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政策倡議研究所（ASAP）專欄｜張博宇、張芷萱

很多危疾最可怕的不是難醫，而是發現得太遲。這不是一句老生常談，英國一項研究顯示，就外科手術而言，每延遲四星期，死亡風險上升6%至8%，而就部分需要系統性治療的疾病而言，風險最高可上升至28%，而且這種風險會隨延遲時間持續攀升。換言之，疾病本身固然兇險，但真正能令結果出現轉機的，往往是「發現的時間」。

全球醫療轉向：從「有病才治」到「未病先知」

世界衞生組織（WHO）倡議，預防是在對抗非傳染病時極具成本效益的策略，而早期發現和及時治療則是箇中關鍵。若能及早診斷出癌症，則能有效提升治療效果並降低治療費用。WHO指出，在高收入國家的研究中，早期確診癌症患者的治療費用，僅為晚期患者的四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NCI）一項涵蓋45年數據的大型模型研究顯示，在乳癌、子宮頸癌、大腸癌、肺癌及前列腺癌五大癌症中，1975年至2020年間合共避免的死亡個案中，有八成能夠歸功於預防和篩查措施，而非單靠治療技術的進步。這與大眾普遍認知有別：要提升治療水平，著眼點不止在治療上進行革新，預防及早期發現也是不容忽視的關鍵要素。我們相信這亦是未來提升醫療效益和市民健康福祉的分水嶺。

香港臨床經驗：篩查既「找病」更攔截病變

大腸癌於本港致命癌症中位列第二，政府自2016年起便推行大腸癌篩查計劃，截至2024年的數據顯示，通過篩查計劃確診的大腸癌個案中，56%屬於早期個案，相比沒有經過篩查而確診的個案中不足四成屬於早期，篩查計劃確實能夠進一步及早發現癌症患者。

本港自2021年開展的乳癌篩查也有相似的印證。乳癌作為本港女性最常見的癌症，根據第一階段乳癌篩查先導計劃的數據顯示，經篩查發現的乳癌個案中，97%屬第二期或以下的早期癌症。因此篩查最關鍵的作用是能夠在病變尚未惡化時便將其攔截，早一天發現危疾，就為治癒創造多一分可能。

「預防」應該走在「治癒」前面

癌症以外，更能夠突出提早發現的關鍵作用的便是認知障礙症。患者在認知上的退化最初可能並非始於外顯行為，而在於腦部深處的生理變化。當一位長者開始覺得「記性好像變差了」，在傳統認知測試中可能仍然「合格」，但大腦內部或許早已出現病理變化。正因為傳統評估存在這個盲點，認知障礙症往往要等到病情進一步發展，才能被正式確診，可能已經錯過最佳的介入時機。

儘管目前認知障礙症並沒有根治的辦法，但這恰恰更能突出提早發現的價值。《刺針》（The Lancet）認知障礙症委員會在2024年發表的最新報告中指出，透過干預14項可調控的風險因素，如教育程度、聽力損失、吸煙、缺乏運動和社交孤立等，有機會預防高達45%的認知障礙症個案。這代表如果能夠在早期識別出高風險人士，及時調整生活方式並配合適當介入，結果可能截然不同。

讓「及早知道」取代「知得太遲」

近月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心理學系公布一項研究，當中利用一種名為「功能性近紅外光譜」（fNIRS）的非入侵性技術，配合演算法為151名參與者進行檢測。所有參與者在傳統的蒙特利爾認知評估（MoCA）中均屬「沒有認知障礙症」。然而，在fNIRS的檢測下，那些自覺記憶力明顯變差，即有「嚴重主觀記憶下降」但認知測試仍屬正常的人士，其腦部血氧反應模式竟然與輕度認知障礙患者相似。研究團隊用了一個生動的比喻來解釋，「就如一架老爺車和一架跑車在平路上行駛時，很難區分性能。但一到上坡路，差異便一目了然。」透過讓參與者進行不同難度的記憶任務，再觀察腦部的血流動力反應，研究團隊成功在傳統評估無法偵測的臨床前期階段，識別出高風險人士。

可見，在現有評估辦法中得到「合格」結果的人士，不一定完全沒有罹患認知障礙症的風險。過去，認知障礙症往往需要等到病情進一步發展才能確診，而這項技術有望將識別窗口大幅提前。這與以往極力打破認知障礙症沒有根治治療辦法的醫療創新方向不同，通過更早一步識別潛在患者，用「預防」替換「治癒」，讓「及早知道」取代「知得太遲」。

醫療創新價值：把診斷時間線推前

醫療創新最深層的價值，並不只在於開發一種新藥、一項新療法，甚至不只在於某台儀器能偵測到更細微的病變訊號。它更根本的意義，在於重新定義「醫療介入的時間點」，把整條診斷時間線系統性地往前推移。當我們能夠在癌細胞尚未擴散時發現它，在腦部功能尚未明顯退化時偵測到變化，整個醫療模式便從「被動治療」轉向「主動預防」。

在傳統框架下，醫療資源的討論圍繞着病床數目、手術室輪候時間、藥物開支。這些固然重要，但它們處理的都是「已成事實的疾病」。「有病才治」在面對癌症、腦退化、心血管等重症或慢性病時可能會令患者錯過黃金治療時間，因為疾病開始潛伏與症狀初顯的時間往往並不同步。因此醫療體系需要把目光移向上游，每一個在早期被發現的個案，都代表着未來若干年的重症住院、密集護理和長期用藥的需求，而及早發現則能讓這些醫療負擔在疾病真正發生之前被化解。這是醫療體系中極具槓桿效應的投資點。

「早知道」 V.S.「及早知道」

病後才反思，「早知道」就成了千金難買的後悔藥；反之，倘能實踐到位，「及早知道」卻能實實在在為個人和社會長遠省下千金萬兩。

在健康面前，「及早知道」本身就是一種強大力量。但這種力量，並不會自動降臨：它需要科研的持續突破，讓偵測工具更精準、更可及；需要公共衞生框架的配合，讓篩查計劃有足夠的覆蓋和持續性；更需要每一個普通市民，願意認真對待身體傳來的那些細微訊號，而不是習慣性地以「忙」或「應該沒事」一筆帶過。

作者張博宇為亞太政策倡議研究所ASAP研究總監；作者張芷萱為亞太政策倡議研究所ASAP研究員。

亞太政策倡議研究所（Asia-Pacific Society for Advocacy and Policy, ASAP）結合嚴謹精闢的公共政策研究及積極倡議策略，將實證研究轉化為政策推動力。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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