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海明｜寰海明察

在全球經濟深度調整與區域格局重塑的浪潮下，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與營商中心的戰略地位，再次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特區政府最新發表的《香港營商環境報告》顯示，香港憑藉制度穩定、法治健全、金融自由與高度國際化等核心優勢，正穩步重拾增長動能。截至2024年底，駐港境外公司總數達9960間，資產管理總值突破35萬億港元，基金淨流入按年勁升285%。這一系列數據，不僅彰顯香港仍是全球資金與企業信心的聚焦點，更鞏固了其作為「企業投資首選地」與「內聯外通樞紐地」的戰略角色。

在地緣風險頻繁、供應鏈重構的國際環境下，香港未來若欲持續鞏固其區域競爭優勢，有需要從傳統制度優勢邁向以數字驅動的新型營商制度轉型。

「營商環境」這一概念由世界銀行於2002年首度提出，原用以衡量企業從設立、營運到退出所面對的制度安排與交易成本。該框架透過《Doing Business》報告，曾成為各國推動市場改革與吸引外資的重要參考。然而，隨著數字經濟席捲全球，舊有評估方式已無法全面反映企業在數碼條件下的實際挑戰。為回應此一變化，世界銀行於2021年正式啟用更具前瞻性的《Business Ready》（B-Ready）評估體系，涵蓋如數據治理、平台規則、數碼基建與數字化程度等多維度指標。更早於2018年，世界銀行已推出「數字營商指標」（Digital Business Indicators），將數據保護、競爭政策、數字基建、稅務便利與平台治理納入五大核心評估範疇，並在21個國家展開試點評估，為全球制度競爭設定新標準。

數字營商環境的構建，已迅速躍升為全球經濟治理的新制度制高點。自2020年以來，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多個國際重要場合反覆強調「優化數字營商環境」的戰略價值。他亦進一步強調，要「加強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促進新技術傳播和運用，努力構建開放、公平、非歧視的數字營商環境」。這一系列重要論述，充分展現了中央對數字營商環境的高度重視，更標誌著這一理念已不僅是對傳統行政效能的技術升級，更是對政府治理模式、市場規範與企業經營邏輯的根本性重構與制度創新。

政務數碼化未實現「一站式」服務

根據《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研究指出，一個地區的數字營商環境質量，直接影響其吸納數字資本、平台技術與創新企業的能力，並與其創科潛力、制度透明度及資本效率高度相關。數字營商環境已不再是「加分項」，而是未來城市競爭力的基礎設施。

儘管香港在法律制度、金融體系、貿易自由等方面擁有深厚基礎，但現階段在數碼基建、政務數碼化、數據流通制度與平台規則治理等方面仍有待突破。例如，跨境數據流通制度尚未健全，政務數碼化仍未完全實現「一站式」服務，這些問題均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企業的數字轉型意願與競爭力。這不單是營運層面的挑戰，更是制度設計尚未與時俱進的體現。

從理論層面而言，新制度經濟學（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明確指出，制度安排在經濟體系中扮演配置資源與約束行為的核心角色。制度若能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institutional transaction costs），例如資訊搜尋成本、契約執行成本與機會主義風險，則可顯著提升市場效率與經濟整體生產力。信息不對稱理論（Theory of Asymmetric Information）亦進一步強調，在資訊分布不均的情境下，制度透明度與可信度愈高，愈能促進市場參與者之間的信任，抑制逆向選擇與道德風險等現象。由此可見，制度品質不僅影響資源配置結果，更深刻地塑造了企業家行為模式與創新誘因結構。

在這一脈絡下，數字營商環境的建構可被視為制度創新的具體實踐，其不僅是傳統行政程序的數碼升級，更是透過新興數字技術——如大數據分析、人工智能驅動的決策系統、區塊鏈所提供的去中心化信任機制——對制度效率與契約治理邏輯的深度重構。這些技術工具有助於提升制度的可執行性與公信力，從而降低不確定性、強化契約履行與風險控制能力。實證經驗亦顯示，當一個地區的數字政務水平與數碼基礎設施達到一定門檻時，企業對創新投資與資本性支出的期望收益將顯著上升，進而提高其風險承擔能力與長期資本配置意願，吸引具備戰略性、長周期特徵的高質量資本流入，形成制度創新與產業升級的良性循環。

在國家「十四五」規劃中，「優化數字營商環境」已被上升為國家戰略層級的核心任務，並與推進數字經濟融合、建設現代產業體系形成高度銜接。這一戰略佈局充分體現了中央對制度創新與數字化治理的高度重視，標誌著數字營商環境不再僅是行政效能的提升工具，而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制度基礎與發展引擎。從宏觀層面觀之，數字營商環境可有效激發市場活力、釋放內需潛力；從中觀層面看，其有助於構建創新驅動型產業集群，促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而從微觀角度而言，則能顯著降低中小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營運效率與資源配置彈性，進一步鞏固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展望國家「十五五」時期，隨著全球數字經濟競爭日益加劇，以及中國制度型開放戰略的推進，數字營商環境的重要性將進一步提升，預計將被納入未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框架。未來的規劃勢必更強調制度適配性、數據要素流通性與平台經濟治理能力的全面升級，從而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預期的數字制度環境。這不僅是回應國內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需求，更是在全球制度競爭中塑造中國制度型話語權的關鍵舉措。此對香港而言，這一歷史進程同樣是重大機遇，唯有主動銜接國家戰略、深化制度創新，方能在未來全球數字經濟版圖中佔據制度優勢高地。

展望未來，香港要打造具備全球競爭力的數字營商環境，應考慮從五大方向同步推進：一是加快數碼基建升級，包括5G、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平台等，打造高效、穩定、低延遲的營商底座；二是深化政務系統數碼化改革，實現「一網通辦」「一證通行」「免申即享」，提升企業辦事效率與體驗；三是建立本地化數據法規體系，明確數據資產屬性與跨境數據流通邊界，平衡創新應用與隱私保護；四是設立中小企業數碼轉型基金，提供技術支援與人才培訓，降低其數碼轉型門檻；五是完善平台經濟治理，規範大型平台責任，創造公平透明的市場競爭環境。

同時，香港亦應主動借鑑內地與國際先進經驗，推動「數字政府」與「智慧治理」的深度融合，實現由部門驅動向數據驅動的制度性轉型。例如，上海的「一業一證」改革通過整合多部門審批流程，降低企業開辦門檻，提升行政效能；新加坡的「智慧國家2025」戰略則通過建構統一電子身份、數據共享平台與數碼支付體系，營造出一個高信任、強協同的營商與治理環境。在這一發展脈絡中，數字化不僅是工具層面的升級，更是制度治理邏輯的重構。香港若欲在全球數字經濟競爭中維持制度優勢，須從制度底層邏輯入手，構建以平台為基礎、數據為要素、算法為驅動的治理模式。

「親而有度、清而有為」的政商關係

作為內地最具代表性的智慧治理實驗之一，浙江杭州的「城市大腦」亦提供了深具啟發性的樣本。筆者近期曾赴現場參觀杭州「城市大腦」，該項目通過整合交通、醫療、政務、安全等多源數據，構建城市級的運營中樞，實現實時決策與智能調度。具體而言，其交通模組已使主幹道通行效率提升約15%；政務模組則實現「最多跑一次」，極大提升群眾辦事體驗；在公共安全方面，透過數據智能預警亦顯著提升應急反應速度。這種以數據驅動、算法決策、平台支撐為核心的新型治理機制，標誌著城市管理從「被動響應」邁向「主動感知」。這種以數據為要素、算法為工具、平台為基礎的智慧治理模式，已超越傳統部門分工與人工作業方式，為香港特區政府未來推動「數字政府」建設、實現城市治理現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參照與技術啟發。

在政商關係層面，數字技術同樣可發揮關鍵作用。特區政府可進一步運用數字技術，提升政策執行的透明度與可追溯性，有效壓縮尋租空間與減少制度灰區，推動行政決策的法治化、規範化與標準化。結合政企互動平台與精準政策評估機制，政府可更高效地掌握企業訴求與產業動態，提升政策回應的靈活性與針對性。在此基礎上，構建以「公開、透明、可評估」為特徵的政商互動制度，將有助於鞏固「親而有度、清而有為」的政商關係格局，從而打造一個低干預、高信任、重效率的制度型營商環境，為香港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可持續的制度支撐。

數字營商環境的優化，並非可有可無的選項，而是香港未來繼續保持國際競爭力、強化國家戰略支點功能的關鍵工程。在全球制度與科技競賽日益激烈的當下，香港若要發展成為國際創科中心，必須改革，主動識變、應變、求變，以制度創新引領經濟高質量發展。未來的香港，應不只是資本的避風港，更要成為數據的自由港、創新的策源地、跨國企業的理想港。

作者梁海明是絲路智谷研究院院長。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