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意婷

醫務衞生局近日在殮房收費政策上的反覆，完全再次體現他們在公共治理上用「精英認知濾鏡」看待問題，把基層複雜的生活困難，扭曲簡化成符合自己想法的道理。殮房使用量過高就加收費，吸煙率偏高就大幅增稅，這種「頭痛醫頭」的簡化思維，不僅導致殮房收費政策推出後被迫迅速修正，同樣在煙草稅政策上引發嚴重後果，包括兩年內稅收蒸發36億元、黑市猖獗、執法失效，政府卻仍堅持推行禁加味煙等更嚴厲管制。多場引發政策災難的根源，不在於目標本身，而在於局方精英決策模式——既不評估執行能力，也不考慮政策的多重影響，更不聆聽基層聲音，用坐在冷氣辦公室裡的理論想像，取代對香港現實的真切理解。

理論正確但執行災難

殮房收費在理論上看似合理，透過價格機制鼓勵家屬盡快領取遺體；但政策推出後才發現，當局未充分考慮殯儀業的實際運作，也缺乏與相關部門的協調，最終不得不倉促調整。而煙草稅政策又重蹈覆轍，後果更為嚴重。

2023至2024年間，政府連續兩次大幅提高煙草稅，累計升幅達73.5%，令每包20支香煙須繳稅66.12港元。理論上，價格上升應該能抑制需求；但這種理論成立的前提，是市場相對封閉，且執法足以維持價格差距。政策制定者顯然忽略了香港的特殊環境——香港與深圳的煙價差距高達四至五倍，每日跨境人次突破千萬，而執法資源卻嚴重不足。

結果正如數據所示：煙草稅收由2022/23年度的79.3億元，大幅下跌至2024/25年度的約43億元，兩年間蒸發36億元，跌幅超過45%。同期吸煙率僅從9.5%降至9.1%，幾乎沒有變化；但涉及私煙的拘捕人數由2,813人暴增至20,588人，飆升七倍。換言之，吸煙的人沒有少，只是更多人從合法市場轉向黑市。

2024年，海關拘捕逾兩萬私煙個案，但最終只起訴597人，起訴率不足 3%。在這樣的環境下，97%違法者沒有受到懲處，違法成本極低。當兩地煙價差距達數倍、每天有上千萬人往返兩地、而執法力又不足時，北上購煙或轉向私煙市場，對市民而言幾乎是「理性」選擇。政策制定者似乎忘了，香港不是孤島，而是與深圳一橋之隔的邊境城市。這樣明顯的經濟現實，真有被認真考慮過嗎？

精英視角下犧牲基層

政府在政策思維上最令人詬病的，是決策精英對基層生活的漠視與誤解。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在立法會答覆中表示：「衡量煙草稅效益，應看能否減少吸煙人口，而非稅收多寡。」這句話正好暴露出精英決策者的根本盲點——公共政策從來不是追求單一目標，而是需要在健康、經濟、財政與社會公平之間取得平衡。對「健康目標」的過度執着，反而遮蔽了對基層現實的理解。

若政府真的只在乎「公共健康」，按同樣邏輯，是否應該禁止快餐、對零食徵收懲罰性稅項？抑或全面禁酒？這些問題同樣關乎慢性疾病與醫療負擔，但政府卻只選擇對吸煙者重罰。

煙草稅是一種典型的累退稅。對月入15,000元、每年吸煙開支約13,000元的基層工人而言，稅負相當於一個月工資。當價格暴漲，低收入吸煙者往往只能在兩難中掙扎：要麼削減食物、醫療等必要開支以維持習慣；要麼冒險購買私煙。

政策制定者可曾走進深水埗的茶餐廳、觀塘的地盤，親耳聽聽這些吸煙者的故事？正如殮房收費政策忽略了弱勢群體的支付能力，煙草稅亦反映同一盲點——坐在冷氣辦公室裏，只看見「吸煙率」數字，卻看不到基層的生活壓力。這種以「為你好」為名的家長式思維，把懲罰性稅收合理化，假設基層市民無知、不理性、需要被政府強迫做「正確」選擇。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這些制定政策的精英多數本身不吸煙、薪厚位高，完全不受影響。當他們高舉「公共衛生」的大旗時，付出代價的卻是無力選擇的基層。這種精英與基層之間的冷漠落差，才是公共政策最大的失衡。

目標混亂卻削弱競爭

若政府真的只在乎「健康目標」而不在乎稅收，那為何不乾脆全面禁煙？事實上，政府既想維持稅收，又想佔據道德高地。在財政赤字突破千億、樓市低迷導致印花稅與地價收入銳減的情況下，煙草稅仍是重要收入來源之一。醫衛局長卻表示「不在乎稅收」，這不僅自相矛盾，更暴露政府內部的目標混亂。

被忽視的「36億元稅收損失」其實意義重大——這筆金額約等於8,500名註冊護士的年薪，或能為300萬名長者每人發放1,200元補貼。在財政吃緊的今天，對這樣的金額輕言「不在乎」，是對納稅人的不負責任。

城市競爭力的維度，同樣在政策設計中被完全忽略。香港號稱「亞洲國際都會」，夜生活與酒吧文化是旅遊與商務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政府計劃於2027年全面禁止加味煙（包括薄荷味），是否評估過對相關行業的影響？當蘭桂坊、尖沙咀的酒吧無法合法提供加味煙，客人自然會轉向黑市，或乾脆前往深圳、澳門消費。

事實上，深圳煙價只是香港的四分之一甚至更低，加味煙種類齊全；跨境交通每日上千萬人次往來。在這種差距下，香港卻選擇以最高煙價、最嚴禁令、最弱執法來管制市場，等於主動把消費力拱手讓給深圳。

政府一邊高喊要吸引人才、推動夜經濟、保持「國際都會」地位，一邊又以全球最嚴厲的煙草管制實際趕走消費者與商務旅客；一邊強調財政赤字嚴重需要「開源節流」，一邊放棄36億元稅收收入還聲稱「不在乎」。

香港究竟要成為什麼樣的城市？要走什麼樣的經濟路線？這些問題，政府迄今仍給不出清晰的答案。

香港到底要走哪條路？

煙草稅政策的混亂，折射出決策精英對「香港要成為什麼樣的城市」的根本迷失。

若要成為控煙典範，就應提供足夠的戒煙支援與公眾教育，而非以懲罰性高稅迫使基層屈服；若要維持財政收入，就必須面對邊境城市的現實，將稅率調整至可執行水平，同時大幅強化執法；若要保持國際都會競爭力，就應在自由與規管之間取得合理平衡。

然而政府的取態充滿矛盾，既想佔據道德高地，又不願放棄稅收；既要嚴厲管制，又難以提供足夠執法資源；既想吸引人才和旅客，又不斷收緊消費空間。結果是全面失衡——控煙未達標、財政失收入、城市競爭力下滑，而基層市民成為最大的輸家。

讓政策回歸現實與理性

殮房收費事件能在數日內修正，證明政府仍具備糾錯能力；然而，煙草稅政策的持續失敗顯示，問題不止於單一錯誤，而在於整個政策思維模式。當局應暫緩加味煙禁令，並對現行煙草稅制度進行全面檢討，同時建立長遠而健全的決策機制：

第一，充分公眾諮詢。 重大政策不應倉促推出，更不可忽略58萬煙民及受影響行業聲音。必須讓業界與基層有充分發表意見的時間與渠道。

第二，全面政策評估。 不能只看醫學理據，更要衡量執行能力、經濟影響、財政後果、社會公平與城市競爭力。跨部門政策不能由單一部門主導，需多部門協同決策。

第三，明確政策目標。 政府必須誠實回答：香港是否仍依賴煙草稅收入？如果需要，就應將稅率調整至可行水平、加強執法、暫緩新限制；若不需要，就應全面禁煙，補償受影響行業，並承擔財政後果。「既要又要」的思維必須終結。

36億元稅收流失不可能以「多方面因素」搪塞，這是精英脫離現實、漠視基層、執迷單一目標的慘痛代價。香港並不需要更多高高在上的道德口號與管制，而是需要真正貼近民生、尊重現實、平衡利害、放下精英傲慢的治理智慧。

作者彭意婷是「新思維」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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