊爾的第一位女性首席大法官,在過往工作中展現了正直和抵制腐敗的形象,切合了經歷示威後民眾的最首要的、最迫切的訴求。
筆者引述卡爾基的例子,並不是要說明香港青年與尼泊爾青年會有相同的選擇傾向,然後展望未來年長的參選人反而有優勢云云。這例子對筆者的啟發是:青年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們在意的是「參選人是怎樣的人」,而不是「參選人是什麼年齡」。如果有些政治人物純粹標榜自己年輕,並自以為這是一份「年齡優勢」,恐怕這種論述對選民來說相當蒼白無力。更甚者,這類型的文宣展現了政治人物缺乏同理心,沒有充分顧及其他年齡層看到這種「年齡優勢」論之後的感受,在無意間衍生了製造和進一步撕裂社會世代爭論的效果,筆者相信這並不是良政善治新時代所樂見的態度。
年輕人領袖更需要是擅長跨界對話的領袖
既然「年輕」不足以是年輕人代表的決定性因素(Key explanatory variable),那麼我們期待的領袖應該具備什麼條件?這讓我想起了現年33歲的美國民主黨政治人物、早在22歲便當選密西西比州議會議員的安德森(Jeramey Anderson)。作為該州歷史上最年輕的議員,安德森並不認為年輕是自己的最大優勢,而是以謙虛、謙卑的態度對待充斥撕裂的州議題。在他的第一個任期裏,他和共和黨人共同發起跨黨派平台(Mississippi Future Caucus),目標是打破兩黨對立的僵局,爭取在人力資源、醫療、教育機會、應對貧窮等關鍵取得新突破。他在很短時間內就成功爭取跨黨派的支持,通過了該州的人才挽留法案,旨在讓密西西比州的大學生更願意本地發展。
今時今日的香港,固然已經不再是以往建制派與反對派激烈對立的年代。但顯然易見的是,在不少社會議題上,各類型的政團、社會持份者都仍有明顯分歧,比如本地與外來人才的平衡與合作、文化創意領域上創作自由與限制的邊界、可持續的醫療融資保障與個人支付額度,以及尤其受年輕人關注的同性伴侶關係權利等等。筆者要強調的是,當下的年輕人更着重實效、實績,也更要求政治人物要用心破解社會上的難題,絕不是能夠輕易被片言隻語,甚至被年輕的外殼所感染的人群。作為年輕人的代表、領袖,未來的立法會議員,不但有責任為年輕人代言,要科學地、準確地反映聲音,更需要考慮跨地域、跨世代、跨專業的多元化意見,讓多方聲音能夠有機融合,最終實現議題的突破。
我們期望的,是能夠跨越對立、願意聆聽各方聲音並尋找最大公約數的領袖;我們期望的,是能夠實現轉變、結合不同想法來促成議題取得突破的領袖;我們期望的,是不只強調自己年輕的領袖,是知道「香港不只是年輕人的香港、更屬於我們所有人、所有世代的香港」的領袖。
作者何子煜是公共事務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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